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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傳統觀念的纏夾不清

思想史上，道義與錢的所謂“義利之辨”，曾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論爭。墨家想用“兼相愛，交相利”將兩者統一，賈誼、柳宗元、王安石、王艮、戴震等揭竿響應，但卻始終未成氣候。正統之說是儒家的重義輕利、崇義貶利。孔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⑷定了基調，孟子揚其波，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⑸董仲舒將其正統化為：“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⑹到了朱熹，則把貴仁義、輕錢財之說推向極端，公然提出“存天理，滅人欲”。⑺于是，在正統觀念中，錢不僅與仁義不相容，而且成了齷齪之物，正人君子觸之則覺人格萎縮，言之則覺境界低下，即便是“五四”一代新的智識者，也脫不開這傳統的慣力。

《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便是這樣一個典型。他口不言錢，手不留錢，“有錢即隨手散去”。無疑，這比起“一生的事業是在逐出那一個借住著的老女工”的堂兄來，是俠腸義膽的，但他在意識層面上對錢的公然漠視，卻構成了他日后不能自拔的陷阱。我們不排除陰險的S城對他在上的排斥和在上的鉗制——因發表議論而被校長辭退，但我們也不能原諒他如此缺乏經濟頭腦，以致突然之間“連買郵票的錢也沒有”了。即使山窮水盡，他依舊恥于言錢。他的朋友申飛是心有靈犀的，眼見著“空空的書架，也記起汲古閣初本的《史記索隱》”，卻只用了“你的客廳這么荒涼……”中的省略號代替了賣書換錢之事。直到申飛要動身，魏連殳才深夜趕來，吞吞吐吐地說出了要鈔寫掙錢之事，可謂石破天驚，使申飛詫異得“一時說不出話來”。

沒有任何先兆，魏連殳突然成了“經濟巨人”，“每月的薪水就有現洋八十元了”。按理，這錢是他“要活下去”的救命草，但實際上，那錢卻成了他的催命符。他以一種變態的方式，拼命要散去這希望得到卻又不愿如此得到的錢：“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終日猜拳行令，東西買進賣出，仙居術滿院摔，誰嗑頭便有賞賜……直到他自己折騰得吐血、躺倒、死去。耐人尋味的是，魏連殳生命的終結，不是在山窮水盡之際(像孔乙己、阿Q那樣)，而是在“柳暗花明”之時，他的生命全程的經濟曲線是：有錢——沒錢——有很多錢。那么，折磨他的魔鬼是什么呢?“君子謀道不謀食”，“舍生而取義者也!”他無法剔除這種文化積淀，以從杜師長手中拿錢為恥，寧愿以死明志。可惜，他全不知細看一下古今儒者們是怎樣為食佳果、沾利益而“唱贊道引”⑻的，否則不會如此輕生。

另一個例子是《一件小事》。如果我們擋住這個作品的背景而直觀這件“小事”時，不能不會發覺到，這也是一個義利間價值判斷的故事。第一次判斷來自“我”親眼所見：料定那老女人沒傷，車夫無責任，停車扶人會節外生枝。這里，道義與錢是持衡的。但車夫非要“自討苦吃”，放下買賣，扶老女人向巡警分駐所走去。潛臺詞表明，車夫是重義輕利的。于是，“我”的第二次判斷在意念中形成：以為車夫“須仰視才見”。于是抓出一大把銅元想表示敬意，在無意之中再次想使錢與道義持衡。但“風全住了，路上還很靜。我走著，一面想”的第三次判斷，卻又打破了義利平衡，以為那錢是對“須仰視才見”的義的侮辱。

周作人站在傳紀批評角度，對《一件小事》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我們說《一件小事》于生活常理有礙，是因為敘述者在敘述故事時不經意流露出的崇義貶利的思想，還不能牢固樹立錢可以“作為一般等價物”⑼的概念。按理，車夫讓道、停車、扶人已盡道義，或繼續拉買賣，或給伊些錢算撫慰，完全沒必要去巡警分駐所接受仲裁，那是何等去處!魯迅日記1913年2月8日就有：“晴，風。上午赴部，車夫誤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數人突來亂擊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嘆。”非到“野狗”處破財尋義，的確大可不必。而最不可思議的，是“我”對自己“沒有思索的從外套里抓出一大把銅元”的內疚。其實，這掏錢的下意識是對的，明確地指示著價值交換與價值補償的原則：一來這錢是常“因為生計關系奔波”的“我”掙來的，可以作為崇敬的表示；二來車夫已把人拉近S門，理當付錢。從物質上講，車夫要養活自己，老女人需要補償，給錢當然是救燃眉之急；從精神上講，資助獎掖行為高尚者，古今中外都是天經地義，何苦惴惴不安?在人的心理上，“一旦精神能量集中于意識活動，那潛意識的活動就會遭到損失，反之亦然。”⑽“我”被擠壓出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意識活動，使并非錯誤的潛意識活動遭到了懷疑和損失，無端于“國家大事”之外，又多了“一大把銅元”的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