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模因宿主元語用意識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作為生物學、信息科學、文化學、翻譯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結合的跨面研究的新興學科，模因論對各個學科當然包括語言學和語用學都提出了新的課題和啟示。本文討論的是與基因有同有異的模因尤其是語用模因的復制和傳播規律。本文立足于廣義的模因（論），并略傾于模因符號觀，運用認知語用學（關聯論）的理論基礎，在介紹模因論的最新研究動態和問題之后，通過語言-語用（詞素、詞語、話語、語篇）各層面的例析指出，模因復制有語用的和反語用的兩類，原模因和模因變體的“同異關系”合適與否取決于新舊模因宿主（交際者）在元語用意識調控下能否攫取一種“同構/變異取向度”的適度、平衡的和諧美。文章最后分析了極端的模因變異，指出了人們識解模因變體困難之原由，并提出了解決方法。

模因宿主的元語用意識和模因變異[1]

撰文：侯國金版權所有

關鍵詞：模因；元語用意識；變異；同構取向度；和諧

Abstract:Asanewmulti-interfacestudy(rangingfrombiology,IT,culturology,translatology,tolinguistics),memeticssetsallthosedisciplinesthinkingaboutvariousnewquestions.Thisthesisdiscusseshowmemesreplicateandpropagatelike/unlikegenes.Takingaperspectiveofbroad-sensememeticsorientedtowardsmemesemiotics,thepaperutilizescognitivepragmatics(i.e.RelevanceTheory)tocommentuponthelatestdevelopmentsofmemetics,andmoreimportantly,byananalysisofaseriesoflangue-pragmaticmemes(examplesofmorphemes,words,utterancesandtexts),formulatethehypothesisthatwhetherthesamenessordifferencebetweenthesourcememeandmemevariantisappropriate/pragmaticorinappropriate/unpragmaticisdeterminedbywhethertheoldandnewmemecarriers,bytheirmeta-pragmaticawareness,achievetherightisomorphism/variationorientationdegree(I/VOD),thuscontributingtoabalanceorharmony.Thepaperfinisheswithadiscussionofextremememevariations,people’sconstrualtrouble,alongwithsuggestions.

Keywords:meme,meta-pragmaticawareness,variation,IOD,harmony

1模因導語

模因（meme）[2]，亦譯為“謎米、覓母、密母、擬子、仿因、理念因子”，是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倡導者RichardDawkins（1976）在“科學幻想小說”般的書里提出來的概念[3]，指的是文化傳播中像基因的遺傳一樣被不斷復制（replicate）和傳播（propagate）的東西，是從大腦到大腦的信息單位（Dawkins1982：109），如一種新思想，一個新詞語，一個新行為[4]。模因論/模因學/密母學（memetics）常把模因描述為“病毒”（viruses）——感染（infect）而寄生（parasitize）于新宿主的大腦，隨時再“感染”給更多的（宿主的）大腦。（見何自然2005）假如基因等于生理（微）成分加上遺傳，那么，模因就等于（大、小、廣義、狹義）文化加上復制和傳播。基因是生物的，是遺傳，呈現出被動、惰性、靜態；而模因是文化的，是復制和傳播，是主動的、能動的、動態的[5]。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主要是文化模因復制和傳播的效率（這一點歸功于模仿能力），而非語言優劣、大腦的大小或智商的高低（Blakemore1999，轉引自高純娟2005）。據Marsden（2000）和何自然、何雪林（2003）介紹，GabrielTarde（1890）著書名曰“TheLawsofImitation”（模仿的法則/規律），其核心觀點為人類歷史是模仿的歷史。從Dennett（1995）開始，國際上探討模因（論）的文章和會議越來越多，到Blakemore（1999）時，模因論作為一個分支學科似已興起。目前模因論有模因信息觀（以Lynch（1991）和Dennett（1995）為代表）、思想傳染觀（以Gatherer（1998、2001）為代表）、模因符號觀（以Deacon（1999）為代表）等。Blakemore主張拓寬模因的外延，這樣就使上述觀點和諧共處。本文贊成她的做法并略傾于模因符號觀。（關于更多更新的模因論研究請見第4節）

值得說明的是，（1）如“模因/meme”這個詞所示，模因具有模仿的成分或“因子”，模仿有程度之別，這樣一來，模因包括完全和部分復制兩種。meme在法語里意思為“相同”（見注2）。（2）模因可以大到一整個宏觀思想、行為方式、語篇，可以小到一個概念、一個詞素、一個標點。（3）上面（2）所說的或大或小的模因以復制和傳播為充要條件，不被復制或傳播的就不是模因。（見Blakemore1999：66）（4）人類的文明、（語言）文字、文化等的進化與其所是“自然選擇”（naturalselection[6]）的過程和結果還不如說是“（文化）模因選擇”（memeticselection）的過程和結果。（見Vaneechoutte&Skoyles1998）（5）至于復制和傳播，“大腦是復制器（replicators），文化實體（culturalentities），如詞語、概念、思想、態度、知識等，本身不能復制”（Gabora2004）。思想本身也不是復制器，互相聯結的（associatively-structured）形成內化的世界模式、思想網絡——統稱為“世界觀”（worldviews）才可成為復制器，可稱為“原始復制器”（primitivereplicators）[7]。世界觀復制是零碎的（piecemeal），“在社交中主要是通過文化實體的表述（expression）、同化（assimilation）、調適（accommodation）”來實施。復制在文化進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同上）而且，我們認為復制以傳播為目的，傳播以復制為前提。（6）從結構看，有簡單或基本模因，有模因復合體（memecomplex，見Lynch1991）。一個根隱喻（如莎士比亞的“世界是舞臺”）是簡單或基本模因，其相應的派生隱喻（如“大家都是這個舞臺的演員、有出場和退場、每人扮演多個角色、他是個丑角、我唱主角”）就是模因復合體。（7）共時地看，模因的復制程度、傳播范圍和生存領地有大小之別，與其他模因一道構成“模因域”（memeregister）或“理念因子庫”（ideo-meme-pool）的能力也有大小之分[8]。（8）歷時地看，模因的傳播和生存的歷史和壽命有長有短，有的橫跨幾世紀甚至永恒，有的則曇花一現。根據Dawkins（1982，xii），“成功的模因復制”（與傳播）有“高保真度”（copyingfidelity[9]）、“多產性”（fecundity）和“長久性”（longevity）的特點[10]。所說的“成功的模因復制”僅指一些生命力強的、“同構取向度”高的模因（見3.3）。

既然模因以復制和傳播為充要條件，而模因的生命力和存在特點就與新舊宿主復制和傳播的復制-傳播意識——模因的元語用意識（meta-pragmaticawareness，簡稱MPA）——有關，而且我們關心的主要是（語言-）語用模因（pragmaticmeme），主要指為一定的語用目的（pragmaticgoal/purpose）服務的實實在在地使用的語言模因（因子）或模因域，因此，下面我們著重討論MPA的高低與語用模因的變異之間的關系。由于文化、思想和行為的復制有無形的“導向標準”（guidingcriteria，Baldassarre2001），我們下面有時用形容詞“（社會）語用的”表示的是“正確、恰當、策略的，符合語用原則（如合作原則、最省力原則）和導向標準”的含義，而“反（社會）語用的”指的就是其對立面。

2調控語用模因傳播的MPA

雖然關聯論的創導者之一Sperber（1996、2000）并不贊成模因論[11]，本文還要提及并運用Sperber&Wilson（1986[1995、2001]）的關聯論觀點（的合理模因（因子））。交際者在交際中的任何一句話語都具有關聯性（relevance）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前者指話語與前言后語、交際者雙方的認知環境（cognitiveenvironment）、客觀交際情景等的緊密聯系，后者指交際意圖（communicativeintention[12]）或語用目的，關聯性與目的性可以互相解釋，它們也可以從交際者的MPA那里得到解釋，因為，只有MPA才能確保話語的關聯性和目的性。這樣一來，話語者的MPA愈高，一般說來，話語就愈關聯——最佳關聯（optimallyrelevant）或者最大關聯（maximallyrelevant），除非言者有意弱關聯（weaklyrelevant）甚至不關聯（irrelevant）[13]以達到特殊的語用目的；所實現的語（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也就愈大或愈重要——該語效表現為隱含結論（impliedconclusion[14]）或語用目的。

也許不需要耗費多少心力去進行言語/語碼的選擇的顯性或隱性策劃（planning），交際者的話語就是也應該是關聯的。這一事實不能否定交際者MPA的存在。而語用目的的實現與否，語效的大小以及能否兌現，則明顯地依賴較高程度的MPA。通常的情況是，你的語用目的越特別，或者語效越大，或者標記性越強，你為策劃實現該語用目的或語效的話語方式所付出的心力就越大，你的MPA也就越高。假如你要向一個一面之交借上千元，就得絞盡腦汁（MPA高）啟動某個/些語用策略，否則休想得逞。

“語言意識（salience/awareness）轉化成一定的語用手段（如語用含糊）的運用和策劃就是元語用意識。”（侯國金2005）語用過程中MPA較高，所進行的順應（adaptation）過程——即對話語作出調整和洽商的自我監控過程（參見Verschueren2000：F13-33）——就順利。這里所謂的“模因宿主”（memecarrier，如標題所示）主要指交際中的言者和聽者（以話語的模因特點為前提），相應地模因宿主的MPA就分為言者MPA（s-MPA）和聽者MPA（h-MPA），而雙方的MPA又可細分為（話語）生成意識和識解（construal）意識。就言者而言，他對自己的話語的形式和策略以及能否實現既定語效所攜帶的反思、思考、意識、預測（直至策劃）就是言者話語生成MPA（如如何用禮貌的謊言來回答一個隱私問題），而他對聽者識解該話語語效的方式、難易程度、可能性等的思量、想法、推測（直至換詞、改說、放棄），就是言者的話語識解MPA。一個女子對自己的孩子說“媽媽、我”、“你爸爸、爸爸、他、我丈夫（很罕見）”的s-MPA各不相同，h-MPA也互有差別。這種社會指別（socialdeixis）縮小或拉大雙方/三方語用距離（pragmaticdistance）的策略在漢語、日語、法語等很多語言里都是司空見慣的。下面僅舉例說明言者的話語識解MPA。

1）（鄭州民警竹衛東抓小偷負傷搶救無效，妻子和女兒不斷地呼喊他。2006年4月23日晚上CCTV10的“城市獵鷹”節目主持人說：）“他的妻子和女兒不能跟他說一句話了。”

按理說，不論該民警是生是死她們都能說話，即對他（的真人、遺體、相片）說話，只是他可能聽不見而已。但是該例說明主持人在說到活者和死者雙方時強調的（即元語用地意識到的）是后者即聽者的識解。主持人的話可以改說成“他的妻子和女兒跟他說話時他再也聽不見了/他再也不能與妻子女兒說話了”。

與此類似，聽者的話語生成MPA指對言者或對自己作為言者所說話語的MPA，而聽者的話語識解MPA則指她[15]對自己解碼、推導、理解言者話語的方式方法、能力、努力（心力）、效果等的MPA（以上例為例，她可能意識到難度而要求他重說、換詞，或者要求更多思考的時間）。

3MPA調控下的語用模因變異

人們在語用模因的復制與傳播過程中總是帶有一定程度的MPA的，而相對而言，MPA有時高有時低。當生成或復制的為嶄新的語用模因時其MPA就高，反之，生成（說出或寫出）或復制而來的（舊）語用模因，或者復制舊語用模因時，其MPA就低，趨于零。例如，假如我在網絡空間的“博客”或什么“PK”里創造一個服務于某特定目的的字符或表達式時，我的MPA就很高。我知道它有多新穎多活潑有多大可能感染他人以至于被復制和傳播（從而成為模因）。當然也有可能（元語用）意識到它絕對是曇花一現的說法，是“臨時造詞”（nonce-word），一問世就蛻變為廢棄詞（obsoleteword）或古舊詞（archaism），有時甚至是“非字詞”（non-word）[16]。看一看于根元等（2001）的電子詞典就可以想象出這些網絡詞匯（如“MM、美眉”）誕生時的s-MPA一定很高（見3.3）。

語用模因在復制和傳播中有“基因型的‘內容相同形式各異’”和“表現型的‘形式相同內容相異’”（何自然2005，另見Blakemore1999：61）。所謂“相同”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而“各異”則是絕對的。論內容相同的相對性，正如一碗水倒進另一個碗里就沒有絕對的一碗水，量與質都會發生變異（variation）或突變（mutation），語用模因的復制像復印文件、圖像一般會有所走樣，在傳播過程中也會有所損耗。形式的相同也是相對的，因為物質與物質，甚至具有同一稱謂的物質之間，也不會一模一樣。那么我們憑什么判斷模因和非模因以及是甲模因還是乙模因呢？除了第1節所說的充要條件外還有內容和/或形式的同構性（isomorphism）或象似性（iconicity），X與x同構性大則是同一模因或模因變體，小則可能是（或蛻變為）其他模因。

3.1純語言層模因變異例析

我們先看語言的最小單位詞素的若干例子。一個詞素模因在復制時可能變異為若干個變體，如表示“進入”或否定的“in-”這兩個模因在造詞時為了聲韻效果或發音便利，根據隨后音節的特點而變異其形和音，而留其義。這樣一來，第1個詞素模因有“in-、im-”等模因變體，第2個詞素模因有“in-、il-、im-”等變體。請比較：

2）inject，inland，ingoing，implant，import，irrigate，irruption（但是input我行我素）

3）incorrect，illegal，illiquid，impossible，immaculate，ignorant，irrelative，enemy（“非”+“朋友”，改變元音字母是“變異取向大”）

再請看字詞層面的例子：“setup、setdown、aTVset”中的set，因為較大的同構性而基本作為一個模因處理。相反，“flower、flour”，“see、sea”，“date1、date2”，法語和英語的“table、commence”，漢語和日語的“團、靴、機、勉強”雖然從詞源學、從歷時的角度、從聲韻角度、從（歷史）對比語言學或類型學角度看，具有一定的象似性（同源、同音、同音同形、同音同形同義[17]），相關的詞條是否能作為一個模因對待則較為復雜。其間的關聯性不足以說明問題。英語的“table、commence”來源于法語，雖然發生語音變異（盎格魯化）和語義變異（如“tabletheplan”的“table”有“取消”之義，“commence”表達“開始”的意思比“begin/start”在語體上更文氣）。日語的“團、靴、機、勉強”是從漢語進口而發生變異的：“團”字的一撇變為一點，意思則基本不變；“靴、機、勉強”的意思分別為“鞋、茶幾、學習”，不論是漢字模因自身的變異還是這幾個相同模因的日語宿主的變異，造成了“日語漢字”與相應（同源）字詞的所謂“同字不同義、同義不同字”的局面，難怪我國的日語學習者和日本的漢語學習者常犯望文生義的錯誤。

比較起來，句法或句式模因的復制就更忠實于初始狀態，或者說其變異較慢較小，傳播較廣。一個句式，如主謂賓結構、左移位結構、斷裂句結構、倒裝結構、被動結構、中動結構、后置定語（從句）結構、否定結構、冗余否定結構、特殊問句結構、回聲問結構等等，一旦形成這樣的句式，作為模因就會比較機械刻板地復制從而廣泛地傳播，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不發生根本性變化。據說現當代英國文人都很難讀懂英國史詩“Beowulf”，但與其說歸因于句式或語法的嬗變，還不如歸因于詞匯和拼寫的迥異。共時觀之，一個語言的若干方言的語法結構具有很大程度的同構性或一致性，否則就淪為不同的語言了。普通話和鄂方言、川方言、粵方言等的語法就是這樣的。另一方面，既然是不同的方言，就必然存在語音、語調、詞匯、句法等各方面的或大或小的差異。例如，武漢方言常把“還、都”字尾置，而且比任何方言都更多地把“把”字實詞化地使用，如“把那多的鹽！”。廣州人喜歡說“你走先”之類狀語在動詞之后的結構。此外，由于對外交流和國際貿易，更兼翻譯和翻譯腔（translationese）的影響，外語（尤其是英語）的一些結構在用漢語復制和傳播時保留了“洋相”有時具有積極意義有時則相反。例如，英語的定語從句是后置的，一些譯者也后置處理（有時輔以括號）。還有英語的條件句，尤其是不表充要條件的條件句（實為“語用條件（句）”（pragmaticcondition(al)），其“條件”往往居于句中或句末，而漢語對應體通常前置。請看筆者教學中常舉的例子。不少譯者完全仿效英語做法，譯為譯1的“反語用”樣子。少數人求漢化/歸化而選擇譯2（語用的，但是需要付出較大心力來調整語序）。其實歸化未必要推倒原文結構，只需另作變通——看譯3（語用的）。

4）Icannotgotothecinemawithyou,dear,ifyoudonotmind.

譯1：我不能陪你去電影院了，親愛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譯2：親愛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不能陪你看電影了。

譯3：我不能陪你看電影了，親愛的，希望你不介意/真不好意思呀。

--------------------------------------------------------------------------------

[1]本文為教育部2005年度社科項目（05JA740023）的一部分。十分感謝FranciscoYus教授提供的資料。感謝廖巧云、羅迪江和魏薇的修改意見。

[2]我們采用何自然、何雪林（2003）的譯法。

[3]他在書的前言說我們可以把它作為科幻來讀。他最初想到的是希臘語（詞干）“mimeme（模擬、摹擬）”，可是他喜歡單音節，于是又仿造“gene”和法語詞“meme”（一樣、相同），生造出“meme”。（見該書最后一章，另見Willett2002）

[4]與Dennett（1995）的觀點稍有出入。他認為物體本身也可形成模因。（見何、何2003）

[5]馬蕭（2005）談到它的動態性。

[6]他們認為誰也不能證明語言基因的存在。如果說好視力、高智力、金嗓子等一般能力是自然選擇或遺傳、繼承、進化而來的東西（相當于基因），那么，像說話和制造工具這樣的可以直接模仿學習的能力就是社會群體“文化選擇”的東西（相當于模因）。

[7]像“（自我）催化聚合物（集）”（(auto)catalyticpolymer(set)）一樣復制；而非“代碼復制器”（codedreplicators），即不是像遺傳代碼（geneticcode）般復制。代碼復制器的復制系統復制的信息要么是“被解釋的信息”（interpretedinformation），要么是“未被解釋的信息”（uninterpretedinformation）。思想通過揭示世界觀的特點而參與文化的復制或進化。（Gabora2004）

[8]模因域和模因域構成模因域網（絡）。（見羅迪江，即出）

[9]夏嘉駟、時汶（2003）、高純娟（2005）和Gabora（2004）都有介紹，類似于下文3.3的“同構取向度”。

[10]Gabora（2004）不太贊同Dawkins的這些特點，因為她認為能復制的是大腦而不是思想。她在文章中所用的“self-description、self-replication”等措辭不是“被自己”（bytheself）而是“自己被”（oftheself）的意思。

[11]根據Sperber（2000），“文化傳播的相對穩定未必能說明是（模因）‘復制’”。“Dawkins的解釋恰好需要解釋，其結論恰好有問題需要解決”。例如，“大笑可以通過Dawkins的測試，可是，它不是模因。”他認為真正的復制要滿足這3個條件：B由A（以及背景條件）引起，B的相關方面類似于A，產生B的過程必須使B（在相關方面）類似于A的信息。（第1、第3個括號的內容為筆者添加）（另見Sperber1996：106）

[12]與“信息意圖”（informativeintention）相對。

[13]話語“明示心照不宣地確保了關聯性”，話語本質上是也應該被解釋為具有固有的關聯性。（Sperber&Wilson2001：49，155，158）有時是以貌似不關聯而關聯，如答非所問，以問答問，故意抬杠或不合作。

[14]由隱含前提（impliedpremise）和明說前提（explicatedpremise即話語本身）經過非論證性推理而得。（見S&W：65-71）

[15]我們分別用“他、她”指言者和聽者。

[16]見侯國金（2006b）。他所說的“非字詞”指網絡方言里的有爭議的新說法，如表示告別的“88（6）、3166”，漢語語境中的“OK、Byebye”等。他所說的很多“非字詞”的生命力很強。

[17]這里的頓號不表合取（并列）義，表析取（“或者”）義。

[18]出版于1933年。（看張禹九《空谷足音——格特魯德·斯泰因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19]翁顯良譯，見王寅（2005）。

[20]SISU是下文所說兩所外語院校的英語校名的首字母縮寫，分別為Shanghai/Sichu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由于川外先注冊，據說“上外”也自稱“SHISU”。

[21]如劇本“Pygmalion”第3幕Liza對Higgins教授說“Well,thatsamercy,anyhow.”。不論是倫敦的PenguinBooks還是ConstableandCompanyLtd.，還是愛丁堡的R.&R.Clark,Ltd，出版他的劇本都絕對高保真地復制這個文學模因。

[22]該例借自何自然（2005）。

[24]他們認為唱歌對于鳥類和人類都具有很高的（系統）發生（phylogenetic/developmental）的價值。唱歌是現代人語言和文化形成之前的“預適應”（preadap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