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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順應金融科技的發展趨勢，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也發生了轉變，為了研究銀行信用中介在近年來的變化及未來的發展方向，結合已有的研究文獻及相關金融理論進一步分析銀行信用中介功能轉變的本質及必要性。探討以往的理論是如何解釋現行的銀行信用中介功能的狀況及對社會資源配置的作用。

[關鍵詞]金融科技；信用中介；金融理論；資源配置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圍發展迅猛，一度掀起了第四次金融浪潮。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金融科技50人論壇學術委員楊濤發布的《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20》顯示，2019年，我國金融科技產業營收規模再創新高，達到1.44萬億元；融資數量共計285筆，占全球金融科技融資總量的24.4%；融資總額達656億元，占全球金融科技融資金額的25%。人工智能企業總數占全球的21.67%，排名第二；其中，人工智能專利申請量共計44.4萬件，居全球第一。電信業務收入大規模增加，達到1.3萬億元，業務總量同比增長18.5%。消費金融市場規模(不含房貸)已經超過10萬億元，市場滲透率高于20%。智能投顧資產管理規模約為4.6萬億元，收入規模達到92億元。雖然近幾年來金融科技的應用在商業銀行的應用領域愈加廣泛，熟練程度也進一步提升，但目前國內仍處于初步的探索萌芽階段。尤其是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以“非接觸、零接觸”為主的服務方式出現在大眾視線后，短時間內覆蓋了生活的全方位，金融領域也不例外。因此，以線上業務為主的金融服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也為中國金融市場再次注入了新的活力，疫情的壓力促使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不斷突破自身技術瓶頸，打破傳統的業務模式和經營結構，大力發展數字信貸。同時，商業銀行的長久以來占據核心地位的信用中介功能也發生巨大的轉變。因此，在金融科技的中心維度不斷提高,金融科技被定位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有力武器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商業銀行的轉型問題及信用中介的重新定位問題進行深刻的討論和研究。本文旨在從金融科技如何實現轉變銀行中介功能的角度出發，研究商業銀行在全新的經濟和科技環境下如何適應、融入并有效運用金融科技的優勢不斷提高自身的經營能力和績效水平、完成數字化探索、真正實現全方位轉變。此研究對商業銀行的定位及轉變方向和途徑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目前金融科技(Fintech)尚處于發展階段,國際上對其沒有統一的定義。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將金融科技定義為技術驅動的金融創新。隨著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金融科技的廣泛關注，金融科技的定義也從不同的角度被詮釋。有學者認為金融科技依托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和物聯網等應用技術為金融業注入創新發展新活力(嚴圣陽2016)，有學者認為金融科技主要應用于支付結算、信貸、保險、投資、風險管理等領域(Arner2016)[1]。有學者認為金融科技是一系列廣泛影響金融支付、融資、貸款、投資、金融服務以及貨幣運行的技術(Ma&Liu2017),但有學者強調金融科技是指那些致力于解決傳統金融服務機構中以客戶為中心的產品供給方式不足的顛覆性數字技術(Bunnelletal2020)[2]。由此可見,金融科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技術，而是應用在金融領域并致力于打破傳統、顛覆常規的一項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運用的新技術，也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就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來看，金融科技的核心是利用技術為金融領域提供新的產品并改善服務質量,是屬于金融創新進化過程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理論上風險與收益并存(Thakor2020)。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為商業銀行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技術支撐。金融科技下的“融資工具箱”假說，即大數據運行下違約率和估值信息等透明，企業可根據自身融資需要，在互聯網上掛出“融資工具箱”直接發行動態股票及債券等，多種融資工具結合，投資人和借款人直接借貸，不需要再經過商業銀行(謝平2015)[3]。因此，商業銀行的傳統信用中介功能會發生轉變。故本文針對金融科技如何轉變商業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以已有的理論為基礎，結合相關的文獻研究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嘗試在理論方面進行進一步的完善并研究如何與時俱進將已有的理論合理運用到現實的商業銀行的管理運營中，并進一步作出詳細的闡釋。

三、銀行信用中介功能的發展變化

二十世紀一十年代時，熊彼特便提出了信用創造理論，他認為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的核心是信用創造，簡單來說，以銀行為中心庫，向社會公眾吸收大量存款入庫，將社會的零散小額資金聚攏，再以貸款的形式重新將資金流入社會，在刺激消費的同時發放的貸款又能重新形成存款，由此，便以銀行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合理的交易循環。銀行的信用創造功能即以銀行信用為資本，通過吸收存款形成貸款，再用貸款創造新的存款的形式為社會創造新的資本，推動社會資金流的持續運轉。后有馬克魯德認為銀行是信用的制造廠，銀行具有無限創造信用的能力，這是銀行獨有的信用中介的本質[4]。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交易成本說對銀信用中介功能作出了新的理論支撐。交易成本理論認為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主要是資產轉換，即將社會閑散資金轉換為企業的長期項目投資，以監督者身份從合約的簽訂與執行的過程中賺取服務費，將風險進行分散的同時也降低了小額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在任何的市場交易中都伴隨著各式各樣的摩擦，在監管制度不夠完善的情況下，信用風險幾乎不可避免，因此市場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必然會存在。而銀行作為信用中介的功能之一便是以自身信用為中介平臺，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使社會資金在資金供求雙方之間低風險高效運轉，提高社會的資源配置效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時，信息不對稱理論被更成熟地運用于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的信用中介功能的轉化。銀行的信用中介角色不再局限于存貸款的吸收和發放，銀行通過信息共享向社會發行證券籌集資金并將收益投資于未公開上市、信息透明度較低預期收益較高的企業項目，利用其資源優勢和專業水平搜尋風險低于收益的項目。銀行與資金供求雙方之間的合約是不完備的，為有效防止信用風險和逆向選擇帶來的損失，銀行必須充分扮演好其信用中介的角色，與借款人及貸款人保持信息的透明度與真實性，從而提高客戶的黏性。從社會資源角度來講，能夠吸引更多的貸款人愿意投資，共享規模經濟的同時解決借款人的項目資金運轉問題，降低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的成本[5]。銀行利用其特有的途徑及社會地位，獲取信息的速度與真實性往往比社會上公開的信息要更詳細充分。甚至于可獲得因某些原因金融市場上并未公布的信息，而這些信息往往具有更高的價值，不容易被隨意獲取，可以劃歸為銀行的“私人物品”。在這一時期信息不對稱理論能很好地解釋銀行信用中介的主要功能變化和優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風險管理理論占據銀行信用中介功能的核心地位。此時銀行信用中介的主要功能是將金融合約的風險進行拆分重組，并在不同的市場參與者之間進行重新分配，以達到風險成本最低的目的。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金融市場轉移風險的發動機和資金流動的緩沖劑。隨著銀行新業務的不斷拓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現,風險管理愈加成為銀行信用中介維持和發揮作用的必須高度重視的關鍵。二十一世紀至今，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在隨著科技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演變中也不斷變化著，以往的理論已不足以更好地解釋現今的發展變化情況，尤其是在金融科技全方位興起后，數字信息化已經覆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銀行的傳統業務發展模式已經逐漸趨于淘汰邊緣。為了保持住其在金融市場的核心地位，銀行不得不進行業務轉型，信用中介功能也從曾經的信用創造、信用擔保逐漸轉化為信用監督、結算及委托代理服務。在此情況下，其中間業務逐步成為銀行的主要業務來源。

四、金融科技對銀行信用中介功能的影響

資金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及社會的規模經濟效應是銀行信用中介功能長期存在的原因，銀行將社會小額閑散資金流入一個資金池轉化為大額社會可用資金改變貨幣資本的使用權，使社會的非流動資金變為可持續增加貨幣收入的長期流動資金源。傳統商業銀行信用中介主要業務模式是通過貸款和存款利差取得信用中介回報，將吸收的社會閑散資金以信貸方式重新投入國民經濟各行各業。金融科技(包括互聯網金融、供應鏈金融等)是傳統金融與科技手段結合的新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備商業銀行的特征，如在信用中介方面，同樣發揮規模經濟效應，提高社會閑散資金的流轉效率和投資回報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會的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但是，金融科技的發展也解決了一些銀行無法解決的問題，如客戶的黏性方面，銀行對中小企業和個人借款者的審核要求較高，信用評級程序復雜，時間較長，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無法為中小企業及創業者提供融資機會。金融科技可將社會閑散資金通過借貸平臺審核后直接向借款人提供資金融通，僅轉移資金的使用權[6]，在承擔借款人角色的同時承擔著監督人的角色，簡化了資金借貸雙方之間的復雜程序，將風險轉嫁給金融平臺，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的作用。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金融科技的發展對銀行的信用中介的作用主要表現為擠出效應，商業銀行傳統業務模式不再適應當前發展，如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轉而傾向于發展中間業務，以中間人的身份代理客戶承辦各類委托事項、提供金融融服務并收取手續費及咨詢費，無需承擔因信用風險導致的不良資產。特別是在利率市場化的推動下，商業銀行逐漸獲得中間業務產品的定價權，近十年的時間陸續擴大合作范圍，與證券公司及保險公司聯合推出各種中間業務組合產品，甚至根據客戶自身的特性定制產品[7]，大力增強產品滲透，旨在以提升結算賬戶交易量為目標，不斷豐富產品的支付功能的覆蓋廣度和深度，增強客戶黏性。近幾年，銀行加大員工培訓次數和質量，不斷提高銀行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和產品的開發投入力度，以求從更深層次上發掘客戶需求，從最大程度上提升客戶的投融資體驗，拓寬銀行的各類收入渠道[8]，規范銀行的業務結構，大幅度減少對存貸利差的依賴，在加大對新業務的投入研發力度的同時不斷開拓風險防范的手段和新途徑。

五、結語

信用創造功能是銀行所獨有的為社會擴大貨幣供應量的優勢，金融科技更多的是作為借貸雙方融資的一個小額金融服務通道，本身不具有信用創造能力，也不能提供增信評級服務，故而金融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銀行傳統信用中介的壟斷局勢，阻礙了中介功能的放大效應，但是也促進了銀行信用中介功能的不斷轉型。且金融市場上做到信息完全透明在目前來講是極為困難的，因此信息不對稱的難題將持續成為社會信息搜尋成本的主要來源。因此，伴隨金融科技應運而生的中小融資服務平臺并不能完全取代銀行的信用中介扮演的社會角色。另外，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及企業節省交易費用的目的也是銀行信用中介不斷轉變的動力。而通常認為，企業間相互交易形成的交易費用通常低于企業通過銀行等中介進行交易的費用。為了更好地節省交易費用，市場不斷催生出的新的交易形式。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企業取代金融市場信用中介的趨勢愈加明顯。以“影子銀行”為代表的企業對商業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產生擠出效應，銀行的信用中介功能和中心地位均減弱。而銀行在吸納并利用金融科技帶來的新元素，打破原來的業務模式的同時，也享受到了金融科技的優勢和多樣性。金融科技帶來的交易空間容量的低擴張成本、高效的交易程序，不僅有助于銀行信用中介擴大業務規模和服務范圍，也有助于豐富產品的類別，最大可能地實現供需的長尾覆蓋，不再受制于成本交易費用的限制。銀行甚至結合金融科技的發展重塑了大眾的消費習慣和投資意識，在中小科技融資平臺橫行的時代依然處于金融市場的中心樞紐的地位[9]。當然，目前形勢來看，商業銀行信用中介功能的轉變更加傾向于中間業務，較少情況需要銀行自身資本金的準備，這無疑為銀行提供了較低成本的穩定收入來源。雖然綜合來說可以降低不良貸款對銀行經營的影響，但是中間業務特別是部分金融衍生品類別的開發和業務運營也會給銀行帶來很大的風險，且中間業務的種類繁多，涉及的環節和領域較多，風險防范的難度相對較大，且在科技和專業人才支撐不足的情況下會導致企業的盲目樂觀及非理性競爭。故而在信用中介功能轉變的過程中，銀行必須把握和利用數字化與經濟的結合提高自身辨別風險的專業技能和把握住風險管理的方向，加大對各類業務風險的監管力度[10]。

作者:遲春靜 單位:云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