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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彭定光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市場秩序雖然是商業活動中的秩序，但它并非只影響到商人的利益，還影響到清朝政府、顧客、生產者的利益。由于市場秩序與城市中的每個人的利益都有關，因此，他們就會共同地承擔維持市場秩序的責任。這就是說，市場秩序實際上是商人、清朝政府、顧客、生產者共同努力的結果，其中，商人與商人之間關系、商人與清朝政府之間關系的處理是主要的方面。在清朝政府與商人之間關系的處理方面，關涉市場秩序的因素主要有交易場所的開設、商戶和經營范圍的確定、物價的穩定和稅收的征收四個方面。對于交易場所的開設，清朝政府不再如以往朝代一樣只允許在城南開設商鋪，但不準在滿城中設置交易場所，這一規定后來因為旗人生活不便而最終改變。

在商戶和經營范圍的確定方面，清朝政府不只是不準皇室、貴族、官僚和旗人開設和經營商鋪，使他們喪失了這樣的謀利方式，甚至還禁止他們出入市場，這一舉措防止了官民爭利，維護了市場秩序;禁止“坊本小說”的印刷和銷售，不準商戶經營食鹽等商品，對酒等由糧食加工而成的商品的銷售加以限制，如乾隆年間有這樣一則禁酒令:“通飭各屬，嗣后凡遇拿獲私燒踩曲之案，除柿、棗各燒，及宣化府屬不食用之苦味高梁所燒酒斤，與本地零星沽賣，再置曲自用，數在三百斤以下，為數無多，仍照例免其查禁，并一切置造酒曲之鍋、甑等類器具，及馱載之車輛、騾馬等項，仍照各定例并前院通飭遵行，仍概行給還。本犯勒令分別銷毀，改用，并未經燒置酒曲之米、麥、高梁等物，悉免其查起，以免牽擾外，凡收可以食用之米，與隨帶高粱等物，私開燒鍋，及私行踩曲，已經燒踩、置造，數至三百斤以上者，無論曾否販運出境，以及初犯、再犯，拿獲之時，照例枷責治罪，將現獲之酒斤、槽酷及曲塊等物，俱發與本地鋪戶零星售賣，照數變價入官。再本地富商違禁射利，并別處巨商大賈，外來潛匿，密賃深房，廣行置造，不肖之房主通同包庇，勾串販賣，以致消耗米糧，應嚴行治罪。”［13］(P443)

在物價的穩定方面，清朝政府一方面禁止商人哄抬物價，對擾亂物價的商人進行懲罰，從商品產地組織貨源以平抑物價，另一方面，又打擊商人或者富人的囤積居奇、待價而沽的行為，如“張伯行為巡撫時，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積米粟，張伯行必勒行賤賣，否則治罪。此事雖窮民一時感激，要非正道，亦只為米價翔貴”［17］(P612)。

在稅收的征收方面，清朝政府強調，“國家設關榷稅，原以阜財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輸無弊，出入有經。庶百物流通，民生饒裕”［18］(P317)。然而，在稅收征收的過程中卻存在著大量的不規范征收和巧取豪奪的現象。為了杜絕此種現象，有的官員強調應該對稅收征收進行立法，指出:“民不苦正供而苦雜派，法不立則吏不畏，吏不畏則民不安。閭閻菽帛之輸，朝廷悉知之，則可以艱難成節儉。版籍賦稅之事，小民悉知之，則可以燭照絕侵漁。”［2］(卷263)盡管《賦役全書》的頒發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防止官吏“侵漁”的作用，但征稅的實際操作卻不能“絕侵漁”。開始時，清朝政府向商人征稅，是由地方政府所確定的牙行來具體操作的，這為地痞惡棍隨意勒索商人提供了條件。針對這一問題，雍正帝實行了“牙行領帖制”，將給帖征稅權收歸戶部，并對違犯者予以制裁，按規定對被發現的未領帖的非法牙人杖60下，容隱非法牙人的笞50下。在有的官員提出“重農抑商”的主張和對偷稅漏稅的商人進行打擊時，康熙帝強調:“重困商民，無裨國計。種種情弊，莫可究詰。朕思商民皆我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須易轍改弦”［18］(P317－318)，“商人領吳逆資本者甚多，隱匿者亦或有之。若據告追究，恐無賴之徒借此詐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為四民之一，富民亦國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計此銖兩。以后有首告，應不準行。”［19］(P1223)這不僅保護了商人的利益，而且維護了市場秩序。

在商人與商人之間關系的處理方面，在清代，一個商人可以經營何種商品，是不能自由選擇的，既受到清朝政府的限制，又受到其他商人的限制。在某種意義上，來自其他商人的限制更為嚴厲、殘酷，因為，在商人看來，同類商鋪多一家，自己的利益就會少一分，因此，他們就會對其他商鋪進行監督、設置障礙，甚至為了爭權奪利而不惜你死我活。清朝政府原來只允許京師僅在天橋開設一家紅果行，但到乾隆時卻有了兩家，而且都由山東人經營，他們“爭售貶價，各不相下。繼有出而調停者，謂:‘徒爭無益，我今設餅撐于此，以火炙熱，能坐其上而不呼痛，即任其獨開，不得爭論。’議定，此設于天橋之主人即解衣坐之，火炙股肉。須臾，兩股焦爛，即倒地死，而此行遂得獨設，呈部立案，無異議。”［20］(農商類)這種殘酷的市場競爭不只是在商人之間發生，在幫助商人進行商品交易、收取稅金的牙行或者牙人那里也不可避免。“京師有甲乙二人，以爭牙行之利，訟數年不得決，最后彼此遣人相謂曰:‘請置一鍋于室，滿貯沸油，兩家及其親族分立左右，敢以幼兒投鍋者，得永占其利。’甲之幼子方五齡，即舉手投入，遂得勝。于是甲得占牙行之利，而供子尸于神龕。后有舉爭者，輒指子臘曰:‘吾家以是乃得此，果欲得者，須仿此為之。’見者莫不慘然而退。”［20］(農商類)這種維持市場秩序的殘酷方式并不多見。普遍的情形則是在面臨矛盾時，商戶作出讓步，如“京師某錢肆初無赫赫名，而營業日盛。四大恒忌之，乃散布謠言，謂某肆將倒，于是凡藏某肆錢票者，相率往取，如是三日，某肆從容應付，絕不支絀，謠言乃息。后某肆知四大恒之算己也，乃發巨金編收四大恒票，四大恒聞之，懼，乞人關說，乃已。”［20］(農商類)或者為其他商戶提供謀利的機會，以求共存共生，如江蘇人阿昭是一位銷售豬、魚、雞、鴨等薰燒食物的小商販，“其所售豬魚精美異常，人爭買之。晡時便盡。然阿昭所作有恒度，或勸何不多作，日有贏余，亦可經營致富。阿昭曰:‘人之所以為人者，須有生趣。……有天下生計，須天下人共之，何可恃己之能，奪人食耶?’”［20］(農商類)可見，在不存在血緣關系或者地緣關系的商人之間，要維持某種市場秩序，往往不得不借助第三方的力量。

由于商品生產的地域差異性、生產工藝的不外傳及“商則本鄉者少，而走外鄉者多”［21］(P45)，因而，從事同類商品經營的商人幾乎是具有血緣關系或者地緣關系的人。表面上看，不同宗族或者同鄉經營不同行業，似乎是清代人在經濟生活中總結出來的維持市場秩序的智慧，是減少經濟摩擦的方式，其實卻是經濟壟斷。某一行業的這種宗族或者同鄉壟斷，雖然排除了非血緣關系或者非地緣關系的商人之間那樣的殘酷競爭，但是，并不意味著親戚或者同鄉之間不再存在矛盾。相反，商人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如在同鄉的合本經營中，就存在著“因勢凌人，因財欺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因傾推人”的現象;在客源的爭取上也存在著矛盾，如京城有著名的藥鋪同仁堂，來京的外地人都會去購買，它設在東安門的分店專門銷售靈寶如意丹，這種藥“治病神效，故人爭市之。屋僅一廛，懸額為青囊一卷，其人以此起家，傳數代矣。由是爭相仿效，或書清囊一卷，或誠囊一卷，或菁囊一卷，或精囊一卷，以此相混攘利”［20］(農商類)。為了解決諸如此類的矛盾，為了親戚或者同鄉的共存共生和共同利益，在異地經營的同鄉建立了服務于同鄉的會館、公所。會館或者公所是同鄉商人或者同業商人之間建立的自治性行業組織，它有專業性與綜合性的組織兩種。它可以讓同鄉或者同業商人意識到“無論舊識新知，莫不休戚與共、痛癢相關，人情可謂聚矣”［22］(P351)，“泉貝之流通，每與人情之萃渙相表里，人情聚則財亦聚，此不易之理也。”［22］(P351)“會館為合郡士商理論之所，遇有爭端，酌處勸息。設恃蠻不遵，有關風化之事，自應公同稟究。”［22］(P387)它規定同鄉商人入行和新店開張的條件，如開設新店一般需要“上隔七家，下隔八家”，預先向會館或者公所交清捐牌錢方許開張;對同業商人的經營進行規范，“為同業公定時價，毋許私加私扣。如遇不公不正等事，邀集董司，詣會館整理，議立條規，借以約束”［22］(P217)，一旦有了行規和統一定價，同業商人就不會私自提價或者降價;公開而平均地分配原料和商品，以便給所有商戶提供同樣的獲利機會，不準“隱瞞獨買”;為了不影響同業商戶的利益，不準銷售假冒偽劣商品，不準貶損其他商號，“如有以低貨假冒，或影射他家牌號，混蒙銷售易兌者，最足誣壞名譽，擾害營謀。一經查悉，輕則酌罰，重則稟官請究”［22］(P160);由于“錢貝喧闐，市廛之經營，不無參差，而奸宄侵漁之術，或乘間而抵隙。此非權量于廣眾稠集之候，運輸于物我兩忘之情，相勖以道，相尚以誼，不可也”［22］(P369)，于是，要求同業商戶共同抵制貪官污吏的橫征暴斂、騙子惡棍的欺凌勒索，并為此統一開支經費，以便為今后的平安經營創造條件;如果同業商戶之間發生糾紛，會館或者公所就會出面解決，其程序是先由首事調解，如有不服，就再由同業所有董事共同裁決，如果仍然不服，就訴諸官司。會館或者公所的如此作為，的確對維持市場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