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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就國內學術界對中國英語的研究進行綜述和評價。主要從三個方面入手：中國英語的界定及其與中國式英語的區別；中國英語本土化問題；中國英語產生的原因。并就存在的問題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關鍵詞：中國英語中國式英語中介語遷移理論語際語用學

縱觀國內探討中國英語的文章，一般涉及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一，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區別和定義；二，中國英語是否要本土化；三，分析中國英語產生的原因。對于前兩個問題，研究者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爭議。本文試圖對以往關于中國英語的研究進行回顧和評價，并就存在的問題和今后研究方向提出作者的看法。

一、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界定

關于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區別及其定義，國內很多學者撰文作過探討，但是關于以上問題以及中國英語本土化問題，還存在著很大爭議。人們在使用這兩個術語(包括對應的英文形式)時所指有差異，如張宏武的“中國式英語”在引言部分實際指中國英語，但后來舉例卻又是中國式英語。林瓊舉例闡述中國式英語時卻包含了其他研究者用作中國英語的例子，如談到句式層面的中國式英語時所舉例子“Let’sgoandeatourmeals”，謝之君文中則指“客觀存在的”中國英語。可見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這兩個術語的使用和區別還存在混亂的現象。

中國英語最先由葛傳規先生提出，后來榕培、李文中、謝之君都對此進行了定義。筆者認同謝之君的觀點，認為中國英語是一種干擾性英語變體，且這種干擾表現在語言各個層面上，即語言、思維和文化的層面。因此筆者文中所指的中國英語是以規范英語為基礎，表達中國社會文化諸領域特有事物，通過音譯、譯借及語義再生等手段進入英語交際，得到英語母語者認同的英語變體。而中國式英語是英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因英語能力的欠缺和漢語母語的干擾(中國英語也有漢語母語的干擾)和影響而造成的不合英語文化習慣的錯誤英語，是錯誤分析(erroranalysis)的對象。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雖然同在一個連續體上，但是后者向前者的轉化非常有限。

二、中國英語本土化問題

中國英語是客觀存在已是共識。但是否應該把中國英語當作一種與美國英語、澳大利亞英語等相提并論的英語變體，則仍存很大爭議。筆者以為，中國英語的存在是因英、漢文化交流中前者缺乏對漢語文化中特有現象的表達結構而作的一種文化空缺的填補，是出于順應交際目的的需要。這種文化空缺的填補不僅表現在詞匯層面上，還表現在句式、語篇層面上，但這并不一定就說明中國英語因此就必須成為一種獨立的英語國別變體，甚至還須對其進行系統的研究描述，成為后人學習的標準。首先從目前英語在中國的使用情況看，并沒有普及到英語成為日常生活所必須的語言的程度。基本上只是少數人作為外語在學習或使用，而且英語使用者都在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提高自身的語言能力和加深對目標語文化的理解，以便更有效地與英語國家的人們交流。其次，不利于規范英語的學習和不同文化的有效交流。再說任何語言的發展都有其自身的規律，能否成為國別變體還需看以后英語在中國的使用和自然發展情況而定，何況中國英語是否成為國別變體英語都不影響我們目前對英語的使用。為了滿足交際的需要，英語使用者總是能找到填補英語文化空缺的途徑。

關于英語是否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問題，不僅國內研究者有爭議，國際研究界也同樣有爭議。如Greenbaum指出，由于受母語干擾以及各自文化與環境的影響，本土化英語很可能難以為外人理解。Kandiah認為在新加坡語境下，任何“新英語”的出現都是源于“不完善的學習”，第二語言使用者必須遵守本族語規范，決不能另立標準。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英語本土化是英語國際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應該采取排斥的態度。如Kachru指出：“本土化是語言充滿活力的表現，是語言創新的結果。它體現了外來語言的地方性功能、新語境下的‘會話文化’和交際策略，以及來自地方語言的‘遷移’”。Warschauer甚至相信未來國際化英語的標準會更多地以非本族語者使用的英語為參照標準。筆者以為，對待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問題，我們不應采取極端的方式，而應該是提倡既有統一的英語核心標準，而又允許標準化層面下為了交際的需要有地方特色英語的存在。

Vamey指出，有時中國英語比地道的英語更有力、更有影響。如英語母語者不會把“litter”當動詞用，因而在公園等地方的告示牌上，他們會用“Thedroppingoflitterisprohibi．ted”，而中國有些地方則用“Donotlitter”。他認為后者顯得更直接、有力。一些國外媒體在報道有關中國的事物時，也常用一些中國特色的英語詞匯。如美國最有影響的兩份雜志《時代》和《新聞周刊》，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例1．Butfornow，mostChineseseethedealasashuangy-ing，orwin-winforbothBeijingandWashington．(Newsweek，Nov．29，1999)

例2．Thegoodintentionsbackfiredwhen“bloodheads”。assomeoftheunofficialbloodcollectorscametobeknown．found8waytoextractmoreplasmafromfewerdonors．(Time，Dec．15，2003)

可見，交際中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說法通常都能被英語母語者理解并接受，取得較好的交際效果。它們不僅在中國本土上使用，國外媒體在涉及中國事物的報道時也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有些則已經被詞典收錄，如“yin”、“yang”、“fengshui”等等。

三、相關理論對中國英語的解釋

1．中介語理論

中介語(intedanguage)，也叫語際語，是界于兩種語言之間的一種“過渡語”，是二語學習者所形成的有關目的語的非固定的、暫存性知識，包括第二語言的部分特征，也包括學習者的第一語言或其它語言的一些特征，以及在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中都找不到的獨立特征。Selinker等人提出的“過渡語言假設”(IntedanguageHypothesis)，認為學習者在學習另一種語言的過程中總是要使用一種過渡語言，是界于母語和第二語言之間的、非任意的、遵循一定規則的語言。可見中介語具備以下特征：一是系統性；二是可變性(即變異性)；三是過渡性。中介語理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是石化(或僵化)(fossilization)，即“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二語輸入不斷，二語學習者在達到目標語標準前中介語的發展在某些方面將停止。石化現象同二語學習者的年齡有關，同時也與交際需要和社會身份等因素有關。”根據中介語的定義和特性，中國式英語和某些層面上的中國英語都屬于中介語研究的對象。但是中介語這個概念本身還存在爭議，如中介語的具體性質到底是什么?中介語的發展是否應該按母語者的標準來衡量?對于那些目的語口語表達流暢但帶有外來口音的二語學習者，他們是否應看作是二語發展過程中的“僵化”現象呢?因而某些層次上的中國英語是否應該劃歸為中介語似乎很難定論。如Varney舉的一個例子：在中國北戴河附近一公園里看到這樣的牌子“Nosmokingintheparkoryouwillbepunished”，英語國家不用punished而用prosecuted，不過他覺得前者比后者顯得有力，并對此持贊賞的態度。除了最后一個單詞使用的恰當性有待商榷以外，這個句子在語法、結構上都符合標準英語的條件，這樣的英語表達是屬于中國英語呢還是中國式英語?根據Vamey的觀點，應該屬于前者，“punish”一詞的使用表現出深刻的漢語文化心理。“懲罰”一詞在中國的公共場所隨處可見，這種警示語往往透出警告發出人的那種居高臨下、不容商量的絕對權勢和冷漠的態度。被警告的對象也因為司空見慣而不覺得有任何不妥之處。中介語中還常見因受母語影響而產生的與目標語母語者不同的語用策略模式和語言形式。如在表達感謝時，英語母語者會根據對對方的感激程度采用不同的表達方式，但非母語者則很少有這種變化。

2．遷移理論

針對中介語，有人從母語遷移(mothertonguetransfer)的角度對它進行解釋。Corder指出，語言遷移是中介語中的一種“行為現象”(PerformancePhenomena)，是一種交際策略。母語遷移是語言學家用于從心理學角度解釋二語習得過程中英語學習者出現的不規范英語現象的術語。Talor指出語言遷移有兩個基本特點：一是語言遷移大多發生在沒有語言習得環境的情況下；二是第二語言學習的初學者更易調用母語。就語言遷移的效果講，它可以分為正向遷移(positivetransfer)和負向遷移(negativetransfer)。當母語對外語學習有促進作用時，便是正遷移；反之，則是負遷移，也稱干擾(interference)。如中國人可能會使用以下直陳語句表示贊賞：

例3．Yourbaekyardisverylarge．

例4．Youworkeffecfivdy．

例5．Yourchildrenareveryclever．

這些句式是套用漢語句式、帶有漢語文化心理的英語句子，并不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根據Wolfson，英語只有下面的直陳句式才有贊賞功能：

NPis／looks(really)ADJ

I(really)like／loveNP

PROis(really)(a)ADJNP

因此例3一例5是屬于漢語負遷移的結果。英語母語者聽著可能覺得別扭，但是如果了解中國文化或許能理解。

遷移理論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中國式英語和中國英語產生的原因，這種分析的角度屬于靜態的描述，關于遷移是如何產生的，除了心理上的因素外，其認知因素是什么，漢語社會和文化因素在其中有何干擾等則無法解釋。

四、存在問題和今后研究方向

第一，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界限有時之所以不是十分清楚，其問題的根本是涉及到語言交際的語用問題。如上文所舉例子“punish”一句的使用，在語法上是完全正確的。只是該詞的語用恰當性問題受到質疑。有些英語母語者能接受并認為很好地達到了交際目的，它就是中國英語，但是如有其他英語母語者認為不恰當，需改為“prosecute”時，它就是中國式英語。而且因為我們是在非英語環境中學習英語，對于英語中的很多詞匯和表達的語用含義并不清楚，因此使用時便會犯語用方面的錯誤，造成表達的不恰當性。如以前我們用“propaganda”一詞表示漢語中“宣傳”的意思，包括詞典上也是這樣翻譯，到近年人們才意識到該詞在英語文化中含有貶義，指政客們有目的的愚弄、欺騙大眾的手段，而一般的宣傳則用“publicity”等中性詞。語言習得中的語用問題已經越來越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和重視。現在出現了語際語用學(interlanguagepragmatics)這一新的語用學研究領域。“語際語用學可稱為語用學和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跨面或共同的研究內容”。因此，對中國英語的研究應該從語用的角度人手，因為中國英語在語法上是正確的，只是語用上存在是否恰當的問題。

第二，對中國英語的研究關鍵不是它是否需要本土化或者需要從語音、詞匯、語篇的層面上進行描繪和規定，使之成為國際英語中的一個國別變體的問題。如前文所述，這樣的設想沒有必要也沒有意義。關鍵是需研究中國英語在交際中的效果，是否能準確傳遞交際者的意圖，如不能，在英語中又沒有對等的表達，又該如何改進使其能更準確地傳遞交際者的意圖?因而中國英語的使用其實又是恰當地翻譯的問題。如中國閱兵口號“同志們好!”、“首長好!”在新聞報道時如何翻譯的問題。因為西方國家閱兵時不喊口號，因而找不到對等的表達。而我們的報紙對外新聞報道時用的“Hello，comrades!”和“Hello，comradechairman!”又遭到英國朋友的批評，聽起來好象說“伙計們，干得不錯!”、“頭兒，您受累了!”，顯得很不嚴肅。如何正確翻譯，則需大家共同探討。可見，即使從翻譯的角度探討中國英語，歸根結底也回到語用上是否恰當的問題。

第三，對中國英語的形成原因僅從遷移或中介語的角度探索并不足以揭示其動態的本質。須從文化、社會、認知等整體的角度去探討中國英語的成因。交際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國英語的使用也是一樣。如英語母語者在中國環境里對中國人說“Haveyoueaten?”是可以接受的，是說話人為了達到維持良好人際關系的交際目的而對中國文化作出順應的結果。而中國人對英語母語者說同樣的話是否恰當則需依情況而定，如對方是否了解中國，在哪里、什么情況下說的等。

總之，中國英語是英語使用者在交際過程中為了達到交際目的而填補某些英語語言形式、社交文化信息等空缺所做的語言選擇，是一種交際策略。對它的研究我們也須結合語境才能揭示其深刻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