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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風險沖擊是山區農戶致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文基于廣西、江西、湖北三省的574份山區農戶調查數據，采用DEMATEL方法，從健康、教育、市場、就業、消費、自然、政策七個維度考察風險沖擊對山區農戶貧困的影響效應。研究表明：風險沖擊對貧困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健康風險和市場風險在所有風險因素中處于中心位置，是影響山區農戶貧困的關鍵因素。從不同貧困狀態農戶看，風險沖擊對貧困的影響路徑既有相同點，也有一定差異。其中，消費風險對其他風險的影響較高，對貧困有著間接的影響效應，屬于過程性因素；教育、自然和政策風險受其他風險的影響較高，對貧困產生直接影響效應，屬于結果性因素。健康和就業風險沖擊對非貧困農戶影響較大，市場風險沖擊對貧困農戶影響較大。

關鍵詞：風險沖擊；貧困；DEMATEL方法；山區農戶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扶貧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農村的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5年的5．7％，已有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農村家庭依舊很多，扶貧工作依然嚴峻。按照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農村貧困標準，2015年我國農村有5575萬貧困人口［1］，且絕大多數分布于生態環境脆弱、生存條件惡劣、基礎設施落后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2］。山區是我國重要的生態環境安全保障區，同時也是扶貧攻堅的主戰場。國家林業局的《關于在貧困地區開展國家林下經濟及綠色特色產業示范基地推薦認定的通知》中指出，90％的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分布在山區等集中連片地區。作為我國貧困人口的高度集中地帶，山區農戶貧困已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3］。

在農戶的致貧因素中，“因病致貧、因災致貧、因學致貧”的情況普遍存在，風險沖擊甚至成為多數農村家庭陷入貧困的本質原因［4］。但是，影響農戶貧困的風險因素很多，而且各類風險之間相互作用，直接或者間接地對農戶家庭生活狀況產生影響。尤其對山區農戶而言，面臨的風險沖擊復雜多變，如何科學判斷風險因素對貧困的影響程度及其原因屬性，不僅關系到農戶生存狀況，而且對精準扶貧工作的順利開展意義重大。風險沖擊與貧困的關系已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焦點。風險沖擊是指農戶家庭在生產或生活中遭受的意外情況，這種意外情況會導致農戶的收入減少或支出加大，甚至令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5］。作為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最主要的參與者，農戶在諸多環節都存在遭受風險沖擊的可能性［6］。例如健康沖擊、自然災害、經濟危機以及失業風險等，都可能會使非貧困人口陷入貧困，使脫貧人口重新陷入貧困，甚至會使貧困人口陷入永久貧困［7］。Datt等研究發現負的外部沖擊會嚴重影響個體的生活質量，甚至會導致貧困程度加深［8］。更有學者指出，貧困地區部分人群無法脫貧的根本原因在于健康受到了嚴重沖擊［9］。樊明認為健康不良會導致勞動力參與率下降、就業機會減少以及工資減少，進而影響了農戶家庭的生活狀態［10］（P159－162）。

高夢滔等學者分析了健康對家庭沖擊的影響機理后指出，突發的健康沖擊在短期內會直接加大家庭的醫療支出，導致農戶喪失勞動力；從長期來看，健康沖擊甚至會對家庭的教育和消費等其他方面的投入產生擠壓效應。這些影響交織在一起，使農戶陷入長期貧困的可能性大幅增加［11］。當然，農戶面臨的風險是多樣且復雜的，除健康風險外，農戶還面臨著自然產量和市場價格等多重生計風險的影響［12］。Dercon等研究發現自然災害對家庭資產產生巨大破壞，而且顯著影響家庭的消費水平［13］。這一觀點得到了楊浩等學者的證實，他們對特殊地區農戶收入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后發現，氣象災害明顯降低了農戶的收入，增加了貧困的發生率［14］。總之，農戶面臨著各類風險的沖擊，相互交叉地影響著農戶的生活水平。以往學者的研究對理解風險沖擊對農戶貧困的影響有很大幫助。但是，這些研究多局限于某一類風險對貧困的影響及影響程度。山區農戶貧困的發生具有復雜性和綜合性，是由靜態的和動態的、經濟的和非經濟的等多重風險因素造成的［15］，而有關這方面的綜合實證研究較為少見。另外，農戶作為風險沖擊的主體承擔者，從農戶角度出發識別風險沖擊造成的貧困問題更具有現實意義。為此，本文依據貧困山區農戶的調研數據，利用DEMATEL方法，基于農戶視角，實證分析不同風險沖擊之間的綜合影響效應，并對風險沖擊的影響程度進行識別，從而找出山區農戶致貧的關鍵因素，為相關決策提供理論參考。

二、理論框架

山區農戶面臨的風險沖擊，既有平原地區農戶的普遍特征，也有山區環境所造成的特殊性。科學識別山區農戶所面臨的風險類別，是分析風險沖擊對農戶貧困影響效應的基礎。陳傳波和丁士軍將農戶家庭遇到的經濟風險沖擊分為四種：第一類是建房、婚嫁、教育等風險沖擊；第二類是大病、災害等風險沖擊；第三類是市場波動、就業收入減少等風險沖擊；第四類是其他風險沖擊［6］。Dercon認為農戶的生計活動是一項重復循環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都有可能遭受風險沖擊的影響，并把風險分為三類：資產風險、收入風險和福利風險［16］。許漢石和樂章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自然風險和政策風險同樣是農戶面臨的重要風險［17］。可以說，影響山區農戶貧困的風險沖擊具有復雜性、長期性、綜合性。為此，結合以上學者的研究，針對山區農戶的生計特點，本文從健康、教育、市場、就業、消費、自然、政策風險沖擊7個維度考察風險沖擊對山區農戶貧困的影響效應。一是健康風險沖擊（C1）。健康沖擊不僅會降低農戶家庭的總體經濟水平，而且會削弱農戶的收入能力［11］。因病致貧已經成為我國農村致貧的重要原因之一，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農戶家庭對于一般性的健康沖擊具有一定的抵御能力。但是，一旦遭受大病沖擊，將可能給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困難，使家庭迅速陷入生活困境。基于此，選取“大病沖擊對貧困的影響程度”來表示健康風險沖擊的影響。二是教育風險沖擊（C2）。教育本應是提升個人能力、改善家庭環境的有效工具。但在農村中出現了因教致貧的現象，教育費用的增長已成為農戶關注的問題之一［18］。尤其對山區或林區的貧困住戶而言，子女教育的支出成為家庭的負擔，對貧困的發生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19］。為此，選取“教育支出對貧困的影響程度”來表示教育風險沖擊的影響。

三是市場風險沖擊（C3）。農業生產環節存在風險，產品銷售也有可能受到市場波動和價格變化的影響。產品市場價格急劇變化所帶來的收入風險，是農戶難以控制和解決的［20］，其將增大家庭農業收入的不穩定性。山林是山區農戶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木材等林產品的價格波動對其家庭收入有著重要影響。尤其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均山到戶的政策加重了林業細碎化生產的現象，山區農戶作為生產和銷售決策者將直接面臨著木材價格波動的影響。為此，選取“農產品價格波動對貧困的影響程度”來表示市場風險沖擊的影響。四是就業風險沖擊（C4）。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戶不再單純依靠農業生產作為家庭的主要生計方式，外出務工成為我國農村普遍存在的生計策略之一［21］。并且，外出務工和非農經營的收入成為農村絕大多數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對提升家庭總體收入效果顯著。相對落后地區的農民選擇務工往往是由生活所迫，勞動力外出務工直接影響著農戶家庭的生計狀況［22］。為此，選取“務工等非農收入的損失對貧困的影響程度”來表示就業風險沖擊的影響。五是消費風險沖擊（C5）。由于內部消費結構失衡，農村居民的食品、衣著等基本生活費用支出呈現出加速上漲趨勢，但是家庭的總體收入并沒有同步增長。物價的持續上漲，嚴重影響了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貧困人群生活質量的改善［23］。為此，選取“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費支出增長對貧困的影響程度”來表示消費風險沖擊的影響。六是自然風險沖擊（C6）。自然災害不僅導致農村貧困率上升，農民返貧現象嚴重，而且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24］。對于脆弱的農戶而言，家庭風險抵御能力較差，一旦遭受自然災害，很難實現風險轉移，極易導致家庭陷入貧困狀態。而山區農戶除面臨糧食和經濟作物的自然災害外，還有可能受到木材病蟲害和火災等災害的影響，是山區農戶關注的風險之一。

為此，選取“自然災害對貧困的影響程度”來表示自然風險沖擊的影響。七是政策風險沖擊（C7）。農戶作為農村區域的居住者和農業生產的主要參與者，得到了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當前，我國農戶得到的政策支持有種糧補貼、農資補貼、良種補貼等；對于擁有森林資源的山區農戶而言，還包括林業工程補貼、生態效益補償、林業稅費減免和價格支持補貼等［25］。與此同時，一些政策可能會產生不同方向的效果：從宏觀來看，采伐限額管理制度能夠穩定林業發展、提高森林碳匯能力［26］；但從微觀角度來看，采伐限額管理制度對農戶的林業收入產生了顯著負向影響［27］。為此，選取“采伐限額管理制度對貧困的影響程度”來表示政策風險沖擊的影響。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概況

（一）數據來源本研究所用的數據來自2016年7～9月對山區國家扶貧重點縣貧困村的調查數據。調查內容主要包括村莊的基礎設施與環境、家庭基本概況、家庭收支情況、家庭資產情況、風險沖擊及感知、林業生產情況等。為保證樣本的代表性，調查采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以廣西、江西、湖北省為初級抽樣單位，在每個省中隨機抽取2個國家扶貧重點縣，在每個縣中選擇1～2個貧困鄉鎮，再依據所選鄉鎮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當地農林管理部門所提供的登記信息對農戶進行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600份，回收591份，獲得有效樣本574份，有效回收率為97．12％。從有效樣本的地區分布來看，廣西壯族自治區194戶，其中大化縣100戶，馬山縣94戶；江西省183戶，其中遂川縣107戶，萬安縣76戶；湖北省197戶，其中建始縣99戶，宣恩縣98戶。本文按照人均年純收入3000元的標準對貧困農戶進行界定①，共篩選出貧困農戶196戶，非貧困農戶378戶。

（二）樣本描述調查結果顯示，受訪家庭的人口規模均值約為4人，戶主年齡均值在52歲左右，受教育程度在6年左右，受過初級教育的農戶占絕大多數。通過貧困和非貧困農戶的統計數據來看，貧困戶的家庭規模均值為4人，戶主年齡均值在52歲，受教育程度約為6年；非貧困戶的家庭規模均值為4人，戶主年齡均值在52歲，受教育程度約為7年。對比而言，貧困與非貧困戶的家庭規模和戶主年齡沒有差別，但非貧困農戶戶主的受教育程度略高。

四、模型構建與基礎測算

（一）模型構建決策試行與評價實驗室方法，又稱為DEMATEL（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方法，是運用圖論與矩陣工具對系統要素進行分析的方法。該方法能夠梳理出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通過測算不同因素之間的影響度和被影響度，厘清各因素的中心度和原因度，根據矩陣測算結果識別出系統中的關鍵影響因素［28］［29］。本文利用DEMATEL方法，通過量化影響農戶貧困的風險沖擊程度，分析各風險沖擊因素之間的影響關系，為科學識別風險沖擊對農戶貧困的影響效應提供依據。模型的具體運算過程如下：1．確定影響山區農戶貧困的主要風險沖擊類型。假設x1、x2、x3、x4、x5、x6、x7分別代表健康風險沖擊（C1）、教育風險沖擊（C2）、市場風險沖擊（C3）、就業風險沖擊（C4）、消費風險沖擊（C5）、自然風險沖擊（C6）、政策風險沖擊（C7）對貧困的影響程度。2．考察不同風險沖擊指標之間的影響關系。通過對農戶的實地調查，根據他們對風險沖擊產生的影響程度的認識，采用回歸估計方法，確定7類風險沖擊指標之間的直接影響矩陣。假設7種風險沖擊對農戶貧困的直接影響矩陣為A（A＝［βij］7×7）：式（1）中的βij表示風險沖擊i對風險沖擊j的直接影響程度（其中i、j等于1、2、3、4、5、6、7）。為了突出其他風險沖擊對某類風險沖擊的影響，當i＝j時設置βij＝0。3．計算規范化直接影響矩陣G（G＝［gij］7×7），其中：4．計算綜合影響矩陣T（T＝［tij］7×7）。T＝G（I－G）－1（3）tij表示風險沖擊i對風險沖擊j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程度，I為單位矩陣。5．測算不同類別風險沖擊之間的影響度和被影響度。對矩陣T中的tij按行相加得到該類風險沖擊的影響度fi，對矩陣T中的tij按列相加得到該類風險沖擊的被影響度hi：6．測算不同類別風險沖擊的中心度和原因度。中心度表示某類風險沖擊在所有影響因素中的位置及作用大小，即影響度和被影響度相加，用mi表示。原因度表示某類風險沖擊對其他因素的影響程度，即影響度與被影響度相減，用ni表示。當原因度為正時，代表該類風險沖擊對其他因素的影響較大，屬于過程性因素；當原因度為負時，代表該類風險沖擊受其他因素影響較大，屬于結果性因素：mi＝fi＋hi（6）ni＝fi－hi（7）7．通過圖形的形式能夠更直觀地展現各個影響因素的重要性，為此以風險沖擊的中心度mi和原因度ni做笛卡爾坐標系。

（二）基礎測算不同類別的風險沖擊之間的直接影響系數是本文模型分析的關鍵數據。傳統的DEMATEL方法對各因素之間的直接關系通常采用專家打分法。但是，作為貧困的主觀感知者，貧困地區的農戶對風險沖擊影響的認知更具參考性。問卷將風險沖擊對貧困的影響程度劃分為五個等級，分別賦值1～5分，分值越高，表示該類風險沖擊對貧困的影響程度越大。為了使不同類別風險沖擊之間的直接影響系數更具科學性，本文參考李中東和孫煥的研究，采用回歸的方法確定風險沖擊之間的直接影響系數［28］。同時，對系數選擇了取絕對值的方式，主要是因為兩類風險沖擊之間的相關系數是標量，無法體現不同類型技術相互作用方向上的差別，而回歸系數就能夠體現出差別。因此，本文對兩個風險沖擊的影響程度分值進行線性回歸，確定不同風險沖擊之間的直接影響系數。線性回歸模型如下所示：xj＝α＋γijxi＋e（8）式（8）中，xi、xj分別代表第i、j種風險沖擊，γij即為第i種風險沖擊對第j種風險沖擊產生的影響。當回歸系數通過t檢驗，且在0．1及以上水平上顯著時，γij系數的絕對值則表示i、j之間的影響系數。若回歸系數未通過檢驗，則表示這兩種風險之間不存在直接影響關系，直接影響系數取值為0。根據以上模型的設計，得到不同類型風險沖擊之間的直接影響系數（見表1）。

五、結果分析

（一）風險沖擊對貧困影響效應的總體分析影響度和被影響度的得分，能夠初步判定某項因素與其他因素的關系。通過比較中心度和原因度，則能夠識別出系統的關鍵影響因素，了解因素間的相互影響關系。研究結果如表2和圖1所示。第一，關鍵因素識別。從中心度來看，健康風險沖擊（C1）的分值最大，其次是市場風險沖擊（C3），這兩類風險在所有因素中處于中心地位，表明健康和市場風險沖擊不僅對其他風險有著重要影響，而且受其他風險的影響度同樣較高。大病沖擊給農戶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不但對農戶的家庭經濟消耗產生直接影響，而且會使農戶家庭勞動能力下降，間接影響未來的收入；農業作為保障農戶收入的主要渠道，市場價格的波動一直是農戶關注的焦點問題，當糧食或者木材產品價格出現大幅波動時，農業收入的不確定性增強，迫使他們改善家庭的生計方式，以維持穩定的消費水平。因此，對于貧困山區農戶而言，健康風險（C1）和市場風險（C3）是他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并且也是造成當前農戶貧困的關鍵因素。第二，相互影響關系分析。從原因度來看，風險沖擊得分有正有負，說明這些因素對農戶貧困的影響具有復雜性。由圖1可知，健康風險（C1）、市場風險（C3）、就業風險（C4）和消費風險（C5）屬于過程性因素。一方面，過程性因素對農戶的貧困有著明顯影響，另一方面也會對其他風險因素產生較大影響。教育風險（C2）、自然風險（C6）和政策風險（C7）屬于結果性因素，說明與健康、市場等過程性因素相比，這三類風險沖擊更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同時也是導致農戶貧困的直接影響因素。

（二）基于貧困、非貧困農戶視角下的影響效應對比分析總樣本的分析有助于整體把握風險沖擊對山區農戶貧困的影響，而從貧困、非貧困農戶視角分別分析，則有助于針對性地挖掘影響貧困的關鍵因素，對貧困戶擺脫貧困陷阱和預防非貧困戶陷入貧困具有重要意義。分樣本的研究結果如表3、圖2和圖3所示。第一，七類風險沖擊對貧困和非貧困農戶都產生了影響，但對貧困農戶的影響度均值（2．702）明顯大于非貧困農戶（2．019），說明貧困農戶對風險沖擊的認知更加敏感。一般而言，所有居民都受到災害沖擊的影響。當經濟物質基礎更加充足時，農戶抵御外部風險沖擊的能力更強。但對于脆弱群體而言，在遭受風險沖擊后更容易陷入貧困，生活更加困難［30］。第二，關鍵因素的識別。從中心度來看，貧困戶與非貧困戶之間存在一定差異。在貧困戶中，市場風險（C3）的中心度得分排名第一。在非貧困戶中，中心度排名第一的為健康風險（C1）。這表明，風險沖擊對不同類別農戶的影響效應是有差別的，貧困農戶更關注的風險沖擊是市場，而非貧困農戶則更關注健康問題。市場風險沖擊直接影響農戶家庭的農產品收入，進而對其家庭的總體收入水平產生影響，成為山區貧困農戶關注的主要因素。根據調研樣本統計結果，農業收入占貧困農戶家庭總收入比重的均值為40．95％，而在非貧困農戶家庭中僅為24．25％。農業收入是貧困農戶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農產品的銷售情況直接影響家庭生活水平，因此他們更關注市場風險的影響。

從家庭支出情況看，貧困農戶家庭的醫療費用支出占總支出比重的均值為25．33％，而非貧困農戶家庭為22．25％，兩者差距不大。但是對非貧困農戶而言，其經濟條件穩定，生活質量較好，對于身體健康程度的關注度可能更高，這也是非貧困農戶受健康風險影響更大的主要原因。第三，相互影響關系分析。對貧困農戶而言，從原因度來看，市場風險（C3）和消費風險（C5）沖擊屬于過程性因素，這些因素主要是通過影響健康（C1）、教育（C2）、就業（C4）、自然（C6）以及政策（C7）等結果性風險因素，進而對其生活狀況產生影響。而對非貧困農戶而言，健康風險（C1）、就業風險（C4）、消費風險（C5）是導致他們陷入生活困境的過程性因素，而教育（C2）、市場（C3）、自然（C6）和政策（C7）風險沖擊是其結果性因素。過程性因素通過影響結果性因素對貧困產生影響，是導致農戶貧困的最根本原因。調研數據顯示，貧困農戶收入更多的來源于農產品銷售，市場因素對其總收入的影響大于就業沖擊，市場價格的波動極易對其他風險產生影響。非貧困農戶更傾向于關注健康和就業收入，當健康遭受沖擊或就業收入降低時，他們面臨其他風險沖擊的可能性會增加。而為了維持生存，消費的支出則是貧困農戶和非貧困農戶共同關注的影響因素。

六、主要結論及啟示

在厘清山區農戶受到的風險沖擊基礎上，本文運用DEMATEL方法測算不同類別風險沖擊的影響度、被影響度、原因度和中心度，以識別出山區農戶貧困的關鍵影響因素和相互影響關系。研究發現：（1）外部沖擊對貧困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受到健康風險、教育風險、市場風險、就業風險、消費風險、自然風險和政策風險多重因素的影響。其中，健康風險和市場風險在所有風險沖擊中處于中心位置，是導致農戶貧困的關鍵因素。（2）從不同貧困狀態農戶看，風險沖擊對貧困的影響路徑既有相同之處，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消費支出風險是貧困戶和非貧困戶普遍關注的問題，是導致貧困的過程性因素，對其他因素的影響程度較高；教育、自然和政策風險屬于結果性因素，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度較高。但是，對貧困農戶而言，市場風險導致的收入減少會影響其他風險沖擊的發生，進而對其生活水平產生影響。對非貧困農戶而言，就業收入的波動屬于過程性因素，更容易對其他風險沖擊產生影響，是導致非貧困農戶陷入生活困境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健康風險沖擊在非貧困農戶中屬于過程性因素，并且對其他類別的風險影響較大。根據以上結果，本文認為，要增強山區農戶的風險抵御能力，降低農戶因風險致貧的可能性，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相應的工作：第一，加強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強化基礎醫療的作用。普及農村居民的健康教育知識，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綠色的生產方式，提升農戶對疾病的防范意識，增強大病風險沖擊的抵御能力。第二，加強對農產品市場的宏觀調控，穩定農產品市場交易價格。不僅要完善大宗農產品臨時收儲政策，同時要關注木材等林產品的市場情況，防止農產品市場價格大幅波動，降低農戶受到的市場風險沖擊。第三，拓寬農戶的增收渠道，促進山區農戶生計方式多樣性。相關組織定期舉辦技術培訓和知識講座，以提高農戶的人力資本，使農戶掌握多種生計技能，實現農戶就業渠道多元化。第四，倡導正確的消費觀，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加強消費教育，引導農戶正確認識自身的消費能力，提高農戶的消費風險意識。同時也要發揮政府職能，創造穩定、公平、公開的消費市場環境。注釋：①2015年世界銀行將國際貧困線標準上調至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但是，國際貧困標準并不適用于所有國家，我國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劃定貧困線標準。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指出：“我國在2010年的貧困線標準是2300元，按不變價格計算，2015年應該提升到3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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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龍飛　羅小鋒　李兆亮　李容容 單位：1．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湖北農村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