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窺企業社會責任與科技創新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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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科技創新科技創新在《辭海》的解釋為：科學前沿研究領域和高新技術領域內的科學技術的進步和革新。包括科學知識的創新，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的創新，勞動技能的創新。通過技術創新，人們在社會生產活動中可以創造新工藝、新技巧、新方法、新手段直至新產品。有研究者認為：科技創新是貫穿于整個科學技術活動過程中所產生新技術、創造新知識、應用新技術和新知識的科技活動，既包括單位內部研究開發的科技成果，也涵蓋從國外引進新技術、新工藝、新品種。也有學者把企業科技創新理解為，企業因技術革命和技術進步引起的企業技術水平、產品檔次和經營管理水平升級換代的過程。與產品的三個層次即核心產品（消費者所獲得的基本利益或效用）、形式產品（結構、性能、技術特征、規格、款式、品牌等）和附件產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務）相對應，企業的創新包括了核心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品牌創新、服務創新以及管理創新和制度創新。
二、企業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契合關系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企業依靠科技創新獲得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并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已是當今社會各界取得的共識。表面上看，企業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在具體含義、立法內容、公眾對它們的訴求、運行范式、實現手段等方面似乎不存在交叉。對企業運行而言，它們似乎更是各自獨立、互不關聯的兩大主題。可是，考察最近幾年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失范，所引發一系列觸目驚心的事件，很多都能找到所謂“科技創新”的影子，如2008年中國奶粉污染事件，先是在三鹿奶粉中，后來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內諸多廠家的很多乳制品種里被檢測出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本是一種化工原料，用途廣泛，如果制成三聚氰胺樹脂，可用于塑料及涂料工業，阻燃劑、水泥減水劑等。不法分子為提高蛋白質檢測值將該物質添加到了奶源中。人們如果長期攝入該物質會導致身體的泌尿系統膀胱、腎產生結石，還可誘發膀胱癌等疾患。再比如困擾中國二十多年的“瘦肉精”事件，尤其河南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瘦肉精”品種目錄有鹽酸克倫特羅等，此類藥物因為能夠促進瘦肉生長、抑制動物脂肪生長，故統稱“瘦肉精”。殘留在動物肉質內的“瘦肉精”被攝入人體內之后，能造成人體多種不適癥狀。以上兩個例子中，不管是化學物質三聚氰胺，還是藥物鹽酸克倫特羅等物質，都可謂是人類科技創新的成果，通過不法企業和個人，這些物質被添加到食品中，引發食品安全危機。從某種角度看，這也是一種將人類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新產品、新工藝”當中，無疑也屬于“科技創新”。這種不負社會責任的科技創新給社會所帶來的是災難，其社會效益是負數的。因此，我們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之間再不能認為是互不相干的課題，政府、社會公眾甚至于企業需要它們之間應有良性契合性關系，以下就是兩者契合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因素。
（一）“政府主導型”的推進模式目前，世界上共有三種典型的企業社會責任推進模式：公眾推進型，政府推進型以及混合推進型。企業科技創新的推進模式也無非如此。具體國情的差異性會決定國家選擇不同的推進模式。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路徑被廣泛地稱為“中國模式”。其特點之一就是我們的政府是“主導型政府”或者“強勢政府”，主導型政府能夠集中資源，行動高效，對經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國家政權通過對于企業的控制介入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具有中心地位。鑒于我國經濟獨特的發展模式，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的推進模式不可避免地都屬于“政府主導型”，靠企業或者公眾都無法完成兩者的推進。具體而言，政府承擔著如下種種職責，如兩者先進文化以及理念的倡導者，兩者推進進程中大政方針、法律規章、政策文件的制定者和實施者，各種資源的分配者和整合者，不當行為的監管者和糾錯者，等等。
（二）企業實踐主體
它給我們人類生存和生活帶來了可怕的危險，如各種污染壞境、食品安全、損害勞工權益、欺詐消費者等。但是現代社會已經不可能再像原始社會那樣混亂無序，作為“惡果”制造者的企業是政府管理的對象，根據權責利相互一致原則，企業必須為其行為承擔社會責任。同時，企業又是科技創新的主力，直接創造著經濟價值。具體表現為，企業是創新選題、決策、融資、集成整合、風險承擔和受益的主體。這些決定了它在技術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只有使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才能真正使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成為現實。因此，企業既是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主體，也是科技創新的實踐主體。
（三）社會公眾的訴求
社會利益是不同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利益。空氣質量變差，天空持續不斷地被霧霾籠罩；交通擁堵、江河湖海水質變差，農業過度使用化學肥料和惡性殺蟲劑，食品行業化工原料的濫用；污染導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等等許多司空見慣現象，能為社會公眾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面對生存的嚴重威脅，任何有理性和良知的公民都會從內心深處發出強烈的訴求：企業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但是，解決我們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所帶來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倒退回去，讓經濟停止發展，而只能在改革和發展中來進行，要靠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靠什么？靠經濟轉型，就要靠企業家微觀機制的改革，來降低交易成本來實現。除此之外，美國、德國、日本、韓國、以色列等國家依靠科技立國，把技術創新作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在世界上取得的顯著成效，業已為公眾所認知。社會公眾希望中國能夠仿效這些國家，總結和吸收他們的成功經驗，借鑒他們的先進發展模式，來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治理機制的影響
“企業治理機制的功能在于，通過有形的規則程序和無形的文化模式，為企業經營活動提供激勵約束結構。”這說明，企業的治理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其社會責任承擔以及科技創新活動的實施。企業的行為活動，說到底還是由企業相關人員來完成的。企業的員工尤其是企業的所有者、高層管理人員的活動對企業的績效產生強烈的影響，決定著企業的發展方向和長期命運。因此，企業家總是處于最核心的地位，企業家的價值觀決定了企業的價值觀。如果企業家一方面心系企業的發展，一方面心懷社會責任，同時又具有科技創新的理念和膽識。則企業既找到了可持續發展的源泉，又將贏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認同和支持，該企業就會成為市場經濟大潮中的“好公民”。這樣“好公民”越多越有利于我們社會的發展。正如總理說過：“企業家身上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正是反映了企業家對企業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兩者的重要影響。
三、企業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契合性的根本要求
第一，企業對利益的關切要超過其他；第二，只要是為了企業自身利益的提高，企業有可能采取一切措施。包括科技創新，提高生產效率，改進產品質量；提升企業形象，承擔社會責任等。從根本上講，企業科技創新和社會責任實踐的開展都是需要投入一定生產要素的。這意味著，企業如果在社會責任方面過多地投入資本、人力資源、技術、信息等生產要素，則在科技創新方面的要素投入就會相對減少。畢竟企業自身所擁有的生產要素是有限的。因此，兩者在生產要素的使用和分配方面存在有根本性矛盾。但是，根據以上論述，企業存在有同時進行科技創新與承擔社會責任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因此，統籌全局、兼顧各方，處理好企業社會責任承擔與科技創新兩者之間的矛盾，既是企業在自身成長和發展過程中面臨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國政府、公眾等對企業的期望和要求。我們在此對當今我國努力構建兩者的契合關系提出幾點根本的要求。
（一）符合國情、適應企業
我國的企業數量大，所有制結構復雜，發展水平各異。有很多科技創新的能力強、領先于世界的先進企業。但是大多數企業都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和限制，中國在自主創新和高技術領域形勢非常嚴峻，我國已經邁入了科技大國的行列，但距離科技強國卻強差人意。我國科技實力與創新能力在世界上只是中等偏上水平，與其大國地位很不相稱。而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方面，也存在著認知程度較低，忽視企業責任，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不足等問題。總之目前，我國企業科技創新水平和社會責任承擔水平整體都比較低。反觀歐美、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企業科技創新和社會企業責任上，無論是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著很大成就。因此，認識到我國在這兩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制定出一系列符合我國國情和企業實際情況的戰略、方針和計劃，就顯得彌足珍貴。譬如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處于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在企業社會責任承擔和科技創新方面就應該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就應該成為主力軍、風向標、驅動器、領頭羊。而對中小民企而言，卻存在有風險承擔能力差，實力弱，信息渠道不暢等問題，其承擔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較弱，因而，應該讓這些中小型企業承擔合適的社會責任，以及實現力所能及的科技創新目標。
（二）嚴防底線、相互依托
毋庸置疑，政府、企業、社會公眾在對企業社會責任承擔和科技創新這兩方面的利益訴求上具有矛盾性和復雜性。比如企業，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經濟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終極目標，這似乎成了一種共識。因此，企業為了達到其目的，可能會置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于不顧，依靠走犧牲環境、消耗資源的捷徑，求得片面的、短期的經濟利益。但是，社會公眾可能考慮的只是希望享受藍天白云、風清氣爽的天氣，吃上放心肉、喝上放心水，會對企業罔顧社會責任的行為痛恨不已。而某些地方政府卻更多地考慮GDP的高速發展，而不斷地會去平衡企業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誠然，三者利益需要平衡。但問題在于，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政府在追求GDP過程中運行，這其中有沒有底線？需不需要底線？我們認為應當有一個普適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國計民生，即一切應以不危機社會公眾的生活和生存為底線，以不危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底線。當然這里面需要制定具體的目標和標準。比如在食品、環境安全方面，企業至少要給社會公眾提供符合安全標準的飲食；不污染環境、不去危機社會公眾的干凈健康的生存空間，其次才是其他。以上可以稱之為企業的基本社會責任。這些基本責任應該優先于企業的經濟效益，優先于GDP的發展。正如新華網曾經警告社會說：殘酷的現實告誡我們，當新鮮的空氣干凈的水成了奢侈品，那么要GDP又有何意義？正是一語中的。技術創新的過程同時也是技術冒險的過程，不加以適當控制的冒險更是一種以人類整體利益為賭注的巨大賭博。因此，技術創新過程也應該有自己的底線。其底線跟上面的應當是相同的。如果創新出來的技術，不為人類造福，反倒為社會添禍，創造出來的能量是負能量，此種科技創新同樣沒有意義。不過，往往有很多科技創新本身沒有對錯之分的。如三聚氰胺等，讓沒有道德良知的人利用起來，禍害人類，這其實不是科技創新的責任，而是利用科技創新的人的責任。
（三）理念先行、制度保障
有研究者調查表明：目前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一詞還是較為陌生的。這當然不能說明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沒有認知。相反，公眾對企業應當承擔經濟、法律、環境保護等相關責任還是有相當意識的。從這個層面論，企業社會責任可分為觀念上的和實踐上的；觀念上的社會責任要求整個社會成員都應該有這個意識，尤其企業更應有如此的意識。作為公共管理的政府必須通過宣傳或者其他活動讓企業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這個觀念。同樣的，科技創新的觀念也是需要培養的。科技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不竭的動力，經濟發展的源泉，更是一國經濟實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標志。其有如此重要地位，培養全社會要有科技創新的觀念，形成科技創新的良好氛圍，應成為我國未來社會發展之必須。而要實現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沒有制度保障是無法完成的。我國經濟學家林毅夫說，制度是發揮技術潛力和經濟增長的重要保障。我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制度，從法律層面、金融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社會整個行業以及區域協同等方面，來保障兩者之間的實現。
（四）公眾參與、集成合力
在西方發達國家，民眾才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前進的主要力量。而在企業科技創新體系中，除了政府和企業之外，還包括大學、科研機構、科研中介機構、非盈利性的民間科研機構等。因此，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單靠政府和企業的力量，是難以奏效的。社會公眾應同政府、企業一道發揮協同作用。社會公眾包括民間機構、其他組織、甚至個人等。它們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方面會扮演著無法替代的角色。比如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一些社會的檢測、評估機構，隨時可以給企業的活動提供檢測、評估報告。檢測、評估的項目包括環境污染、空氣污染、食品添加劑、重金屬含量等。這些報告能會為企業糾錯提供科學依據。再比如一些非政府組織，也越來越多地進入了民生領域，充分顯示了其自身服務的多樣性和靈活性，填補政府或者企業力量難以達到或者不便介入的領域。它們可發揮如下作用：公眾表達民生利益訴求的整合器和傳聲筒；承擔著部分事務性的職能，比如教育培訓，文化服務；承擔部分社會管理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比如在環保、慈善等方面。不僅組織，社會中的個體比如律師，打假斗士、志愿者等，也可能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做出很突出的貢獻。在科技創新領域，同樣離不開公眾的參與。像高效和科研機構，它們不僅開展基礎研究，培養科技人才，提供科技知識的儲備，還肩負著科技創新理念、方法的教育和宣傳。科技中介機構如咨詢、融資、服務機構，它們為科技的轉移和擴散提供著便利條件。一些科技精英，為社會科技的進步、企業科技創新起著帶頭作用，產生著示范效應。總之，企業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任何一項的實施都是系統工程，政府、企業、社會公眾應協同作戰，集成合力，一齊努力去實現共同的目標。今日中國正處于一個關鍵性的十字路口：并不是在經濟增長的階段性意義上，而是關系到我們能否走向一個真正綠色的將來。要想走向“真正綠色的將來”，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直接創造經濟價值的企業。如果企業能實現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的完美契合，那么“真正綠色的將來”也就離我們不遠了。今后社會，根植有社會責任的創新型企業將會是現代工業社會中的領潮人，是社會公眾和政府的追捧者。如何實現社會責任和科技創新完美的契合，將是政府、企業、公眾長期而又艱難地。
作者：姚秋英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