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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郝婧坤1許軍娥2張美紅3作者單位：1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特種警察學院2咸陽師范學院3北京師范大學

“反科技”的聲音

“反科技”的聲音早已出現，提出“回歸自然”口號的啟蒙運動時期法國著名思想家盧梭曾就科學技術對人的道德產生消極的社會道德功能展開批判。他指出科學技術在其發展和應用過程中，逐漸成為支配、控制人的工具，人類喪失了自然人性與美德。至19世紀，馬克思比盧梭更為深刻地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效率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財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源泉。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4]77520世紀被公認為是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科學技術得到了加速的發展和應用。一方面，科學技術在經濟、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和滲透，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另一方面，卻摧毀了人類自身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即不可持續發展危機全面爆發的危險，人類又一次遭受著空前的危機考驗。于是，一些學者和思想家繼續對科學技術展開批判，從而審視、反思科學技術，兒童文學界以捍衛孩子未來良好的生存環境為己任，也積極傳達出他們的隱憂與預警意識。

（一）對受控與異化的揭示

周銳在《遙控健身操》中傳達了人類被科技所掌控和異化，必須對科學技術有所限制的觀點，他提醒人們對科技的潛在巨大風險應保持警惕。小說中的“阿嗡”大夫發明了一種遙控機器，在機器中輸入做健身操、表演、講課、背誦課文、洗臉、刷牙等等各色各樣的程序后，再給被遙控的人服下“里應外合劑”，就可以準時準點、準確無誤、身不由己地把設定程序中的各類行為“演練”出來。起初，遙控機器給人們帶來了便利，“舞盲”們吞下“里應外合劑”，就可以瀟灑自如地跳“探戈”、“恰恰”；兩個剛入門的乒乓球愛好者通過遙控技術保證對打三百回合也不會失誤……但弊端也隨之接踵而來。嘗試過“遙控門診”技術苦頭的阿嗡大夫意識到：“遙控健身操無疑是一種了不起的創造。但如若這種創造的結果恰恰只是防礙了人們的發展和創造，那么，盡管已經付出了不少努力，也只得拋棄它。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體內都存有‘里應外合劑’了，也就是說，大家隨時隨地都會身不由己地接受遙控。要是盜賊設法遙控銀行職員、侵略者遙控了邊防軍……那該多可怕。”（《遙控健身操》）更可怕的是，如果技術被戰爭狂人或恐怖集團所掌握，那么后果不堪設想。由此暴露出科學技術具有統治的意識形態功能，這無疑會嚴重抹殺個體人的自主創新性。哈貝馬斯也認為科學技術必然具有消極的作用，主張把科學技術作為直接的批判對象來加以批判。在周銳的這部短篇小說中，也開始深刻表現技術異化人類的問題了。人們被禁錮在看得見的裝置和看不見的控制中，“越來越少地與人面對面打交道了。電腦自動化管理、自動取款機、自動驗票系統、自動駕駛儀……我們實際上逐漸把自己的日常行為‘托付’給了機器來‘照看’”,甚至于哭、笑等精神活動在小說中也受到了技術的控制，正如生態批評家魯樞元所言：“先進的科學技術正以它的巨大威力滲透到人類個體的情緒領域和精神領域，并力圖以自己的法則和邏輯對人類的內心精神生活實施嚴格精確的、整齊劃一的現代化管理。當科學技術日趨精密復雜時，人卻被簡化了，這又是熱心發展現代科學技術的人們始料不及的。”[5]269這無疑是科技高度發展的信息時代給人類內部帶來的一種本質意義上的“精神污染”。我們如今確已生活在一個機器智能的時代，電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了當代的機器人保姆，而信息技術目前正以勢不可擋的趨勢向前發展，人類已從中產生了受控感、異己感和非人感，如果我們不想變成冷冰冰的機器，反思是必要的。

（二）科技的尷尬與自然的勝利

如今科技的濫用加劇了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引發了許多新的災害已是不爭的事實。比如殺蟲劑能夠有效地控制農業病蟲害，從而提高農作物產量，但它也會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態災難。核能的開發能夠緩解能源緊張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廢料的處理一直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氟利昂被應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學家卻又發現它對臭氧層有破壞作用。人類現在陷入一個怪圈，總是試圖利用新的發明創造去解決現今不斷顯露出來的應用科技而遺留下的“禍端”。這一切都表明，科學技術存在致命的軟肋，遠非盡善盡美。因而生態文學家認為，技術終究不能替代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生命體，一切都得服從自然法則的制約。周俊儒、古京雨等兒童文學作家以其作品表明科技不是萬能的，技術制造品無法替代自然生命體維護生態系統平衡的作用。在周俊儒的童話《大紅袍》里，人們用飛機噴撒滅蝗蟲的化學藥劑，雖然殺死了部分蝗蟲，但也殺死了小鳥，殺死了原野上的許多生靈。這充分顯示出科技發明的弊端，因為“鳥兒不但消滅蝗蟲，還可以消滅其他許許多多的害蟲”。（《大紅袍》）而且長期使用藥物滅蝗，也使蝗蟲慢慢產生了抗體，藥物越用越失靈，對環境的危害卻越來越大。于是人們不得不回歸自然原始的方法，借助生物鏈原理用雞來滅蝗蟲。童話中的老公雞“大紅袍”將軍率領滅蝗雞隊伍經過幾次戰斗，徹底消滅了以“大叉腳”為首領的地下蝗蟲大軍，保證了草原的綠意蔥蘢，實現了雞在自然鏈條上的本我價值。古京雨的小說《五月的草場》敘述的是類似的主題。錫林郭勒大草原鬧起了蝗災，一個夏天，幾代蝗蟲輪番爭奪草場上牛羊的口糧，小主人公家承包的草場只一夜功夫就被蝗蟲吃得只剩一個角，“諾大的草場上，聰明無比、無所不能的人卻勝不了小小的蝗蟲。”（《五月的草場》）在小主人公的啟發下，大人們改變了策略，把滅蝗蟲的農藥變為了一千只大黃袍雞。最終當廣袤的草原上又一次展開人蝗大戰的時候，來勢兇猛的土蝗已在小主人公家的草場上銷聲匿跡了，自然原理戰勝了科技發明。其實在《屎殼郎先生波比拉》中，我們也能讀出保冬妮對于大自然雄奇偉力的稱頌和對于科技力量的質疑。六十歲的公象對波比拉說：“自然萬物都有它的規律，該怎么樣就怎么樣。像人那樣為了達到像龜一樣的壽命，一百年，甚至一千年，而去胡作非為，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弱肉強食是非洲自然界不斷進化的客觀規律，沒有誰可以改變……”科學技術未必能夠有效排解非洲草原上每天都會留下成百上千噸的象糞、犀牛糞，而浩浩蕩蕩的屎殼郎隊伍就能把這些垃圾迅速變成小糞球，轉入地下，從而讓非洲的原野肥沃起來，作家以贊美的口吻寫道：“不難想象，如果沒有了這些草原清道夫，阿魯巴平原將會變成什么樣子。”（《屎殼郎先生波比拉》）科學技術未必能夠準確地控制屎殼郎家族的數量，而大自然的生物鏈即能做到這一點，作家寫道：“是啊，從波比拉、坎麗魯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許多危險在等著他們，他們的天敵更是想方設法要吃掉他們。大部分的屎殼郎，來不及生兒育女，命就斷送在那些貪吃的家伙們的嘴里了。正是這些敵人，控制著阿魯巴平原上屎殼郎的數量，讓他們不至于太多，而造成象糞的緊張；又不至于太少，而無法打掃干凈平原上的糞便。”（《屎殼郎先生波比拉》）由此可見再高妙的科技發明也難以真正替代自然界的原生態力量，所以曾經熱切向往人類文明的波比拉最終丟棄了他視若珍寶的人類的“報紙”和他幾次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下來的模擬“眼鏡”，愿意做回一只普通的屎殼郎。在周銳的童話《拯救伶仃草》中，2100年的科技已經非常發達，通過時間網人們可以給過去任何時代的人發E-mail。而生活于那個時代的女孩“蜜棗”一雙肌肉萎縮的腿卻無法醫治好。如果女孩生在一百年前，主人公“我”的中醫父親給她開張方子吃點藥，很快就能治愈。盡管后來“蜜棗”收到了主人公父親開出的藥方，可她生活的時代，只能找到29種草藥，少掉的那一味叫伶仃草，它滅絕在污染嚴重的21世紀中期。于是，尚處于21世紀初葉的“我”發起了拯救伶仃草行動，最終讓女孩如愿以償得到了伶仃草。未來先進的科學技術無法拯救女孩的病痛，在一株自然界的植物面前黯然失色。周俊儒的童話《最后一只小鳥》也表現了科技的脆弱，與大自然活生生的生命相比，科技陷入無用的尷尬境地。陽陽的爸爸是一個仿生學家，專門設計、制作各種機器鳥，原因是五十年前鳥類已滅絕，人們尋遍天涯海角也沒再找見一只小鳥。雖然機器鳥制造得惟妙惟肖，酷似真鳥，擁有艷麗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可孩子們還是情緒低落，向往著曾在碧海藍天間翩翩舞動的真鳥。那些機器鳥沒有心臟在跳，沒有血液流動，沒有腦子思想，其實質不過是一堆冰冷生硬的鐵片。高科技產品終歸無法給孩子們帶來快樂，只有最后一只小鳥——鳥仙子告別世界的飛翔讓孩子們終生難忘，他們驚異于揮動雙翅翱翔于天際間自然生命的美麗。

回歸生態正義的呼喚

在對科技異化批判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科學技術作為人類的一種理性活動，是人們實現實踐目標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質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主要取決于使用、控制和操縱它的人的目的。人是科技為善為惡的決定者。愛因斯坦曾經指出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6]36湯因比也明確表示科技是一種中立的智力工作，他說，“要對付力量所帶來的邪惡結果，需要的不是智力行為，而是倫理行為。但是科學對倫理來說，屬于中立的一種智力工作。所以，科學不斷發達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結果，若用倫理上善惡的概念來說，就在于科學是被善用還是被惡用。科學所造成的各種結果，不能用科學本身來根治。”[7]39佘正榮進一步站在生態學的立場上認為：人類科學技術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一種有方向性的東西來引導，使科學技術不致被用來征服自然，而是用來使人類與自然協調。當代兒童文學也并不是一味地排斥技術，作家們讓科技回歸生態正義的懷抱，試圖使用技術來保持大自然的多樣性、完整、穩定和美麗。他們對人類的未來充滿希望，期盼能夠建立一個適應并與有機自然環境和平相處的充滿生機的、后現代的、文明的生態型社會。在班馬的《老木舅舅迷蹤記》中，“老丹”是一個激進的環保主義者形象，他使用一桿神奇的冷凍槍，能一剎那把任何活物給“凍”在冰塊之中。躍出池塘的鱒魚、抖顫翅膀的蜻蜓、憤怒的獅子、優美滑翔的野鵝等等都被老丹盡收冰中。乃至于地球上各種生命后來全被老丹活生生地“保留”起來，藏在嚴寒極地的巨大冰窟中，老丹向老木舅舅這樣解釋他所作所為的原因：“我的技術和目的，就是留下生命，而不是被人用去毀滅生命……我為地球而收藏它們……讓我代表人類，守護這些可愛的生命！”（《老木舅舅迷蹤記》）小說中的軍方和情報機關一直窺視老丹的秘密技術，但作家班馬沒有讓他們的“陰謀”得逞，而是完成了一個讓科學用來建設良好生態環境的愿望。“老丹”形象的塑造是對那些“有技術無視野的專家”和“既無視野也無技術的政黨官員”的反諷，他的行動是對愚蠢地使輝煌的科技發明走向悖論，從而把我們的社會盲目引向“奮發圖強”的“死亡文化”的激烈對抗。在潘曉雯的《古銅鏡》中，為了保護人類世世代代居住的自然家園，艾莉利用高科技探測儀和鼴鼠型鉆洞機成功引爆火山巖漿，毀滅了妄想征服一切的冷酷無情的地下人世界。小說里科技被賦予了更好地建設美好家園與維護地球和平的使命。蕭袤的童話《尋找月桂樹》里，使難以治理的依亡勿西大沙漠變為綠洲的“法寶”就是科學技術與愛心的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從青春年少到白發如霜，科學家終其一生艱苦的搜尋，終于在月球背面找到了月桂樹樹種，經過反復檢驗，樹種的活性酶保護完好，DNA結構清晰，但是用臻于完善的克隆技術復制出的月桂樹種就是不發芽，原來有一個關鍵的環節被忽略，那就是除去必要的施肥、澆水之外，每天要對著樹種說上一千遍：“寶貝，快快長吧！寶貝，快快長吧！讓綠色布滿全球，讓人心不再冷漠……”歷經辛勤的培育，在愛心的沐浴下，月桂樹生機勃勃地在依亡勿西大沙漠生長起來。作家以夸張的手法表明，拯救地球家園，使她重新變得綠意蔥蘢是件很難的事情，不僅僅需要技術的幫助，還需要高尚的生態理念，需要付出犧牲，由此讓人再次體會到科技是好是壞，不是取決于科技本身，而是取決于對科技應用的結果。只有正確方向的選擇，才能造福于人類和整個生命世界。因此現代深層生態學允許人們利用科學手段認識物種特性和生態規律，并渴望利用這個手段早日與自然形成協調發展的格局。這比老莊的純任自然要包含更多的積極因素。科技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善惡，科技在濫用或者誤用的情況下，導致了工具理性的膨脹，造成對人類社會的消極影響。少年兒童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命運和民族的興旺發達，就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來說，如果沒有強大的科技進步的推動，很難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持續健康地發展。這就越需要對少年兒童作方向性的引導，使他們確立崇尚科學、追求真理，造福于民的全新科技理念。兒童文學作家盡管在科技主題作品的創造上陷入過誤區，但經過長期探索之后已逐漸向合理化方向靠攏，以原創的美的作品宣揚科學理念，他們所付出的努力與取得的實績是應該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