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傳統文化世界價值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論文關鍵詞］中國文化國際關系“和平崛起”

［論文摘要］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為貴”、“睦仁善鄰”的共生共處之道是相互依存時代處理國際關系不可缺的基本原則。“和平崛起”外交新戰略以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哲學思想為核心價值，形成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現實外交戰略的歷史的具體的統一，必將為建立國際新秩序做出積極的貢獻。

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世界價值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曾對東亞的經濟騰飛、社會治理、道德整合起過重要作用，引起世人對儒家思想的極大關注。其實，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當今世界的貢獻，決不限于東亞地區或經濟領域。如果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不斷詮釋，我們就會發現在其中有許多合理的成分，并具有現代精神和具有全球意義的文化價值。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和價值理想是重視和追求事物的和諧、均衡和穩定，這恰恰是國家間關系所要達到的持久和平、均衡發展、長期穩定的終極目標。《禮記·中庸》曾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強調只有達到和諧，才能正天地、育萬物。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先哲們對“和諧”進行了不懈的探索與實踐，給世人以極大的啟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倡導全人類的友愛與和諧，以創造世界范圍的“人和”氛圍，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奠定最廣泛、最堅實的基礎；“兼相愛，交相利”(《墨子·兼愛》)的思想，是以互愛互利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以及一切國際事務，以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實現天下太平與和諧；“禮樂”、“仁義”、“忠恕”之道，用以規范國家行為與其他一切國際行為使國家間關系也做到“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子路》)，實現融洽與和諧；人類應以“厚德載物”的兼容并蓄的寬容精神，達到“天人合一”、“民胞物與”，實現人類與環境的統一與和諧，這是國際社會達到全面和諧所不可缺少的。這些優秀的傳統哲學思想正是當今中國所一貫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與所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的文化淵源。

2.中華傳統文化推崇“仁”、“義”、“禮”、“智”、“信”，這幾點都可以在處理國際關系當中作為建立一個合理、公正和穩定的國際秩序的文化基礎。

孔子把“仁”視為“愛人”(《論語·顏淵》)，含有相互愛慕之意，“若地若天，熟疏熟親？”(《韓非子·揚權》)，這是相對內在的道德和倫理思想，用以調整相互關系。“仁者，愛人”包括“忠恕”之道。所謂“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待人以誠，盡己之心。所謂“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我不欲人之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要將心比心，要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中的“忠恕”之道，就是把愛己與愛人結合起來。如果能做到這樣，世界便能相安無事，共享和平與發展的成果，這對當代國際關系的良性運作具有指導意義。“義”是處世立身之本，指的是思想、行為所要符合的標準。在國際關系層面，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國際組織、國際組織與國際組織之間，按照“義”的標準，都應該做到恭敬友順、寬厚慈惠、中正忠信。在目前的歷史條件下，強權與侵略尚未絕跡，貧困與饑餓依然存在，世界需要的是扶弱抑強、扶貧濟困的“義”舉，使正義與人道主義暢行。只有這樣才是符合國際道德規范的義舉義行。“禮”指道德行為規范與典章制度，是一種外在的倫理行為的道德約束。對禮的借鑒，主要在于國際行為的道德約束，在于合乎正義。“禮之用，和為貴”。孔子認為禮能調節各種關系，使之和諧。“禮”對國際社會應具有調節功能，當今國際社會的多樣化、多元化要求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國際組織，制定并實施相應的規章制度與行為準則，以便約束自身的行為與活動。“智”作為一種道德修養、一種高尚品質，其核心在于知仁、知義、知禮。它表現的是一種處理與外界環境時的智慧。“智”是臨危不亂，鎮定自若化解危機，有自制力，亦指“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于國際行為主體來說要預設危機處理方案。“信”指誠實不欺，嚴守信用的品德。在國際關系中要講信用，守諾言。“言必信，行必果”可以增加國家行為的可預見性和可信度。

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加強文明之間的對話、建構國際關系新范式的啟示

國際關系是一個多種理念、多種力量、多種實踐、多種精神相互作用的領域。舊的均勢理念、地緣政治和“零和”游戲越來越不適應國際關系的新變化，國際關系體系正朝著相互依存的狀態演變，各國之間也尋求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傳統的熱點問題。倡導不同文明之間對話的目的就在于增進不同文明之間的寬容和理解，擴大共識，化解沖突，推動全球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穩定、健康發展。富有成效的對話同時也是一個充滿人文精神的互動過程。

當前，大家耳熟能詳的價值觀如自由、理性、法治和人權等都源自于西方的啟蒙思想，但面對生態環保的挑戰、反宗教的人本中心主義和征服自然的科學主義已失去了說服力，突出工具理性而輕視慈悲同情，強調人權而忽視責任，重視自由而漠視正義。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則為國際社會提供了豐富資源，在多元文化的現實國際關系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和為貴”、“睦仁善鄰”的共生共處之道才是文明對話的不可缺的基本原則。赫爾佐先生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念視為具有普遍性“金科玉律”，他說：“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使這一格言轉變成為實際的政策原則，格言本身就將成為維護國際和平而不是個人權利的良好的出發點。”這一出發點也是文明間、國家間對話的良好出發點，它包括人們通常所說的寬容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包括承認差異、容忍差異和尊重多樣性。和合思想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的、獨特的、延續不斷的文化理念、政治理念合社會理想。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幾千年來，厚德載物的和合思想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里，中華民族始終秉承“和為貴”、“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思想，同世界各國和睦相處，反對國家間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系。老子指出：“大者宜為下”，“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反對大國欺凌小國。孟子提出：“交鄰國以道”、“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在這一文化價值觀念的指引下，中國自古以來就善于以和平的方式處理與外界的關系，1000年前的“絲綢之路”是把中國唐朝的絲綢、茶葉、瓷器推銷往西亞、歐洲，5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友邦節好，帶去了精美的產品和先進的農業、手工業技術。中國近代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更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和平思想進行了繼承，他在《民族主義的》的演講中一再指出：“中國人更有一種好的美德，是愛和平”，“中國人才是世界中最愛和平的人”。費孝通有句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句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一種詮釋。

冷戰結束后，中國開展了全方位的對話外交，積極參與了多領域、多層次、多形式的對話，努力尋找各國利益的結合點，與大國采取“對話、溝通、合作”的姿態，對周邊鄰邦實行“富鄰、睦鄰、安鄰”的戰略。

三、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縱觀古今中外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民族精神總是為興盛的國力所激發奔涌。文化是構成民族國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國家發展壯大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一個民族的文化，總是在繼承和弘揚自身傳統中發展，在借鑒和吸納一切人類文明成果中豐富，在反思和推動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實踐中更新的。為此，我們應在大膽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同時，立足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出發，取其精華、去其糟泊、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構筑“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戰略。

2003年12月10日，總理在美國哈佛大學作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中，第一次向外界清晰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為未來的中國角色定位。并用很大篇幅談論孔子“和而不同”的觀點，從中國傳統文化哲學角度詮釋了中國外交新戰略，形成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現實外交戰略的歷史的具體的統一。“和平崛起”的提出，既是中國政府對世界的一個重要承諾，也是中國今后一個重要的外交新思維、新戰略。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以誠為本、以和為貴、以信為先的優良傳統。兩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近年來，中國領導人不斷挖掘這一傳統文化基因，在國際關系領域對這一思想進行了新的闡釋，認為“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應該成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總理在談論孔子“和而不同”的觀點時，指出：“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源遠流長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為貴，就是和的文化，當然我們還要和而不同，這種不同是相互補充，是相互借鑒，而不是沖突的來源。”可以說，“和平崛起”與其他理論范疇不同之處在于它自己獨特的“和而不同”的價值核心。從西方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理論出發，就會把霸權國家的交替輪換看作是正常的歷史現象，也就無法解釋一個國家變成最強大的時候而不稱霸。以“和而不同”為核心的“和平崛起”外交思維解決了這一困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中的“和”是一種境界，是指自然體系中基本要素達到圓融后產生的一種狀態，用簡單的語言表示就是陰陽平衡；其中的“不同”是指基本要素不是千篇一律。把“和而不同”運用到國際關系中，就表現為世界各種文明、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應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鑒，在和平共處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和平崛起”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首先，“和平崛起”論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借鑒了過去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回應了“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國力發展的質疑，指明了未來中國外交工作的方向，必將為中國的發展營造出良好的外部環境。其次，“和平崛起”論順應了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時代趨勢。相互依存是當今時代的特征和趨勢，國與國之間的隔絕狀態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如何在相互依存的狀態中處理國際關系是一個最重要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現實中的國際問題，如，跨國恐怖主義、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擴散、種族屠殺、宗教矛盾、領土爭端等，如果要以和平、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就需要一種理解、處理分歧、矛盾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和而不同”的觀念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思想觀念，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國家行為方式。“和而不同”的觀念、“和平崛起”論必將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做出積極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任曉：《國際關系理論新視野》，長征出版社2001年版。

［2］《弘揚傳統文化，推動和平崛起》，《光明日報》2004年3月26日。

［3］《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

［4］〔美〕杜維明：《文明對話的人文信息》，《中華文化論壇》2002年第1期。

［5］陸鋼：《中國和平崛起機遇難得》，《文匯報》2004年3月22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