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古代音樂文學研究個人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中國古代文學和古代音樂史學本分屬于不同的學科范疇，近些年，交叉學科的出現，讓兩個學科找到了交叉研究的可能，中國古代音樂文學這個新學科應運而生。此二者本是同根同源，皆起源于遠古的樂舞，且在歷史的長河里始終并行發展，本文將對于中國古代音樂文學的思考簡要道來。

【關鍵詞】音樂；文學；詩歌；交叉

中國音樂文學是一門交叉學科，但由于音樂文學是精神世界高度發達的產物，二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眾所周知，所有學科的研究，都是從史學開始的。因此，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古代音樂文學，筆者翻閱了中國文學史和中國音樂史，希望能對開闊眼界有所裨益。

拜讀了袁行霈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書中把中國五千年的變遷與經歷描述的詳之又詳。從中國文學的起源，一直寫到清代的文學發展狀況。其中，把各個派別、各個文學思潮與社會大環境結合，參照社會背景、看文學故事，詳盡了解了各個時期的文學發展特點。統治階級與平民階層通過語言、文字的博弈，來推演王室的興衰。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大約300篇詩歌，故又稱“詩三百”。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雖然這三個部分都是士大夫階層搜集民間的音調，通過文學加工而成。但內容和風格大相徑庭，風主要是十五個諸侯國的民歌，大多是反映民間疾苦的；雅分為大雅和小雅，主要是朝會或者宴飲時所用音樂，歌詞經過士大夫的深度潤色，很典雅；頌主要是皇室宗廟祭祀的音樂，內容大多為君王歌功頌德的。書中有“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幻想，也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追逐。

《楚辭》是我國最早的浪漫主義詩歌總集，主要由屈原和后學所作的詞，后經漢代的劉向編撰成書。屈原在楚懷王去世后，由于王朝更迭的混亂，民不聊生，文人的憤恨逼著他投江而死。不禁使人“嘆草木之凋零，恐美人之遲暮”，但也留下了“余心之所善，雖九死而無悔”的傳統士大夫憂國憂民的精神品質。屈原把君子比作香草和美人，從風格上開了浪漫主義詩歌之先河。

繼《詩經》和《楚辭》之后，由于漢代設置了專門管理和教習樂舞演唱的機構——樂府，這個機構的職責就是收集民間曲調。雖然是統治者的一種政治手段，但也是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匯集，它開創了詩歌的現實主義新風，從“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可見一斑。

以上是印象最深刻，也是比較經典的幾部著作。《詩經》中反映民間疾苦的十五國風、《楚辭》中呈現出的士大夫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漢樂府》中反應漢代窮兵黷武造成民眾家破人亡的現實，既有對民間曲調、歌詞的加工，又不完全被統治者操控，呈現出相對獨立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推動了文學的發展。

后期在漢賦的基礎上，出現了最早的詩歌形式——駢文，它要求上下聯要對仗，甚至對平仄都有了嚴格的規定。東漢末西晉初，或者干脆說三國時期，由于連年戰亂，文學的發展也可謂是起伏不定。以曹操為代表的“建安風骨”的形成，文學的發展出現了短暫的高潮。此后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文學都很疲敝，直到“唐宋八大家”，才迎來了文學的春天。唐代的詩歌形式，大都以五言和七言為主，出現了一批偉大的詩人，這個偉大的群體把這個時代的文學水平推向了歷史最頂端。盡管后世也有華麗的詩歌，但都無法與這個時代的作品匹敵，真正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宋代的詞也是絕唱，分為婉約、豪放兩派，婉約的思夫倚窗，豪放的快意恩仇，是留給文學史的又一座難以逾越的時代高峰。

總的來說，越是盛世王朝，越是精英輩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越是傾危王朝，越是人才凋敝，“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因為只有在生活環境優越，國家相對安定的前提下，文人才有時間和機會創作。相反，如果國家政局動蕩、社會黑暗，文人就缺少創作的空間和可能。如，唐宋時期的強盛造就了“唐宋八大家”，而東漢末連年的凋敝才出現悲觀避世的“竹林七賢”。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自古以來士人都是最有家國情懷的一個群體，每當國家危難之際，他們都會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憂國憂民的思想，沒有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文學創作。因此，亂世出英雄，卻很難出大文豪。

也拜讀了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老先生以真實史料為佐證，層層剝繭，讓人在詳細了解音樂起源與發展的過程中，又被詳實的史料所折服。從遠古的《葛天氏樂舞》到先秦的風、雅、頌，從漢樂府到唐詩、宋詞、元雜劇、明傳奇、清代戲曲。中間出現了太多的典故：韓娥的“余音繞梁，三日不絕”、孔子的“三月不知肉味”、“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易水送別、“高山流水遇知音”等皆與音樂相關。單從這幾個舉例中就可以看出，古代的音樂以唱為主，特別是來自民間的曲調，歌詞既反映了普通民眾的生活，又有藝術性的加工。由于年代久遠，很多詩歌的樂譜都已經湮沒在歷史的浪潮里，現代人做研究只能從殘存的文本里尋得一絲端倪。有的學者認為，缺少音樂部分的研究是毫無意義的，這個觀點筆者斷然不敢茍同。原因是，雖然絕大部分詩歌丟失了音樂性，但這種飽含普通民眾真實生活狀態的歌詞，跟那些逢迎君王統治需要的鮮有意義的音樂相比，就顯得意義重大。由此可見，對音樂文學的研究者來說，如果僅僅盯著樂譜和歌詞兼備的作品搞研究，只會讓自己的研究視野越來越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越來越低。為了全面的研究音樂文學，這些遺失了音樂性的作品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

上述一系列事例告訴人們，音樂與文學在很多時期、很多作品中都有不謀而合之處，或者說他們本就是同源同根。《呂氏春秋·古樂》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這個典故告訴人們，遠古時代詩、舞、樂是三位一體的，那個時代歌詞已經具有詩的色彩。先民們在與大自然的斗爭和勞動中，從呼聲的節奏演變出了詩歌，詩歌也是最原始的文學形式。因此，把他們結合在一起進行研究，定會碰撞出非凡的火花，也是追本溯源。

文學有了藝術性，欣賞價值，就仿佛往一潭平靜的水中注入了一泓清流。但并不否認正統文學的價值，因為每個民族都要有自己特殊的文化烙印，這種烙印總要傳承與發展下去。當然這個烙印就是民族的文化，更多的還是本民族的文學與藝術。

現存的四大文明古國，仍留存自己本民族文字、語言、詩歌等文化傳統的，目前只剩中國了。因此，作為跨著兩個學科研究的我們，要以傳承和發展為己任，把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發揚光大。

《樂府歌辭研究》是王昆吾先生的著作，他認為一切不能用來演唱的詩，都叫“徒詩”，而既能讀又能唱的詩，都叫“樂府”。筆者認為研究這種“樂府”是很有意義的，把許多優秀的作品以唱的形式表達出來，這本身就是傳承古代文學的實踐。

目前，很多院校的辭學研究都開設了碩士、博士點，還有個別學校開設了古詩詞演唱專業。

因為若只從字里行間，或是譜面上看，是不能夠深入、真切體會到某個特定時代的歷史印跡的。但如果把他們通過演唱的形式表現，就能重現那個時代的音響效果，就能把人帶入到那個時代的風俗、習慣等方方面面。當然，所有必要的案頭和考察工作也會做得更細致，因為熱愛，所以相信自己會把熱愛的做到最好。

此外，中國音樂文學研究是一個前景很廣闊的學科。我國有許許多多優秀的典籍，這為研究音樂文學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再者，我國的文學研究體系已趨于完善，要想有新的突破就必須找到新的角度。而作為文學的同行者，音樂是最好不過的了。

上述二者都是意識形態上的學科，且都是與哲學有緊密聯系的。有人過說：“所有社會學科的問題，歸根結底，都是哲學上的問題”。這句話都是很中肯的，要想把文學與音樂的交叉研究做好，就得先擺正哲學的定位——那就是必須以馬克思唯物主義為基礎，畢竟社會學科是比較容易走入唯心主義誤區的。由此就要注意，無論是在文學中研究音樂，還是在音樂正研究文學，都要建立在歷史的縱向和社會的橫向之立體本位上。有了這個立體本位的支撐，音樂文學的交叉研究才可能顯示出客觀的公信度，否則，再辛苦的求索、再華麗的辭藻都掩蓋不了研究成果的片面和公信度的單薄。

例如，唐代的“教坊”和“梨園”出現的背景源于南北朝時期的亂世，雖然隋朝有了短暫的統一，但是整個社會的依然動蕩。唐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就必須用音樂來同化民眾的思想，這時候“教坊”和“梨園”兩大機構就應運而生了。

宋代的“瓦子”“勾欄”是市民經濟興起的產物，這個時期由于手工業的快速發展，推動了市民經濟達到歷史的巔峰。人們在物質生活極大豐富之后，就會自然而然地追求精神世界的滿足，常常集聚在一起看戲聽曲，這就給“瓦子”和“勾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猛長的肥沃土壤。

中國音樂文學不僅是文學和音樂的問題，也是社會學、民俗學的問題，更是哲學的問題。一個熱愛思考的研究者，要不斷豐富知識深度，也要不斷拓展知識廣度，在縱向和橫向的交匯碰撞中，不斷推陳出新。長此以往，研究成果會越來越豐富，且有說服力。

參考文獻：

[1]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J].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8.

[3]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96.

作者:巴亞偉 單位:河南科技職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