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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零度寫作審美現代性羅蘭·巴爾特文本

論文摘要:羅蘭·巴爾特的零度寫作理論，在強調不含思想感情的零度的、中性的寫作同時，提倡自由的語言形式和語言結構表現，在主張寫作主體消解的同時，又試圖通過作家的風格間接地表現主體的思想情緒和觀念意圖，表現出零度寫作理論豐富的內涵與深刻的美學思想以及審美現代性。

羅蘭·巴爾特《零度寫作》寫于20世紀50年代，其寫作的主要目的是同當時法國左翼文學批評的領袖薩特進行對話。薩特在《什么是文學》這篇論文中強調了文學的功能是恢復世界的本來面目，文學必須“根植于人類自由”的基本觀念。巴爾特則對文學表現主體性思想持不同意見，強調寫作的無主體性。他提出的“零度寫作”的文學觀就在于從根本上推翻了薩特的為誰寫作的命題，從而確立了一種新型寫作觀。但是，長期以來在文學界與評論界一直對羅蘭·巴爾特的這種零度寫作觀持不同見解。有人認為，只要是作家寫作就不可能是零度的、不含思想感情的寫作，任何文學作品都包含有作家主觀的觀念意圖和感情色彩，所謂主體退出的一種沉默的零度寫作是不可能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巴爾特理論的一種誤解。當我們重新進人巴爾特零度寫作理論的文本世界時，它的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深刻的辯證美學思想，并不是一句不含思想的寫作所能概括的。

巴爾特在《零度寫作》中稱“零度的寫作根本上是一種直陳式寫作”，是沒?有語式的寫作，類似于新聞式的寫作。巴爾特認為寫作類似于語言的中性項和零項，并將自己的這種發現引人寫作和語言文學領域，冠之以“零度寫作”。

在我看來，巴爾特的零度寫作理論包含了三個方面的了一個對現實世界的一切抱“無所謂”態度的默爾索形象。加繆讓人物以存在主義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著，不介人不評判。巴爾特認為加繆實現了一種作者“不在”的風格，一種不介人的零度寫作;第三，零度的中性寫作具有工具性特征。即作為業余的首要條件的語言形式的工具，驅除了古典寫作中的目的性和意圖性。它是作家一種全新的使用語言的方式，即采取一種中性的零度寫作并擺脫了某種典雅或華麗的風格，以及消除了個人情緒的介人。因而，語言不再是沉重的、單義的、觀念的，而是處于一種純中性的可變形式的狀態。當寫作的語言工具不再為社會意識形態所利用，不再具有功利性時，作家才可能完全自由地寫作而不必受制于社會和階級意識。這種全新意義上的中性零度寫作中的工具性美學色彩的表現，誠如巴爾特所說:“于是文學被征服了，人的問題敞開了，并失去了色澤，作家永遠是一個誠實的人”。由此看來，巴爾特的零度寫作的核心強調中性的隱含作家主觀意圖的寫作，明確提出了“文學是一種語言學問題”。

巴爾特從語言學角度來論述文學與寫作，認為寫作是一個符號系統(writingisasystemofsigns)，其本質是純粹的語言學范圍的活動，一種不及物的活動。文學既不是指向客觀實在，也不是指向心理的主觀表現，寫作活動本身成為了文學的核心。不及物寫作是對零度的中性寫作，作家的不“在場”的一種語言學意義上的深人論證。零度寫作就是一種不及物寫作。巴爾特認為，不及物寫作(in-transitivewriting)則是作者(author)寫作。作家所致力于的是“怎樣寫”，強調的是“寫”本身的行為動作。

顯然，無論是零度寫作也好，抑或“白色寫作”，不及物寫作。巴爾特所強調的是在文學向語言學回歸的過程中，作為觀念意識代言的主體的消解。作家不再去承擔社會和倫理的重擔。而是在寫作的空間中，提倡一種白色的或零度的寫作，一種無動于衷而放棄責任的寫作，作家退出了作品，成為了一種完全意義上的“缺席”。但是，在作家的寫作實踐中，這種所謂的“白色寫作”是不現實和不真實的。因為它所具有的自由形式誕生于不確定的語言領域中，這種語言囚為與思想和現實的完全中斷，使得它重新成為自己的“形式神話的囚徒”。因為它又重新創造了一種完全中立的、與任何思想無關的、完全客觀的“中性寫作”的“神話”，但是，人不可能逃離其社會和心性價值。一個人除了所謂政治、革命、階級、思想等規定性以外，他在操持著語詞的組合同時，也在充分確定和表現著自己的全部歷史，因為人畢竟是由語言呈現和界定的。在巴爾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無語言的思想，也不存在無思想的語言，因此文學同形式的分離，它僅僅是書寫的類別，然而語言本身卻包含著深刻的經驗?；蛘呤钦Z言本身帶出了文學在當代的全部困境，文學被導向語言問題，同時也被導向四分五裂的生存圖景。

零度寫作理論本身受攻擊最大的一點是主體消失論，中性的零度寫作常常被稱之為取消了作家作為創作主體的作用，作家只是書寫的工具。其實這是對零度寫作理論的一種誤讀。一方面，作為文學寫作的主體概念，對于古典寫作中具有特定的先驗思想和社會觀念的主體，對主體而言，在巴爾特的去意義而又唯語言的形式寫作理論中，其地位作用的確是被消解了，主體被掏空了。文學不再是社會、階級或作家的了，不是主體左右的作品，“文學應成為語言的烏托邦”。在巴爾特看來，在文本中作者的作用是使語言統一起來。所有的文本的表達都處于一種有序的語言結構之中，主體所面對的不是社會、意識，而是處于語言之中。作為文學主體的語言，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系統，不是主體控制語言，而是語言控制和制約主體。任何一個文本，從形式的角度來說，其實都是語言的各種組合，永遠也不可能沖出“語言的牢籠”，任何一個新的文本，都是以過去的文本作為參照而形成的對語言字詞的一種新的組合表現，即各種文本都是一種“互文性”或“文本間性”。

另外，在巴爾特的“可讀的”和“可寫的”這組范疇中，涉及到的美學層面是非常廣闊的，它反映了古典美學的一些基本信念的消解以及現代新的美學觀念的確立。其核心乃是那種中心化的權威性的東西受到嚴峻的挑戰。同時也是對古典美學中的主體性觀念的顛覆，那種絕對的個體主體性或反思主體的概念受到了質疑。交互主體性的思想在“可寫的”文本觀念中得到體現。文本的意義不是固定在文本中，而是要通過讀者自己的“生產性”活動而產生。這包含著兩方面:一方面，讀者被提升到和作者平等的地位，中心化的特權主體不復存在了;另一方面，意義不再是作者和文本自身的擁有物，毋寧說是讀者自己的發現和創造。于是，意義便從古典的文本中心或作者中心轉向了讀者的“生產性”過程?！斑@些現實是對傳統的美學觀的有力顛覆，它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審美現代性所蘊涵的平等，對歧義的寬容，交互主體性，交往對話等觀念”。巴爾特零度寫作理論的提出，其實是對文學史上寫作理念相對于主體的束縛而言的，是經過寫作和文學的辯證歷史的考證之后而形成的一種對現寫作作狀況的描述。

然而，無論從哲學、美學還是語言學的層面，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巴爾特本人對零度寫作局限性的一種認識。首先，在巴爾特看來，如果文學或者寫作真的是以零度的、白色的中性寫作為準則的話，在作家獲得了充分的語言自由的同時，在語言形式代替文學內容的話語體系以及一種清新的形式主義審美觀念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同時，那么也預示著一種新的寫作模式在語言領域中的誕生。然而一旦新的寫作模式出現，它本身就會以一種語言形式的神話去規范并影響著作家，即使是作家自己，也會被自己所創造的語言形式的規范所禁錮。因而，巴爾特在闡述了他的零度寫作觀點以后，緊接著就說:“不幸，沒有什么比一種白色的寫作更不真實了，在如下的領域里逐漸形成了一些自動作用，在這里首先有一種自由，一套凝結的形式越來越具有話語最初的清新性;一種寫作重新誕生于一種不確定的語言領域中，達到經典水準的作家成為其原初創造的模仿者，社會從這位作家的寫作中創造出一種方式，并使他重新成為他自己的形式神話的囚徒。其次，我們也可以說，巴爾特零度寫作理論的提出，僅僅是就文學的性質所具有的語言的本質屬性而言的。表現為巴爾特試圖將語言從古典寫作中的特定意識形態的工具性，收回給語言的自然屬性的意向中。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巴爾特零度寫作的另一面，即當語言不再為某一特定時代、特定階層和特定的社會意識所專斷時，當語言真正回歸它的自然屬性、它的原初的、零度的語言狀態時，同時又哲學地、辨證地表現出語言的無所不含的屬性來。也即是說，當寫作語言真正是零度的自然語言時，不再僅僅指涉單一社會意識時，那么就意味著自然語言結構指涉和包含著整個社會和歷史的語言。因此，巴爾特說:“文學承擔了在一切其他信息之前直接報導成熟之人的情境的任務，這些人都處于他們的階級、地區、職業、傳統和歷史的語言結構之內。在這里我們明顯看出巴爾特的零度寫作理論中一以貫之的思想:即首先，一切都是符號，符號之外無他物。符號總是受制于權力話語及其壓抑。其次，既然任何權威話語都是權力話語，那么，自由就只能是一種從權力中解放出來的能力，是避免對別人施加權力的能力。語言形式的本身就包含了無限的思想性，語言形式的選擇并不排斥理想，因為建立在社會言語上的文學語言永遠擺脫不掉一種限制它的描述性質。與傳統不同的只是它不表現單一的特定的思想意識，轉而去表現更豐富多姿、更多樣化、更自由化的廣泛的社會的思想意識。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巴爾特說:“當作家采用人們實際說著的語言，即當它不再是生動描繪的語言，而是包含了全新社會內容的基本對象的語言之時，寫作就把人物的實際言語當成了他的思考場所。文學不再是一種驕傲或避難的場所了，它開始變成一處傳達清晰的信息的行為。”當語言擺脫了某種特定思想的束縛后，它同時又成為了人類思想的棲息地，自由的思想之國。

照理說，這種自由只能在語言之外存在，但是，巴爾特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出現了一個悖論:語言是一種壓抑，而反抗這種壓抑又只能借助于語言自身。解決這個悖論的唯一途徑就是文學。他說道:“這種有益的詭計，這種逃避，這種宏偉的欺騙，允許我們在權力限制之外和語言永恒革命的輝煌中來理解言語。我把它稱之為文學。”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自現代主義藝術以來的一個基本主題:通過藝術形式的游戲來對抗和顛覆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文化。巴爾特主張把文學變成為一個能指的游戲，通過詞語之間多種意義的無窮替換，最終實現文學的政治潛能。很明顯，巴爾特是想建立一個語言的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里，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語言和欲望，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寫作和讀者。文學成為一場多樣化的演習，這一切和壓抑性的規范語言和權力壓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八奂苏Z言的不純粹性，使語言學成為無用之學，使信息直接訛誤:只有多種欲望、恐懼、幻影、威脅、進度、奉承、抗議，超越和侵略。它們是活潑的語言所創造的各種各樣的音樂”。體現出典型的后結構主義的觀點?！鞍蜖柼厮瞥绲牧愣葘懽髦皇窃跒跬邪畹囊饬x上，在一種審美的意義上，在虛無的意義上才可能存在，正是這樣，寫作的零度與其說是實踐的、科學的、冷靜的，還不如說是美學的、想象的和烏托邦的，與其說是理性的，還不如說是小說性的。

巴爾特將文學歸之于語言學，試圖在語言與意識形態的分裂中獲得一種語言的自由，在對普遍的自然而自由的語言追求中，來期待實現人的絕對自由和平等社會到來。從零度寫作理論中可以看出，在巴爾特的思想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就是抗拒意義的暴力。多少世紀以來，這種暴力以非此即彼的先在模式來決定意義。而多元的文學和解釋，正是語言的烏托邦，它提供了一種從現存的物化的社會文化語言中解脫出來的可能性。于是，語言的烏托邦就是實現夢想的唯一一條途徑。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巴爾特那里，傳統美學那種確定的中心化和實體化的意義便被解構了，無論是作者還是文本，都不再具有對某種意義的絕對壟斷權。意義是主體與主體或主體與對象之間的對話，協商和活動的產物，是一種開放性和生成性的生產過程，而不是封閉性和已完成的東西。如果回到美學命名之初，這種對審美的現代性理解揭集了一個重要觀念，那就是審美思維對差異或歧義的寬容正是審美現代性的特征之一，它呈現為多元性或多義的包容涵納，對歧義的寬容，作品的意義有無窮闡釋的可能。保留歧義和多元，捍衛寬容和差異，這正是審美現代性在表意實踐和思維范式上的體現，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巴爾特斷言:“文學應成為語言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