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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英語產生于國際英語對中華文明和華夏社會的描述，也源于中國人用英語來描述自己與世界，它是國際英語的拓展與延伸。中國英語以標準英語為基礎，但在語音、詞匯、語法、語篇等層面上具有自身的特點。通過從語言，文化與思維的關系探討中國英語的語篇特點，進而說明中國英語是英語與中國文化結合的產物。

關鍵詞：中國英語;文化;思維；語篇

作為人類的重要交際工具的語言總是處于不斷運動變化的過程中。語言的接觸，必然引起語言的變異，英語這一國際通用語的迅速國際化必然引起其廣泛的本土化。“英語族”(Englishes)這一概念的出現反映了當今英語的變化。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不再被認為是僅有的兩種標準英語，而只是在兩個國家所使用的兩種英語變體。

文化的實質是特定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每個民族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具有各自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因而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思維方式。［1］41語言總是受到文化的影響，像鏡子一樣，始終反映著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英語在中國本土化的進程中逐漸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而且正在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國際交際工具——中國英語。潘章仙指出，關注中國英語研究的學者都強調應從語音、詞匯、句法、篇章等各層次來描寫中國英語的特點，以求展示中國英語的全貌。［2］27中國英語語篇層面的研究是中國英語研究最為薄弱的一個方面。［1］40

一、中國英語研究述評

首先提出“中國英語”概念的是葛傳椝先生。他在1980年從翻譯的角度指出：“各國有各國的情況。就我國而論，不論舊中國或新中國，講或寫英語時都有我國特有的東西需要表達。”但是他所說的“中國英語”僅局限于詞匯的層次如“四書”(FourBooks)、“八股文”(Eight-leggedessay)、“翰林院”(Han-linyuan)、“雙百方針”(Twohundredpolicies)等。［4］在這以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著英語在中國的變體。近20來年，對中國英語是否客觀存在這個問題，不同的專家和學者持不同的觀點和態度，但大多數人對中國英語現象持肯定樂觀態度。汪榕培教授［5］指出“中國英語”是客觀存在的，“中國英語”是中國人在中國本土上使用的語言；王宗炎教授［6］進一步指出“中國英語”存在的必要性：跨文化交際是雙向的交際，而不是單方面的學習。改革開放是雙向道，既要引進外國先進的東西，更要傳播中國的文化；李文中［7］論述了“中國英語”和“中式英語”的區別，并且將“中國英語”定義為以規范英語為核心、表達中國文化諸領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語干擾；謝之君［8］等卻認為中國人使用英語時，漢語的特征總會或多或少地帶到英語中去……他們的研究將“中國英語”的界定從詞匯延伸到語篇的層次。根據這些學者、專家的研究，我們可以認為“中國英語”是英語在中國的使用型國別體變體，是以規范英語為基礎，表達中國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特有的事物，受漢民族思維方式的干擾，使用的英語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語篇和交際模式。

對于李文中關于“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定義，筆者認為有值得推敲之處。如果說中國英語不受母語干擾和影響，就沒有所謂的中國特點的詞匯、句式和語篇。說中國式英語是不合規范的英語或不合英語習慣的畸形英語，那么,longtimenosee、papertiger這些已被人們接受的表達符合英語習慣嗎？他們是屬于中國英語還是中國式英語呢?謝之君在1995年的文章中說，“中國英語和中式英語都存在中式干擾，兩者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保?］64語言，作為人類特有的交際系統，總是處于不斷變化和發展之中，中國英語也是如此。因此，中國人過去的中式英語，有的已經成為現在的中國英語，也許，在將來的某一天，今天的中式英語可能成為明天的中國英語。

二、中國英語語篇特點的研究現狀

一種語言的語篇和話語風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民族的世界觀、價值體系和思維模式。英語變體之間及各變體與英語原型之間在語篇上有很大的差異。但是這一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展開的原因的一方面可能是對英語語篇本身的研究不全面，難以找到類似的語法、語音那樣的規律性結論，但是更重要的是英語語篇研究的現狀只不過是反映了語篇研究本身的困難性。語篇是社會文化環境的集中反映，而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Bradbury曾說“文化這一詞匯一直是多種憂慮的寄身之地……圍繞著它的一直是無休止的爭辯。因此迄今為止只看到P.Strevens提出在變體研究中應當包括話語規則，B.B.Kachru提出研究語篇內部聯系，和有關某些英語變體文學文體特點的不同深度的探索”。［9］21看來這正是一個基本上未開拓的研究領域。

語言學家對語篇(text)或話語(discourse)的了解目前還很有限，從德國語言學家HaraldWeinrich提出“篇章語言學”(Textlinguistics)的概念和美國語言學家ZelligHarris1952年首次使用“話語分析”(discourseanalysis)一詞，不過四、五十年的時間，篇章語言學和話語分析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出現更晚一些。McCarthy認為話語分析60年代到70年代初才真正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因此，人們對語篇的了解程度遠不如對句子層面以下語言單位的了解，所以談論語篇問題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10］28

三、語言、文化與思維的關系

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洪堡特（Humboldt）認為，語言不僅有表意能力，而且還有認知功能，是“一個民族進行思維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種語言都包含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和世界觀。［11］12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說過，語言的背后總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由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生活組織。英國語言學家帕默也指出，語言的歷史和文化的歷史是相輔而行的，它們可以互相協助和啟發。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語言和文化的密切關系：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時又是文化的載體。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個性。任何一種語言都無法完全地承載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內涵。不同的語言的表達形式都帶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烙印。

語言和思維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思維是通過語言來實現和表達的。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民族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哲學、倫理學和美學）長期積累、沉淀而成的。對各民族來說，人們對客觀現實的認識過程是基本一致的，思維是統一的。所以，不同的民族可以認識相同的事物。但是，由于各民族的歷史、地理、社會發展不同，往往會形成不同與其他民族特有的對現實的認識、思維方式和習慣。語言和思維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人類的思維主要是抽象思維，它是以語言為中介來反映現實的。現實是思維的基礎，也是思維所反映的對象，而語言則是思維的工具。思維看不見、摸不著，不具有直接的現實性，而語言則是思維的直接現實。思維離不開作為材料的語言，思維還支配著語言。就某一民族來說，千萬年來世世代代將其現實的認識凝固成經驗和習慣，借助語言形成思想又賦予思想以一定的模式，這就是本民族所特有的思維模式。

四、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思維特點及中國英語的語篇特點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東西方文化的最根本的差異在于淵源的不同。西方文化的主源有三：希臘文化、猶太宗教和現代工業主義……中國文化中絕大部分都是從祖宗那兒承傳下來的，世界上還沒有哪種文化像中國文化那樣經歷數千年的歷史沿革，一脈相傳到如今”。［12］50中國深受儒家、道家和中國佛教的影響。英國的哲學背景則是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以及后來彌漫于歐洲的理性主義。

中國的儒家哲學以“禮”為先，“禮”是禮儀、道德、規矩、傳統等觀點的總和。中國文化強調團體，在語言上就體現了以“we”為核心的語言特點，西方強調個體，在語言上也就體現了以“I”為核心的語言特點。比較下面兩則中美領導人在兩所知名大學的講話。

1.Harvardisaworldfamousinstitutionofhigherlearning,attractingthebestmindsandbringingthemupgenerationaftergeneration…Itismygreatpleasuretostandonyourrostrumandhavethisface-to-faceexchangewithyou.(RemarksofChinesePremierWenJiabaoatHarvardUniversity)

2.Ialsothankthestudentshereforthisopportunitytomeetwithyou,totalkalittlebitaboutmycountryandanswersomeofyourquestions…

MywifeLauraandIhavetwodaughtersincollege,oneatYaleandtheotherattheUniversityofTexas.WeareproudofourdaughterjustlikeIamsureyourparentsareproudofyou.(RemarksbyPresidentBushatTsinghuaUniversity)

第一則是總理2003年12月在哈佛大學的演講，總理在演講開始盛贊了哈佛大學的輝煌成就及歷史，以一種交流的姿態和聽者進行溝通，體現出了中國人以團體為中心、以“禮”為先的價值觀；第二則是美國總統布什2002年2月在清華大學的演講，講話中布什也通過對自己女兒的描述和對自己女兒的自豪表達了對清華學子的稱贊，體現了西方人以個體為中心的價值觀。

連淑能認為中國傳統思維注重整體思考和直覺體悟，重直觀內省與內心體驗，往往通過直覺來感悟和認識世界的本質。西方思維傳統注重科學、理性，實證，擅長探索事物的內在邏輯關系，在論證和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與英民族的直線式思維、抽象思維和邏輯思維不同，漢民族注重曲線式、形象思維和辯證思維。

語篇層面的中國英語表現為受思維模式的影響而產生的特殊語篇模式。國內有許多英語教師在課堂上要求學生在使用英語時用英語來思維。這種要求實際上是很難做到的。所以，語篇層面的中國英語應該是語言選擇順應語言使用者思維模式以及順應漢語文化的產物。在這里筆者就其中的歸納型與演繹型差異舉例說明語篇層面的中國英語是怎樣產生的。中國人的思維總體上是歸納型的，而英美人是演繹型思維。因此，英美人說話、寫文章喜歡開門見山，直撲主題，而中國人則喜歡先有所鋪墊，然后再觸及要點。例如，一位中國香港談判代表在和北美商人談判時說：“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now,anduh,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run-upto1997,andsinceIthinkacertainamountofcautionincommittingtoTVadvertisementisnecessarybecauseoftheexpense.So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untilafterLegcomakesitsdecision.”［13］1中國香港談判代表在陳述完種種原因后才說出其主題，那就是“推遲做出決定”，這是典型的順應中國人思維方式的中國英語。

下面是一名中國營養學教授訪問美國時與美國專家談話錄音：

American:HowdoestheNutritionalInstitutedecidewhattopicstostudy?Howdoyoudecidewhattopictodoresearchon?

Chinese:Because,Now,Periodgetschange!Itisdifferentfrompasttime!Inpast,Inpasttime,weemphasizehowtosolvepracticalproblems.Nutritionmustknowhowtosolvesomedeficiencydiseases.Inourcountry,wehavesomenutritionaldiseases,suchas,X,Y,Z.Butnowitisimportantthatwemustdosomebasicresearch.So,wemusttakeintoaccountfundamentalproblems.Wemustconcentrateourresearchtostudysomefundamentalresearch.［14］393

中國營養學教授也是在陳述完原因后才說出主題。這體現出中國英語這種原因/條件等放在句首而主題句放在句尾的特點。

中國傳統思維把主體自身作為宇宙的中心，認為人是萬物的尺度,“萬物皆備與我”，采用主體思維方式，從主體的需要和實用出發，常用人作為句子的主語。［1］43而西方傳統思維把人與自然作為主客體分開，強調“物為我主”，把主體作為“旁觀者”，對客體事物進行研究，常以物或抽象的概念作為句子的主語。試比較下面的句子：

（1）a.Itiscommonlybelievedthattheopen-doorpolicymaydomoregoodthanharm.

b.Itisnecessaryforustohavesomeexerciseeveryday.

（2)a.Mostpeoplethinktheopen-doorpolicymaydomoregoodthanharm.

b.Wemustdosomeexerciseeveryday.

（1）、（2）兩組例句中,而a句是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用抽象感念“it”為主語來進行表述，而b都是符合語法要求的中國英語，只不過b句分別是以“Mostpeople”和“We”作為內容表述的主體，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表達。彭宣維對英語的形式化結構it＋be進行主位分析，英語的這一形式化結構不僅為英語所有，在法語和和德語等其他歐洲語言中也有類似結構。他指出it＋be這一形式化結構與中西思維方式不同有很大關系。“歐洲文化中的演說傳統、邏輯思辨傳統和啟蒙很早的數學研究傳統，對歐洲學者的思辨能力和思維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沒有能夠在古漢語和近代漢語的有關論著和語篇中找到類似結構。［15］43“這與漢人的主題思維甚有關系，漢人的思維習慣重‘事在人為’”。［16］84

GuoKe&ZhaoHong對ChinaDaily從1981年創刊到1999年的新聞文體進行了研究，統計結果顯示:盡管上海外國語大學的Fulbright教授RobertDar-denne認為英語國家的報紙很多時候并不遵循倒金字塔結構(invertedpyramidstyle)，但是我們發現ChinaDaily對這種極其傳統而有效的結構的使用率在所分析的22篇報道中高達62.9%。當然，由于受中文新聞寫作習慣的影響，金字塔結構以及倒金字塔結構和金字塔結構的混合結構也分別占到22.9%和14.2%。同時，兩位研究者發現,使用倒金字塔結構的新聞報道，英美報紙的習慣是開頭要使用summarylead，然而，“令我們吃驚的是，ChinaDaily卻經常使用quotationlead和main-factlead”。［10］29由此看來，權威的ChinaDaily真正體現了“中國英語”在書面語篇上的特點。賈德霖從英漢兩個民族在思維序列上的差異出發探討了中國英語的語序特色，并論證了它的可接受性。［1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英語的語篇結構模式體現了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模式，是漢文化的思維方式和英語語言形式的結合，是對英語的豐富和發展。謝之君在對楊憲益夫婦和H•Hawkee,JohnMinford兩種《紅樓夢》譯本的比較研究中發現：楊譯不少地方有中國英語的特點，如句式較短、關系詞少等。正如許多研究者指出的，楊先生漢語文化知識淵博，英文功底深厚，譯文不少妙筆，更忠實地反映了原文。這同時說明中國英語應用得當，在表達中國特有事物中是有獨特作用的。［8］67潘章仙通過對中國雙語作家如林語堂、張愛玲、韓素音、哈金等創作的“接觸文學”作品的分析，印證了中國英語在語篇層面上的特色。她是通過對這些雙語作品在語篇策略，如言語行為、稱呼、咒語等方面進行的分析。除此之外作者還發現在使用英語進行雙向交流和創作的過程中，一種本民族的文化意識和文化身份不會被交際語所同化。［18］233

五、結語

“桔生淮南則為桔，桔生淮北則為枳，果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地異也……”。中國英語的出現意味一個正融入國際文化的現代社會的中國在國際交往中有了自己的文化認同，對世界、對中國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在對外宣傳當中，中國英語能較準確、較流暢地表達中國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進而能有效地弘揚中國悠久的思想和文化。雖然目前中國英語還沒有被廣泛接受，但它已呈現出了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我們有責任在傳播中國文化的同時推進中國英語的發展，而不應過于挑剔，更不該盲目否認。隨著東西文化的交流，反映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英語，將同它的文化本身一樣得到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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