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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白壁德大學觀啟示

論文摘要：白壁德認為大學的人文性和貴族性是大學之為大學的根本所在。現代人文主義的真諦就在于以一種“中庸”的尺度，在極端的功利主義和極端的人文主義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反觀當下中國大學，筆者認為人文精神的復歸是當代大學改革的重要使命，這種復歸并不是將大學變成封閉的象牙塔，而是與功利主義形成一種適度的張力。它需要從以下方面入手：確立大學的學術性；嚴格大學和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的區分；學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學是什么?紐曼、洪堡都有過關于大學的經典論述，上個世紀我國著名的教育家也有過大學的名言。但是對大學性質和大學與人文主義的關系的論述，有一個人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美國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歐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教育家，“新人文主義”的鼻祖。他的《文學與美國的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值得特別一提。在該書中，白壁德對大學的精神、大學的性質和大學與人文主義的關系進行了深刻地闡述，并對大學如何面對社會的變化，尋找功利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平衡進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重溫白壁德的經典論述，無疑對我們今天的大學走向更加理性的發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現實意義。

大學及其人文內涵

在書中，白壁德闡述了大學的三層內涵：(1)大學的指導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貴族的；(2)大學是為塑造社會精英而悉心選擇研究方向的場所；(3)大學的培養目標是造就有“質”的人。

在白壁德的論述中，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對大學實質的揭示。他強調，“大學的指導精神卻既不應是人道主義式的、亦不應是科學式的，——盡管這些因素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體現，而應該是人文的，并且是貴族式的。”這句話揭示了大學實質的兩大含義，一是人文性，二是貴族性。一方面，大學作為培養人的場所，從根本上說，它是人文的。它以人為中心，“教人所以為人之道”，關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諧發展，關懷的是人的終極理想：另一方面，大學約束性的人文標準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數人，而只能是少數人，這就體現了它的貴族氣質。這從人文主義一詞的含義中就可以得到說明。人文主義一詞是英語humanism的中文譯名，它的含義是“信條和紀律”。接受人文主義教育者通過“信條和紀律”約束自己的行為，來不斷完善自己的人格，這在整體上就與未受過教導和規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嚴格的選擇”，而不是“泛濫的同情”，表明它只適合于那些“挑選出來”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數人。所以大學從本質上說又是貴族的。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紀初，面對美國日益嚴重的大學社會化傾向，而著意提醒人們要注意大學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學人文、貴族氣質，這就決定了大學不同于社區性學院，它是為“精心挑選”出來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場所。因此大學內涵的第二條就是，大學從其性質上，應該界定為一個為塑造社會精英而悉心選擇研究方向的場所。對此，大學必須避免兩種傾向：一是“大學被定義為讓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東西”；二是把大學變成“科學大工廠”。關于前者，白壁德將矛頭指向盧梭，他認為盧梭人道主義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分鼓勵人類任其自然地發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學成為讓任何人做任何事的東西。因此，他對于大學實行選課制并不支持。他認為，選課制固然逃脫了高頭講章與權威論斷的武斷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卻是陷入另一種危險——不受限制的個人主義式的學究作風。在這里，白壁德并不否認民主化是現代社會的需要，但是他認為大學需要的民主應當是一種“選擇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大學的人文精神。

事實上，白壁德的觀點不無道理，如果一個大學完全成為由學生自己來決定自己想選什么課就選什么課的所謂菜單式學習，那么這與市場上的買賣商品又有什么區別呢?所以，白壁德主張“選擇式的民主”的觀點，還是比較合乎人才發展的規律，它既滿足了人才個性的需要，同時又保證大學所應有的“心智訓練”。

基于這樣的邏輯思維，白壁德還對大學與社區學院的功能做了嚴格的區別：社區學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眾化教育為目標，讓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學則不然，它應當成為一個能為人文主義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豐富機會的場所。

對于后者，白壁德著力提醒的是現代科學主義對大學的影響，正在使大學一步一步變成“科學大工廠”。培根科學主義傾向于單純使用量化檢測手段并用自然科學的術語來表達一切事物，它對大學最嚴重的影響就是人的法則完全被自然的法則所代替，從而導致功利主義在大學校園的暢行。

對于大學的第三條內涵，白壁德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學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獨立的目的的話)：它必須在這個量化的時代中造就有“質”的人。所謂的有“質”的人，白壁德作了這樣的解釋：“盡管整個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學卻必須牢記自己的任務是使自己的畢業生成為高質量的人——這就是‘質’這個詞的真正意義而非通俗意義而言。”有質的人就是“高質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質量的人呢?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僅僅是指大學畢業生成為某一專業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為一個有人文氣質和內涵的人，即“獲得人文的教養”，包括“趣味和判斷力的原則”、“明智、集中的觀點”、“對以往歷史應有的尊重”等。有質的人避免了由于專業的學習(對任何一種學科過于熟悉)所可能導致的“人類心智的失衡”，對此，白壁德提醒道：“現代生活所特有的環境要求我們幾乎全部成為行家與專家，而我們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頭腦因過分沉迷某一學科而有損健全。”換句話說，大學生先成為人文學者，然后始從事于專門之學，這才是有“質”的人的真正含義。

適度的平衡——現代大學人文主義的真諦

可見，大學的人文性，是大學之為大學的根本所在。可是，現代社會發展的特點是，一方面專業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來越高，要求教育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發揮協調社會發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學生存和發展面臨市場經濟的壓力。學校規模的急劇擴大，教師、學生、后勤人員的激增以及圖書、設備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經費，不能不迫使學校管理者在籌措經費上花費大量的精力。而學生需要面對社會嚴峻的就業壓力，為將來的就業謀生做準備。市場經濟發展對大學的滲透使得人文的堅守變得非常的困難和不切實際。

面對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大學不可能不對社會的急劇變化作出反應。繼續固守傳統就顯得迂腐和不合時宜。事實上，從學校發展史來看，學校越來越專業化，培育之人才亦越來越重職業之專才已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是片面地迎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為受教育者的一種“人力投資”，學校成為訓練社會各業人力的“知識的工廠”，就有可能導致學校教育理想的喪失。這似乎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事實上，白壁德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但他認為現代大學人文主義的真諦就在于：在極度的同情與極度的紀律和選擇之間、統一與多樣之間尋求平衡，并根據它調節這兩個極端的情況而相應地變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義是以一種“中庸”的尺度，在極端的功利主義和極端的人文主義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抱著人文主義的態度，同時期的美國學者弗萊克斯納也認為，現代大學在現代社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大學不能遠離社會”，但是大學要有一種基本的原則和立場，這就是“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時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學理念影響的蔡元培、竺可楨、李登輝，在他們辦學理念中也高度強調教育超然于社會的重要意義。相信“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也”，“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假使教育事業，要對現在和將來的社會有所貢獻，不當僅注重物質的進步，而更當注重道德的進步”。這就是說，在他們看來，教育并非只是滿足社會現實功利需要的一種制度和機構，而更是社會理想的制定者和實行者。這就是說，人文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沖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余英時先生曾說過，相對于任何文化傳統而言，在比較正常的狀態下，“保守”和“激進”都是在緊張之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例如在一個要求變革的時代，“激進”往往成為主導的價值，但是“保守”則對“激進”發生一種制約作用，警告人不要為了逞一時之快而毀掉長期積累下來的一切文化業績。代表激進的功利主義追隨者和社會變革者，和理性主義追隨者正好形成了張力，相互對立和抗衡中推進了大學在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下更為合理的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隨著贈地學院和實用技術大學的興起，傳統大學以培養個人為目標、注重心智發展的理性主義理念受到社會的挑戰，大學服務社會的觀念獲得許多大學的響應，并漸趨上風，影響著美國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這個社會現代化和世俗化的過程中，“大學不容置疑地成為社會的知識工廠和思想庫、成為科技進步的‘孵化器’和社會進步的‘加速器’，由社會邊緣的‘象牙塔’成為現代社會的‘軸心機構’”。大學的人文傳統因此備受世俗的挑戰。但是應當注意到的是，在現代大學的發展過程中，理性主義作為傳統的大學理念并沒有因功利主義的興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義大行其道時也是理性主義給予抨擊最猛烈之時。以白壁德為代表的新人文主義對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的抗爭，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實用主義的糾偏，它使美國大學教育的“教育鐘擺”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種合乎社會發展而理性中向前發展，大學的人文精神因此從未真正喪失過。

超越功利與回歸人文——當代中國大學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們依此來反觀一下當下中國的教育，實事求是地講，今天的大學在功利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天平上已經發生了傾斜。因此，對于當下中國的急功近利現狀，我認為中國大學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義的復歸。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大學自12世紀產生以來，雖有過很多發展，但是仍然繼續遵守某些顯然不變的規律。”這種“不變的規律”，也就是大學根本之所在的東西，它規定著大學之為大學。

在美國，大學盡管充斥著非常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但是作為學術組織，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傳統沒有改變。而中國大學的情況就不是這樣。由于中國的高等教育現代化在建國后一度與傳統斷裂，失去了積累。教育從“政治的婢女”轉向“經濟的侍從”，一直未能正視教育自身，這就導致了建國后中國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復歸是我們今天在面臨浮躁的功利世界時特別需要召喚的，人文主義的復歸也是與功利主義形成必不可少對話的需要。當然，這種復歸，并不是將大學重新封閉起來，成為象牙塔，而是與功利主義達成一種平衡，形成張力。具體來說，這種人文主義的復歸，需要從哪里入手?

首先，確立大學的學術性。大學是學術組織，不是行政組織，更不是經濟組織。現代大學是學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獨特的使命，“無論現代大學發生了何種變化，大學在本質上仍然是社會的學術組織，是學者的共同體。”“學術功能仍然是其最為主要和不可撼動的部分，這是大學成其為大學的關鍵。”因此，對于現代大學來說，學者治校是體現大學學術性質的主要方面。

學者治校就是強調由學者來管理學校。蔡元培先生從教育目的出發，對此作了專門的論述：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為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的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所以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因此，大學校長的人選，首先必須是一位學者，一個教育家，有自己獨到的大學理念和管理大學的能力。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原則。而在學校內部管理體制中，學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實行教授治校和學生自治。

就我國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體制上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大學特定的學術性被輕視，大學的管理體制并不蘊涵現代大學自身獨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現就是大學在管理上與機關沒有差別，行政機構主導大學的教學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論壇中，就有人尖銳地指出：“在中國大學里，行政權力是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的，學術權力長期以來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難以發揮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學出臺的教改中，為了與國際接軌，而提出要設立教授會，但有人即尖銳予以了抨擊，“在中國大學這樣一個官員治校的組織中，教授會的設立并不是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產物，而是領導批準，依然處在行政權力之下，因此很難享有真正的獨立性和權利。”因此，對于高等學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學的學術性，構建現代大學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實際上就是中國大學創建出世界一流大學的根本所在。

其次，復歸人文主義就必須嚴格大學和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的區分。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個典型表征就是大學與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之間沒有了明顯的區別。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都升格為大學了，這是中國大學喪失人文氣質、淪為世俗工具的體現。復歸人文主義首先必須為大學正名。如前所述，為精挑出來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學創辦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僅在“訓練一技之長而尤在養成宏正通達之士，不僅在傳授知識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學才識具備之完人與培養健全之士風”。因此，保有人文、貴族的氣質應該成為大學區別于較為一般專門院校、社區學院之所在。

一般專門院校適應社會發展對專業人才的需要，側重于高級專業人才的培養，社區學院靈活應對社會急需的實用和應用人才，可為普通公民的就業出路做好充分的準備，服務于大眾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學作為一個塑造社會精英的場所，不應以追求大眾化為目標，保持它獨特的貴族氣質，是大學人文精神和人文價值的體現，因此，大學無須承擔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責任。

對此，我國學者梅貽琦的見解也是頗值得我們今天大學主政者借鑒的。梅貽琦在批評大學迎合社會對技術人才的需要廣設工學院的現象時說到，大學教育畢竟與其他程度學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農等等學院所培植的是這幾個方面的通才，甚至于兩個方面以上的綜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確乎是不在養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他認為，大學工學院在造就高級工業人才與推進工程問題研究方面，應該有更大的使命，不應使其只顧大量的生產，而將品質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務，無力擔負。為此，他強調工業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術人員，大學工學院實無法供給，亦不應盡要他們供給。

復歸人文主義第三個要點就是，學生必須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無疑問，今日社會上的職業結構越來越要專門知識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專業是必要的，但大學畢竟不應只是訓練一技一能的專門之士，大學的人文特性決定了大學不僅為社會培養專業人才，還要著眼于人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為實現這種理想，現代大學一方面設置各種學科廣泛適應社會的需要，培養專門人才，并以教學科研的成果服務于社會，對社會作出貢獻；另一方面，作為高等學術的中心，大學又有繼續承擔保存和增進社會中最寶貴的學術的責任。但是長期以來，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廣泛的張揚，教育片面追隨市場的需求，進行專業性教育幾乎就是高校單一的職能，根本忽視大學教育的本體價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現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長度(終身教育、繼續教育)和廣度(大教育、泛教育)，卻在喪失它的深度(對人生的關懷、對人性的提升)。現代教育在教學內容上、教學方式上絕對崇尚理性，過分追求規程化、單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個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層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發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導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發展。

因此，為了保證學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學校必須在實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礎上進行分科教育，即梅貽琦所稱的“通識為本，專識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價值正在于通過人文學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學習，使學生“獲得人文的教養”，包括“趣味和判斷力的原則”、“明智、集中的觀點”、“對以往歷史應有的尊重”等等，而成為一個道德高尚、有人文氣質和內涵的人。正因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價值，一直有“中國通才教育重鎮”之稱的三四十年代的清華大學和后來的西南聯合大學，從1935年起，就實行通才教育的培養模式。以培養通才為目標，而不以培養專家、行家為滿足。清華大學和后來的西南聯大規定大學一年級不分院系，學生修習包括自然、社會、人文三個方面的公共必修課，此外，還開設大量的選修課供學生選擇。為引起全校上下對通識教育的重視，梅貽琦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如專門設立一年級課業指導委員會、規定必須由教授上基礎課、規定基礎課達不到標準，不能升入二年級等，確保基礎課教學質量。

當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獨清華大學之一家，事實上，作為二三十年代大學杰出成就之一的標志就是大學培養出了一大批具有現代人文精神，具備基礎學術訓練的又博又專、適應社會生活能力強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這在北京大學、在東南大學、在浙江大學等等，都是如此。這個由一個時代所造就的知識群體在以后很長的歷史階段中一直承擔著推進中國現代化的中堅力量，這是大學實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