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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翻譯風格的傾向性、互補性和多樣性來闡述翻譯者的個人風格在翻譯過程中是如何參與其事的,并大膽地提倡要重視譯者個人風格的追求。

[關鍵詞]翻譯標準;個人風格;傾向性;互補性;多樣性

Abstract:Thisarticlefocusesonstyle’stendency,complementarityanddiversitysoastoshowhowtranslators’personalstylegetsinvolvedintranslation.Meanwhile,thearticlecallsforattentiononthepursuitofpersonalstyle.

KeyWords:translationstandard;personalstyle;tendency;complementary;diversity

一、翻譯標準與風格的關系

嚴復的“信、達、雅”翻譯標準長期以來是翻譯界沿用的衡量譯文好壞的尺度和努力追求的目標。雖然人們覺得它的內涵和外延過于寬泛,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理解,但仍不失為一個大家公認叫好的標準。后來一些翻譯教科書把翻譯標準概括為“忠實、通順”,似乎更明白曉暢,更易于操作。按教科書的界定,所謂忠實,首先指忠實于原作的內容,其次是指保持原作的風格。所謂通順是指譯文語言必須通順易懂,符合規范。

教科書要求譯者對原作的風格(包括民族風格、時代風格、語體風格、作者個人風格等)不能任意破壞和改變,不能以譯者個人的風格代替原作的風格。一般地說,這個標準已為多數翻譯工作者所認可和遵循。但是在翻譯過程中,不允許譯者的個人風格參與其事有時是不可能的。以往人們在翻譯實踐和批評中常常忽略了譯者個人風格對譯文的作用和影響。事實上,原作風格和譯者風格必然在譯文中構成矛盾的統一體,既對立又互相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翻譯不同于攝影,要與原作絲毫不差是不可能的。其實,照相作為一種再創造,它也必然地滲透進了攝影師的個人眼光、角度和風格。翻譯同照相一樣,譯者在遵守“信、達、雅”或“忠實、通順”的原則之下,其譯作中難免反映或流露出譯者的個人風格。這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事實。

二、個人風格的傾向性和互補性

無論何種文體的翻譯往往表現兩種傾向性,即:科學風格和藝術風格。前者偏重于理智和邏輯,后者則偏重于情感和形象。

著名外語學者、翻譯家許淵沖教授說,科學研究是“真”,藝術研究是“美”。科學研究是1+1=2,藝術研究是1+1=3。又說,中國詩往往意在言外,英詩卻是言盡意窮。這就是說,中詩意大于言,英詩意等于言。如“春蠶到死絲方盡”,如只表示春蠶到死才不吐絲,那是1+1=2;如還表示相思到死才罷,那就是說1+1=3。世界知名物理學家楊振寧75歲時到北京大學做《美與物理學》的報告,他的大學同學許淵沖先生說楊的報告“溝通了科學方法和藝術,把真和美結合起來了。”楊教授在報告中說到狄拉克(193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的文章讀起來有如“秋水文章不染塵”,是科學風格;海森伯(物理學家,1925年引導量子力學的發展)卻像“山在虛無縹緲間”,是藝術的風格。新世紀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把古今中外科學的真和藝術的美合而為一,各種學科的交流以及科學與藝術的融合。兩種互相排斥的風格傾向客觀地存在的同時,也在不斷地相互滲透。

1999年楊振寧在校方為他退休而舉行的宴會上講話時引用了李商隱的詩句自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并譯成英文:“Theeveningsunisinfinitelygrand,/Wereitnotthattwilightiscloseathand.”中文原詩每行五字(五言)譯成英詩格律五個音步。譯文不但內容準確,而且音韻節奏優美,顯示狄拉克的科學風格。而許淵沖教授把李的詩譯為:“Thesettingsunappearssublime,/Buto,it’snearitsdyingtime!”并認為自己的風格則更接近海伯森的藝術風格。許譯的thesettingsun(日落)比楊譯的theeveningsun(夕陽)多了一點惆悵之感。許譯的sublime(壯麗)比楊譯的grand(美好)讀起來,感情色彩更加濃烈,增強了詩的藝術性。而楊譯則以忠實、準確見長。Theeveningsun(夕陽),infinitelygrand(無限好),twilight(黃昏),closeathand(臨近),幾乎與原詩是亦步亦趨的完全等價的直譯。末句用虛擬語氣Wereitnotthat?表示一種委婉的愿望與遺憾之情,理所當然的會引起讀者的共鳴:如果未到垂暮之年那該多好,還可以為全人類的科學發展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還有另一種譯文是文殊、王晉熙、鄧炎昌三先生合譯的:

“Thesettingsunmayindeedbeamagnificentsight,/Onlyitportendstheapproachofnight.”譯者用indeedbeamagnificentsight(真是太壯觀了)來譯“無限好”,頗貼切,有強調之意。

Only表示遺憾心情。Portend(預示)為文言書面所引出的往往是不祥之兆。如Blackcloudsportendastorm,譯成因果關系,無限好的夕陽可惜成了不祥的黃昏之兆。

上述幾種譯法都體現了中國古詩“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特點。各譯者都從各自的理解出發忠實、通順地表達了原詩意蘊,發揮了各自的想像力,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可以說這些譯文是難分伯仲、各有千秋,皆為上乘之作。

也是在那次宴會上,為抒發他那“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奮斗不息的精神,楊教授又改李的詩句為“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并譯成英文:“Giventhattheeveningsunissogrand,/Whyworrythattwilightiscloseathand?”Given(假設,已知)是幾何學上的常用詞,如GivenX,itfollowsthat??(已知X,則可推出??)。學理工科的人可謂“三句不離本行”,習慣成自然,即使是翻譯抒情詩歌也想起了它,用起來得心應手,十分自然。這正反映了科學家的風格特征。許淵沖教授則把它譯成:“Ifthesettingsunissublime,/Whycareaboutitsdyingtime?”

英譯“惆悵”,楊先生用worry(為某事憂心,發愁),許先生用careabout(關心、惦念)。前者重,后者輕,而意義則一。

風格的差異,見仁見智,來源于個人體會之不同而致翻譯風格上各異,但均屬佳譯。

三、譯者個人風格的多樣性

由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采用直譯或意譯的不同而往往顯出風格上的多樣性。所謂直譯通常在譯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內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包括比喻、形象、民族、地方色彩等)。

所謂意譯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而采用轉述其內容大意的方法。有時一個句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中,譯者交替使用直譯和意譯的方法,殊途同歸,相得益彰,是十分常見的。在這里譯者個人風格的發揮大有用武之地。舉個簡單的例子:英語成語“WheninRome,doasRomansdo.”直譯是:“在羅馬應按羅馬人那樣做事情”;“在羅馬就必須遵從那兒的習俗。”譯得概括些就是:“在哪兒就隨哪兒的習俗吧。”如要符合漢語成語的結構就是:“入國問禁,入鄉隨俗。”還可譯為漢諺:“入鄉隨俗,入港隨灣。”譯得更加精練就是:“入境問禁”,或“客隨主便。”一個普通的英諺可以譯成不同語體和風格不同的文字。

19世紀美國著名詩人朗佛羅(W.H.Longfellow,1807～1882)有一首膾炙人口的名詩TheArrowandTheSong(箭與歌)。筆者曾見過不同的中譯。可說忠實、通順問題不大,也都押了韻。原詩三音步和四音步互用;抑揚格、揚抑格、抑抑揚揚格和揚揚抑抑格相間,節奏鏗鏘流暢。中譯時宜以五言或七言格律詩移譯。試舉該詩第三節為例:

Long,longafterwards,inanoak,/Ifoundthearrow,stillunbroken/Andthesong,frombeginningtoend,/Ifoundagainintheheartofafriend.

11秦希廉的譯文:好久好久之后,在一棵櫟樹身上/我找到那只箭,依然未斷;/那支歌,從頭到尾,/我又發現在一位友人的心內。[1](P292)

21揚霖的譯文:好久,好久后,我見一株橡樹,/樹上嵌著箭,完好如故;/那首歌,從頭到尾,我也發現/在一位友人深深地心田。[2](P271)

31梁守濤的譯文:久久忽見一橡樹,/插箭未折仍如故;/我歌此曲一始終,/他日見之友肺腑。[3](P33)

上述第一、二種譯文用白話語體,直譯明顯,十分雷同,幾乎無什么風格可言,但讀之仍有節奏韻律感。第三種譯文用近代文言,譯筆頗有特色,易于記憶,上口成誦,比第一、二種略勝一籌,具有自己的風格,詩意甚濃。

翻譯高手往往在翻譯過程中能跳出流行的翻譯標準的框框,既不以詞害意,歪曲原文的內容,也不受原文形式的機械束縛,做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譯文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充分表現出個人的翻譯風格。擺在譯者面前的問題只是如何吃透原文,然后選擇最合適的語言、文體風格與技巧等手段在譯文中再現原文的內容與形式,雖然不一定能達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境地,至少也要做到“信、達、雅”的基本要求。

四、重視譯者個人風格的追求

譯者個人翻譯風格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可以一蹴而就的。目前有一種現象,許多外國名家作品早已有較高水平的譯本,而一些出版商和譯者出于商業目的,你重譯他也重譯,其實新出的不少譯本質量上還不如舊譯本,譯筆大同小異,平淡無味。還有些流行的外文暢銷書,在新聞媒體的炒作下,趕時間,爭先恐后搶譯出書,根本不能靜下心來仔細推敲選詞擇句,而往往造成硬譯或亂譯,粗制濫造,不但毫無風格特色可言,而且謬種流傳,坑害讀者。

翻譯史證明,古往今來,凡是名家的譯作都是經得起推敲和時間的考驗,而且有自己獨特的翻譯風格的。香港文學家董橋先生曾對這種現象有過一段精辟而驚世駭俗的論述。

他說:“據說,翻譯有直譯和意譯之分。據說,好的翻譯家可以譯出原作的神韻。據說,做翻譯工作必須先熟讀翻譯教條。其實,翻譯只有兩種之分:好翻譯和壞翻譯之分。好的翻譯是男歡女愛,如魚得水,一拍即合。讀起來像中文,像人話,順極了。壞翻譯,是同床異夢,人家無動于衷,自己欲罷不能,只好進行‘強奸’,硬賴硬要,讀起來像鬼話,既褻瀆了外文也褻瀆了中文。”[4](P239)董先生諷刺了那些學了歐化句子卻忘記了自己“母親的舌頭”(mothertongue)的譯者:“我不說‘逐漸進步’,我說‘有增加中地進步’。我不說‘希斯看來是會參加這次會議’,我說‘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希斯愿意出席這次會議’??最后,什么‘被認為是小偷’,什么‘生存中最大的飛機’,等等等等等等,我都朗朗上口,甚至付諸筆墨,如有神助。”“于是我只好用‘進行強奸的方法’去‘進行翻譯’”。[4](P240)董先生的這番話一方面是對由來已久,而毫無結果的直譯與意譯之爭下了一個亦莊亦諧的結論;另一方面也是對當今那些譯文低劣、胡翻亂譯的現象的中肯批評。

在翻譯界和外語教師中,錢歌川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

他翻譯過多種英、美、日作家的小說,出版過近百種關于翻譯和學習英語的書,特別是他的《翻譯的技巧》從20世紀70年代問世后,一時洛陽紙貴,暢銷港臺等地,在大陸也銷售五十多萬部。他早在20世紀20年代即進上海中華書局做編輯,與人合編《新中華》半月刊,出版第一部譯作《娛妻記》(英國哈代著),發表小說、散文。從此活躍于文化界。20世紀30年代與魯迅、茅盾、田漢、鄒韜奮、葉圣陶、郭沫若、郁達夫等都有交往,并聯名發表過各種文學宣言。錢教授一生奉行三書主義:“教書、讀書和著書”,寫下了《巴山隨筆》、《淡煙疏雨集》、《浪跡煙波錄》等數十部作品。他的文采內容博雅文筆流暢,如嚼橄欖,深有余味。他非常講究語言文字的音樂美,如他的散文《巴山夜雨》好似用文字的音符彈奏出聲樂來了:

“聽雨最好是在夜里,因為沒有市聲混雜其間,你可以清晰地辨別出來,什么是芭蕉上的雨聲,什么是殘荷上的雨聲,雨打在泥土上是怎么樣,打在空階上又是怎樣。池中之清沏,瓦上之沉重。傾盆大雨如怒號,霏霏細雨如嗚咽,一個是英雄氣短,一個是兒女情長。聽得既多,自然要形諸筆墨,所以蘇東坡有《喜雨亭記》之作,唐明皇也做出《雨淋鈴曲》來了。至于詩人文士專描寫所謂夜雨的,更多的是不勝屈指。”[5](P213)

從這里不僅可以看出作家是多么自然、熨帖地將文言成句織入了現代白話,而且可以聽到一種韻律。這段話,有長句,有短句,有排比,有對偶,整齊中有參差,參差中見整齊,而且像詩歌一樣押了尾韻。讀起來,抑揚頓挫,節奏鏗鏘。有位編輯曾將他寫的“奇石穿雨”,改為“奇巖穿云”,他頗為不滿地說:“就靠這個仄字聲的石字,來調整音調??把石字改為平聲的巖字,造成四字一平到底,就失去了聲調的諧協。”[5](P20)

錢歌川對于字句的推敲和錘煉,對于音樂美的重視和追求,由此可見一斑了。再看錢教授英譯中的例子:Whocansayinwhatremotenessoftime,inwhatdifferenceofearthlyshape,lovefirstcomestousasastrangerinthejungle?(《HappinessconsistsinLove》)———愛這東西,不管是在多么遠古的時代,不管是采取怎樣現世的形態出現,總好像在森林中遇到的陌生人一樣,是一個誰也不能了解的啞謎。錢教授把英文的修辭問句(不須回答的反詰句)譯成中文的陳述句。

Whocansay變成了“是一個誰也不能了解的啞謎”,前面加了“不管是”兩個排比,譯得多么忠實、靈活、流暢、生動!沒有相當高的文學素養和根底,難于譯到這樣的水平。有趣的是,由于他的譯名太盛,文名反為所掩。其實他之所以能成為翻譯名家、外語大師,跟他早年的文學創作的積累是分不開的。

可見個人翻譯風格的形成與培養,必須經年累月下苦功實踐而就的。舉凡譯事必須嚴肅認真,孜孜不倦地追求創新,如嚴復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躊躇”。又如董橋在《硯邊箋注》一文中所述,“忽然記起清代周德硯名家顧二娘的一句話:硯系一石琢成,必圓活而肥潤,方見鐫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來面目,琢磨何為?然則文筆也是字字琢成,若干澀無光,那是字之堆砌,不成篇章,寫來做什么?最重要是琢字成章,是方是圓都不露鐫琢之痕,卻顯見鐫琢之妙。”[4](P3)石與雕琢的關系不正像是原文與譯者關系么?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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