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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對長期以來結構主義等學派在發揮巨大積極作用同時又具有深刻消極影響的狀況，當前的漢語詞匯研究，最好能突破結構主義框架，走出結構主義走勢，回到最為根本之處，開啟多維視角而突出人與生存空間互動這一主要視角，確立多層目標而突出認識民族“人”這一最高目標，拓展多向思路而突出“認知—解釋—文化—哲學”這一基本思路。

關鍵詞：漢語詞匯；詞匯研究；結構主義；

Abstract：Foralongtime，structuralismhasplayedquitedifferentpartsinlexicologicalstudiesofChinese，bothactiveandinactive.Atpresent，abetterwayoutforChineselexicalstudyistobreakawayfromtheframeworkofstructuralismandreturntothemostessentialstate.Amulti-proportionviewshouldbeintroducedwiththeinteractionbetweenmanandspaceofexistenceasthemostprimary.Besides，ahierarchyofgoalsshouldbesetupwiththeunderstandingof“man”inthenationalmindasthehighest.Finally，differentapproachesshouldbedevelopedwith“cognition.explanation——culture——philosophy”asthemostbasic.

KeyWords：Chineselexicon；lexicologicalstudy；structuralism

在中國，在當代，以漢語詞匯研究為事業、為責任的學人，大都不會忘記，自上古以來，在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研究中，在漢語的研究中，詞匯研究如何一直居于領先地位而發揮出了重要的先導作用、表現出了深厚的人文關懷；不能對于當代漢語詞匯研究的狀況無動于衷。早在1990年，語言學家劉叔新先生就已明確指出：“從本世紀初葉起，在德·索緒爾的語言學說的影響下，語言學共時的、結構形式的研究成為潮流；語言學中的幾個結構主義學派都摒棄意義，將索緒爾所提出的成為語言符號一個方面的‘所指’排除出符號，認為概念、意義屬于實體范疇，而實體不是語言結構系統本身的東西。于是體現著‘實體’的詞匯，被置于研究觀察的視野之外。……心理主義的轉換生成語法學派，雖然逐步強調意義分析對于句子生成規則的重要性，甚至將‘詞匯’的分析作為一種基本規則列入生成語法規則系統之中，但是實際上只是臨時零碎地對個別詞作義素分析，以便在詞語搭配上為句子語法規則提供語義選擇的必要補充，并沒有對整個詞匯作全面的、系統的分析。”[1]2近來，語言學家胡明揚先生強調：“現代漢語研究的重點一直是語法，而詞匯研究長期以來很少過問，一直是個薄弱點。似乎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才有個別漢語詞匯的著作問世，不過大都是參照蘇聯或西方國家的詞匯學或詞義學著作的理論和體系，加上漢語的一些例子寫成的。……但遺憾的是，國外的理論往往離漢語的實際太遠，解決不了漢語的不少實際問題。”(注：參看胡明揚為《詞匯學詞典學研究》所作的序言，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兩位先生的論斷，誠摯尖銳，對于漢語詞匯研究是一種有力的激勵。

當然，另一方面，最近20年來，中國許多漢語詞匯研究者解放思想，擴大視野，引進推出，又有了豐富的收獲。詞匯研究朝著細致化的方向不斷前進，專書研究、統計分析、語感測量等等新的方法不斷運用，新的視角不斷開拓，新的選題不斷出現，新的學者不斷顯露頭角。可是，漢語詞匯研究特別是漢語詞匯理論，似乎仍然沒有突破性的發展。

那么，面對長期以來結構主義等等學派在發揮巨大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帶來深刻消極影響的狀況，面對漢語詞匯研究在古代曾經居于領先地位而在當代卻已相對落后的局面，我們應該如何從根本之處著力，推進漢語詞匯研究及其理論建設使之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呢?當然，這里所謂的“突破性發展”，并非說要在兩三年內就“一鳴驚人”、“躍上一個新臺階”，而是說更新觀念、擴大視野，從詞匯是人所創造運用的、為人而創造運用的、人之所以與生存空間互動的、人之所以成為人的語音符號這一最為普通、最為根本的事實出發，突破結構主義框架，走出結構主義定勢，實現漢語詞匯研究特別是漢語詞匯理論在現有基礎上的新發展。這當然是見仁見智的重大課題，需要群策群力地共同努力。隅見以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最好是能回到根本處，開啟多維視角而凸現人與生存空間互動這一主要視角，確立多層目標而突出認識人的本性與存在這一最高目標，拓展多向思路而突出“認知—解釋—文化—哲學”這一基本思路，進行新的嘗試性的漢語詞匯研究。

一、開啟多維視角中的主要視角

觀察和研究漢語詞匯，首先必須感知到漢語詞匯在漢語系統中的存在和在漢民族與其生存空間互動中的存在，必須感知到漢語詞匯對人而言的存在和對物而言的存在，必須感知到漢語詞匯的整體性、系統性存在和部分性個體性存在，必須感知到漢語詞匯在貯存狀態中的存在和在創造、運用狀態中的存在，從而開啟多維的觀察研究視角。例如，著眼于詞匯系統的內部規則或著眼于詞匯系統的外部關聯，解剖詞匯詞義的微觀結構或者把握詞匯詞義的宏觀發展，對詞匯系統存在的事實進行定量、定性的分析描寫或者對詞匯系統發揮的效應進行合理可信的綜合釋解，對特定專書與詞典中的詞匯詞義進行靜態的歸納或者對特定語境與文化中的詞匯詞義進行動態的考察，開展符號學、名稱學的詞匯研究或者開展社會學、文化學的詞匯研究，編寫特定時代與社會的“文化詞典”或者編寫特定個人與群體的“心理詞典”，進行詞匯的分類統計或者進行詞匯的信息處理，等等。每一種研究視角必有自己的敞亮性和遮蔽性，必有相應的獨特性與關聯性，每一種研究視角都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相互代替。但是我們認為，在這多維視角之中，有一種更為根本、更為主要、更為關鍵的視角應該重新開啟并且加以突出，那就是立足漢民族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歷程，關注民族人的造詞、用詞、釋詞活動，體察漢語詞匯作為中介符號、象征符號形成發展的機制與規律。

如所周知，人類起源于動物，并且又和各種動物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之上，都各有自己獨特的生理機能、生存需要、生活方式和生活經驗，相應地又都各有自己獨特的生存空間，都必然要受自己生存空間中的相關事物的作用和影響，都能對于自己生存空間中的相關事物進行感受和反應。在各自的生存空間里，真正的現實就是由自己與其生存空間相互作用而構成的。然而，正如符號哲學大師卡西爾論證的：在使自己適應環境方面，人仿佛已經發現了一種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動物的種屬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統和效應器系統以外，在人那里還可以發現可稱之為符號系統的第三環節，它存在于這兩個系統之間。這個新的獲得物改變了整個的人類生活。與動物相比，人不僅生活在更為寬廣的實在之中，而且可以說，他還生活在新的實在之維中以“應對”外界刺激。“以致除非憑借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2]33符號與一般動物也能掌握的信號、手勢、宣泄情緒的喊叫根本不同，它具有由使用者共同約定的約定性、表現形式與所代事物無必然關聯的任意性，具有在空間上與所指事物的分立性、在時間上超脫所指事物的永久性，因而能夠超越此地此時的具體情境以指稱任何“在場”或“不在場”的事物，能夠表達特定對象的相關信息，能夠幫助人綜合經驗、增生經驗、使經驗得以表達和傳承，進而促使人類創造和運用一種與所有動物完全不同的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方式。

人類所創造、所運用的符號是多種多樣的，但是語詞符號無疑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靈便、最有普遍適用性的符號系統。這是因為：語詞是一種聽覺符號系統，它以語音為物質形式，以事物為指稱對象，以意義為表達內容，具有層級性、系統性，以靈活組合，無須依附它物；語詞是一種表達符號系統，它劃分事物使之從背景中突顯出來而成為表達對象，它概括特征使之從事物中突顯出來而轉化為意義，它表達意義使之得到交流傳播而不斷增值。正是依靠語詞，人類才能逐漸改造原有的交際方式，建立以語詞符號為工具的語言級別的交際方式，組成以語詞符號為紐帶的人類級別的社會組織；正是依靠語詞，人類才能逐漸改造原有的思維方式，形成以語詞符號為工具的語言級別的思維方式，創造人類級別的思維成果；正是憑借語詞，人類才能逐漸培養起一種分離各種關系并在抽象意義上思考那些關系的能力，此即只有人類才得以具備的關系思維；正是憑借語詞，人類才能逐漸培養起一種從混沌茫茫的整個感性現象之流中別擇出某些固定的成分進行專門研究的能力，此即只有人類才得以具備的語詞符號反思。正是在語詞符號的作用下，人類逐漸改變了自身，發展了自身，得以在與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中，創造和發展自己特有的語詞符號化行為。為互動過程中的人的因素與物的因素的相互滲透與轉化提供了可能性，為人與其生存空間互動以創造文化開拓了廣闊的可能性。(注：參見高宣揚《布爾迪厄的象征性實踐和權力運力》，載《后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89頁。)就人而言，他是只能憑借這種語詞符號化行為認識、揭示和改造原有的生存空間以創建新的生存空間，他是運用也只能運用語詞符號為前導并通過語詞符號從事創造活動；就生存空間及其事事物物而言，它們是通過也只能通過這種語詞符號化行為進入人的視閾并向人表現自己的存在。這正是語詞符號化行為，也正是語詞符號的根本屬性、主要功能和本體論意義之所在。盡管就“此地此時”的個別而言，人的生存空間是各自的、特定的，人的語詞符號化行為也有無數的形態與表現，但是就特定民族、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的總體而言，人的語詞符號化行為卻是一個連貫的有機的系統，其主要貫穿著“認知事物—解釋世界—創造文化—發展自我”的相同環節與線索。

以上的論述可以說明，語詞符號，是人為了更好地開展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而創造的，是作為人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中介符號而存在的，是在人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中造就其根本屬性、發揮其主要功用、形成其發展規律的，是人認知事物、解釋世界、創造文化、重塑自我的不可或缺的憑借。如果沒有人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就沒有語詞符號的形成、存在和發展，更無所謂語詞符號的根本屬性、主要功能和發展規律。正因為如此，立足漢民族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關注民族人的造詞、用詞、釋詞活動，以考察漢語詞匯形成發展的動力、方式、結構、效應以及詞匯的根本屬性，才是必要的和重要的。這樣，我們就能開拓主要視角，更新詞匯觀念，正本清源，把握關鍵，從以前未能著眼之處著眼，在以前未能提出問題之處提出問題，發現并強調以前不曾發現并強調的機制與規律、特性與功能。

譬如，《爾雅·釋畜》記云：“回毛在膺，宜乘；在時后，減陽；在干，方；在背，闕廣”。顯然，“宜乘”、“減陽”、“方”、“闕廣”四詞的產生，是中華先民以回(旋)毛的位置為標準對馬進行分類和命名的結果。可是，這四個名詞何以能在戰國時代產生、卻在兩千年后消亡呢?晉代著名學者郭璞在《爾雅注》中為我們的探究提供了線索：“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由此可以想見，在上古時代中華先民與生存空間的互動中，馬有重要的價值，是人的朋友，人們關注馬、愛護馬、尋找千里馬，并由此發現了其旋毛位置的重要性，因而如此分類和命名，這四個名詞也就有了自己形成的動力與方式。而在后來中華民族人與生存空間的互動中，馬不再具有往昔的價值與地位，人們不再重視其旋毛的位置，因而沒有必要如此分類和呼名，這四個名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在這里，隱含著漢語詞匯形成或消亡的一條重要規律，只有以民族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角度才能發現它、揭示它。

又如，面對古代漢語的常用名詞“時”，我們現在可以追問：上古時期，中華先民既已在原初的時間經驗和時間意識的基礎上創造了“日、月、年”諸詞，可以標度時間之流，他們何以還要另造名詞“時”以及“春、夏、秋、冬”諸詞，來標度已被“日、月、年”諸詞清晰標度過的時間之流呢?一當深入到中華先民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以及由此形成的農耕生活文化中去就能發現，中華先民要協調農耕生存方式與自然生存環境的關系而使之得到合理的安排和順利的發展，自然特別關注一年之中季節的存在和變化，因而劃分季節，分別命名，并將季節總名為“時”，以便概括和交流關于季節的經驗，將其引入民族文化系統。對此，《漢書·律歷志》早有深刻的解釋：“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因以天時。……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由此，我們就可以對其本義有著更為準確、更為深厚的理解，更好地分析其詞義結構，發掘其文化意蘊；就可以對其引申規律有著更為清晰、更為深刻的認識，更好地把握其引申言向，探求其引申效應。

二、確立多層目標中的最高目標

從當下的多方實際出發，確立適當的研究目標，不僅可以激勵研究的志向，衡量研究的成果，而且能夠明確研究的方向、啟示研究的思路，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漢語詞匯的研究當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漢語詞匯既在漢語系統中存在又在漢民族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中存在，既是對物而言的存在又是對人而言的存在，既是個體性、部分性的存在又是整體性、系統性的存在，既在貯存狀態中存在，又在創造、運用狀態中存在，既是“存在的家園”又是人居住的“家園”，所以，漢語詞匯研究的目標應該是復合性的、層次性的、人文性的。具體說來，漢語詞匯研究的目標可以在于：由個體的而群體的而整體的，由個人的而人群的而社會的，由專書的而斷代的而全史的，由詞形的而詞義的而詞形、詞義相結合的，由比擬命名的而分化孳乳的而復合衍生的。是探求本義的、追蹤引申的，更是詞義發生發展全過程的。是詞匯系統內部規則的、詞匯系統外部關聯的，更是二者之間互動關系的。是詞匯對于現實事物之指稱與表達的、詞匯對于生存空間之切分與建構的，更是二者之共變關系的，是對詞匯詞義發生發展軌跡之描寫的、對詞匯詞義發生發展機制之揭示的，更是二者之相互發明的，等等。每一種研究目標，都有其學術價值與學術局限，都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和相互的關聯性，各種研究目標可以相互補充、相互發明并且有序地組合成一種更大更高的目標。但是我們認為，在這多層研究目標之中，應該有一種更為高遠、更有意義也更為關鍵的目標。卡西爾的經典著作《人論》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認識自我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因為“認識自我是實現自我的第一條件”。我們可以將這句名言稍作引申：認識自我應是一切人文科學探究的最高目標，因為一切人文科學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人的自我、發展人的自我。如果失去了這一最高目標，一切人文科學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根據與價值。那么，語言學、詞匯學乃至漢語詞匯學探究的最高目標，是否也應該也可以是“認識人自我”呢?在我看來，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卡西爾的研究和論證使我們深信：“任何所謂關于人的定義，當它們不是依據我們關于人的經驗并被這種經驗所確證時，都不過是空洞的思辨而已。要認識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為以外，就沒有什么其他途徑了”[2]；“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類文化的全部發展都依賴于這些條件”[2]；因此，“我們應該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來取代把人定義為理性動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2]34十分明顯，將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根據有二：一是“人的生活和行為”，這是認識人的主要途徑；而“人的生活和行為”，從根本上說就是人與生存空間的互動。二是“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這是認識人的主要入口；而“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從根本上說就是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思維和行為。鑒于在人類所創造所運用的符號中，最基本、最主要、最有普通適用性的便是語言符號，那么在一定意義上就可以認為，人就是語言的動物，就是創造語言符號、運用語言符號、通過語言符號與其生存空間開展互動并且由此創造文化的動物。而且，人因為有理性而有語言，也因為有語言而有理性，人是語言的動物，也是理性的動物。這樣，我們就應該能夠理解：研究漢語詞匯，研究漢民族人創造語詞符號、運用語詞符號、通過語詞符號開展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并且由此而創造中華文化的行為和思維，其最高目標應該是也可以是漢民族的“人”。

然而，我們卻又絕對不能據此而將語言符號僅僅視為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工具，更不能僅僅視為交際的工具和思維的工具。而是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正是在語詞符號化活動的激勵下，人才能滋生出符號化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才能在與交際之“你”的關系中產生出主體性，才能開始反思生活和理論生活的過程，才能建構起理想并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從而發展出一種不斷審視和更新生存空間的能力；正是在語詞符號化活動的作用下，人才能使各種存在物在分類概括中呈現出來并且變得可以理解，使整個世界在切分重組中呈現出來并且得到重構，人也因此而能擁有存在物、擁有世界并超越之。如果沒有語詞符號，一切事物連同整個世界都難以“出場”并顯示，而只能沉默于黑暗的混沌之中；語言世界是比現實世界更真實的世界。與此同時，也正是在語詞符號化活動的整合下，人才能把各種結構的活動結為一個有機整體，把各種文化形態結為一個有機整體。所以，正是這種語詞符號化活動體系，“規定和劃定了‘人性’的圓周”，同時也顯現和突出了“人性”的圓周。[2]87此外，我們也不應忘記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論證的：作為“此在”的人，有三種基本存在方式：一是“處身性”，亦即意識到自己存在狀況的可能性；二是“領悟”，亦即具有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可能性，具有主動與世界互動的可能性；三是“言說”，亦即“處身性”和“領悟”過程都呈現為“言說”。在言說中，此在顯現自身并“籌劃”自己的存在，世界敞開自己并轉化為語言，語言構成了人的存在與世界存在的互動關系，同時也顯現和突出了人對自己存在和世界存在的理解，人對自己存在的“籌劃”。(注：參閱郭宏安等《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頁。)至此，我們更應該能夠理解：研究漢語詞匯，研究漢民族創造語詞符號、運用語詞符號通過語詞符號開展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以創造文化，其最高目標應該是也可能是漢民族的“人”。

在這種最高目標的激勵下，研究者可以立足當代漢語詞匯研究的基礎，突破其畛域，追溯其源流，關注漢民族人的造詞活動，探求漢語詞匯形成的動力與方式，從中窺見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根本特性。例如，《爾雅·釋天》記錄了四種和風的名稱，并且作了解釋：“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我們現在可以追問：中國先民為什么要將和風細分為四類，并各予這樣的一個名稱?這四個名稱各有何種獨特的意蘊?這樣，我們就必須立足中華先民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于是就能看到，在這樣的分類命名過程中，中華先民已經本著自己農耕生產生活的需要與經驗，表達出自己對于和風的獨特感受和獨特態度，顯示出自己獨特的生存方式和認知方式，因而也就在揭示和風存在的同時彰顯出一個自我來。又如名詞“義”，是古今漢語的一個常用詞，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關鍵詞。前人已經對其來源作出了清晰的考證，亦即《毛詩鄭箋》所說的“義之言宜也”。但是，我們現在卻有必要在前人止步之處繼續發問：“義”與“宜”何以能夠同源?其同源關系說明了什么?這樣就能明白：所謂“義”，無論儒家提倡的思想范疇，還是民間流行的道德信仰，究其根本，都是適宜于人們生存發展的行為、事情和精神，都是“宜”在人的生存方式領域的發展。倡導“正義”或講求“義氣”，都是為了在各種境遇中都能夠有利于人的生存發展。由此，我們可以略略窺見中華先民的價值觀念和基本品性。

在這種最高目標的激勵下，研究者可以立足當代漢語詞匯研究的基礎，突破其畛域，深入到人們的對話之中，關注漢民族人的用詞釋詞活動，探求漢語詞匯的表達與效應，從中窺見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基本特性。這是因為，每個人總是在與他的對話中，也許更多地并且更隱蔽地還在與他的后人的對話中。”[3]101對話是人所特有的創造活動和存在方式；人在對話中使用語詞解釋語詞并通過語詞以解釋存在、交流思想、彰顯自己、創造意義，而其意義則在本質上體現了人與人、人與世界的互動關系，是人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譬如，明代著名學者焦閎《焦氏筆乘》記載了北宋理學家李彥平講述的一段親身經歷：

辛丑春同試南宮，仲修中選，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仲修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為‘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修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纟希章繪句之謂，所以學圣人也。既欲學圣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某聞其言，頓若有悟。

《論語》首章首句首字，便是一個“學”，這是孔子人生經驗的總結和教導學人的綱領，意蘊非常深厚。趙仲修用自己的人生體驗填充其“召喚結構”，用自己的獨到心得勸勉學人，使“學”的詞義有了新的顯現和拓展，使學人“頓若有悟”，并將所悟引入自己的人生實踐。從這樣的用詞釋詞活動中，不僅可以看到特定詞義在特定語境中是如何深化、發展的，而且可以領略儒家學者所信奉、所追求的，亦即他們理想中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價值。

三、拓展多向思路中的基本思路

通過以上論述，如果我們能夠認可在多維的視角中應該突出一個主要的視角，亦即漢民族人與其生存空間的互動歷程；如果我們能夠認可在多層的目標中應該突出一個最高的目標，亦即認識漢民族的“人”，那么我們就應該可以理解，在其多向的思路中必須突出一種基本的思路，那就是從主要視角出發，面向最高目標，將個體的語詞符號放入整體的詞匯系統之中，將整體的詞匯系統放入漢語大系統之中，將漢語大系統放入民族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中介系統之中，由孤立的詞匯現象研究走向人的詞匯活動研究，從而認識漢語詞匯形成發展的機制與規律，認識漢民族人在語詞符號化行為中表現出來的自我的生存方式、根本特性和存在價值。而人的語詞符號行為又是一個連貫的有機系統，其中主要貫穿著“認知事物—解釋世界—創造文化—重塑自我”的相同環節與線索，所以又可以將這一基本思路再分為認知學的思路、解釋學的思路、文化學的思路和哲學的思路，以便進行較為具體深入的闡述。

1.認知學的研究思路

認知活動是人與其生存空間一切互動的起點，是人腦通過符號(主要是語詞符號)處理生存空間中事事物物信息的加工過程，亦即人對事事物物的特征、運動及其相互關系的感知和反映。認知過程包括低層次的感覺、知覺、短時記憶等等和高層次的思維活動、概念形成、推理過程、語言理解、知識運用和問題解決等等，而其中的關鍵，則是從“范疇化”到“概念化”以及由此而來的“詞符化”。(注：所謂“詞符化”，是指特定事物獲得詞的表征亦即特定意義獲得詞的表達的過程，換一角度看也是命名造詞的過程。“詞符化”完成以后，特定事物及其意義便通過詞的引渡而以詞的形式進入民族人的生存空間，進入民族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因為，生存空間及其萬事萬物正是以轉化為概念和詞符的方式表現對于人的存在并由此而成為“存在者”；人也正是在感知事事物物、認識生存空間、將經驗到的外在現實加以概念化和詞符化的心智活動中揭示事物的存在、彰顯自己的存在并由此而成為“此在”。以此為根據，我們提出“認知學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強調從認知活動的角度，用認知語言學的方法，發掘詞匯資料尋找相關史料，由已知求未知，探究漢語詞義詞匯形成發展的主要動力、內在根據、基本規律及其在民族人與生存空間互動中的作用和效應。其中最為切實、最為重要的是著眼于民族人的認知活動以扣住范疇化的進程和概念的表征：研究分類如何促使語詞所指事物的類型化，它是詞義形成的先導；研究概括如何促使語詞所指事物的詞義化，它是詞義形成的方式；研究表征如何促使語詞所建詞義的詞符化，它是語詞形成的標志；研究人們如何以聯想為根據，參照原有事物以認知新現事物，借用原有事物的名稱作為新現事物的名稱，它是人們常說的詞義引申。沿著這樣的思路進行研究，不僅可以探知漢語詞義詞匯形成發展的動力、根據、方式和效應，而且可以發現漢民族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進而窺見民族“人”的心智特征。(注：參見周光慶《漢語詞匯研究的認知學基礎》，《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5期。)

2.解釋學的研究思路

一般說來，解釋包括理解和闡釋，是作為解釋者的人在與其生存空間互動的歷程中，懷著自己的認識圖式，基于認知的初步成果，理解特定事物存在的根據、過程、特征和價值，確認它“是什么”、“怎么樣”，并將其轉化為意義而用語言闡述出來的活動。解釋者對于特定事物存在的根據、過程、特征和價值的理解和闡釋，通常并不是“純客觀”的，鏡子似的“反映”，而總是發揮了認知圖式的設定對象的選擇功能和整理信息的規范功能，成為了一種發現，或是一種創造。從哲學的高度看，解釋所發現、所創造的意義，體現了人與事物、與生存空間的種種復雜關系，構成了人與事物、與生存空間互動的方式，是人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從語詞的實際看，解釋所發現、所創造的意義，大都轉化為詞義，并獲得了語詞的表征。所以，如果說人存在的獨特本質便是對生存空間及其事物進行以認知為基礎的解釋并由此而發現意義、創造意義，解釋也就成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原始特征，那么，由解釋而生成的詞義也就因此而具有某種生存本體的性質，折射出人的認識圖式和生存方式，體現出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以此為根據，提出“解釋學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強調，在認知學思路的基礎上，從解釋活動的角度，運用解釋學的方法，研究民族人是如何在解釋中形成詞義、在解釋中運用詞義、在解釋中理解和發展詞義的。其中最有難度也最為重要的，是探討詞匯形成發展對于存在的解釋和對于“人性”的彰顯，是探討詞匯運用接受對于存在的解釋和對于“人性”的彰顯。(注：參見周光慶《漢語詞匯研究的解釋學路徑初探》，載《詞匯學理論與應用(三)》，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3.文化學的研究思路

人認知事事物物、解釋生存空間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開展與生存空間的互動以創造和發展自己的文化。文化是人的一切功能的集中體現，是人的一切勞作的成果總和，是人得以生存發展的根本保證，是人得以形成自己本性的有力動因。語言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在任何意義上說都是文化的，文化往往以語言的方式向人呈現，在一定意義上說又是語言的，二者形成了多重的互動關系。具體就詞匯與文化而言，一方面，作為語詞創造的動力、表述的對象和存在的價值，文化理所當然地起著主導作用，推動著語詞的形成和發展，制約著語詞的形式和內容，影響著語詞的運用和解釋，從而使語詞符號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作為文化創造的憑借、形成的中介和表述的符號，語詞又對具體的文化事項和整體的文化世界理所當然地發揮著概括與表征功能、引渡與導向的功能、述說和建構的功能，從而使文化世界具有自己的語言特征。要對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自然離不開對詞匯的發掘分析，要對詞匯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樣離不開對文化的發掘分析，而要對民族“人”進行深入的研究則又離不開對語詞與文化的互動的發掘分析。以此為根據，我們構擬“文化學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強調，在認知學思路和解釋學思路的基礎上，從文化活動的角度，運用文化學的方法，研究語詞作為文化表征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功能性，研究語詞與文化的多重互動關系，研究這種多重互動關系對于民族“人”的促進與彰顯。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探討“文化的創造發展與詞匯的創造發展”、“文化的超越方式與詞匯的運用解釋”、“文化的內在秩序與詞匯的內在秩序”。對此，拙文《漢語詞匯研究的文化學視角》有具體的論述。

4.哲學的研究思路

語言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入乎言詞的存在，就是存在的家園；世界只有進入語言，才能表現為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并非作為某種現成的空間而存在的，它需要運用語詞符號行為等等方式予以重構；以語言作為基礎并在語言中待以表現與建構的是，人擁有世界。哲學要認識世界，卻又并不直接研究外部世界(那是各種經驗科學的任務)，而主要應該研究語言如何表現世界，如何建構世界、如何傳達世界的意義，以便真正引導人們更好地由認識語言而認識世界。語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處于存在的展開狀態之中。語言建立了人的主體性，劃定了“人性的圓周”，促成了人與世界的互動，開啟了人對未來的理想，語言是人的首要規定性。哲學要認識人類自我，卻又并不直接研究人的內在心靈(那是各種心理科學的任務)，而主要應該研究語言如何促成人與世界的互動、如何成就“人性的圓周”、如何表現理性、如何形成思想，以便真正引導人們更好地由認識語言而認識人類自我。以此為根據，我們構擬“哲學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強調，在認知學思路、解釋學思路和文化學思路的基礎上，進而應從哲學的高度，用哲學的方法以研究：民族人如何創造和運用詞匯以揭示世界的存在、彰顯自己的價值、建構自己的文化世界，而人的這種特定存在方式，又如何成為潛在動力、真正歸向和規范原則，促進著、引導著、制約著民族語言詞匯的創造、運用和發展，并且因此而形成了何種風貌與哪些規律。稍微具體地說，可以研究詞匯產生與人的存在方式、詞匯發展與人的存在方式、詞義結構與人的存在方式、詞義演變與人的存在方式的互動共變[4]。

最后應該強調：就其歷史性的總體而言，人的認知行為、解釋行為、文化行為和“哲學行為”(完善本質特性、彰顯存在價值的行為)作為“人的語詞符號化行為”，是一種以人為起點、為中心、為歸宿的多樣而統一的行為系統；詞的創造活動、運用活動、接受解釋活動作為“人的詞匯活動系統”，同樣是一種以人為起點、為中心、為歸宿的多樣而統一的活動系統。“人的詞匯活動系統”既屬于“人與生存空間互動的中介系統”，又與之整體對應，構成了一種互動共變的關系。所以，我們所構擬的研究思路中的認知學思路、解釋學思路、文化學思路和哲學思路，同樣也是以人為起點、為中心、為歸宿的分別而連貫、多樣而統一的系統，在論述時只能分別一一道來，在理解和運用時可以有輕有重、有先有后、有隱有顯，但是在其深處則是相互結合、相互貫通、相互滲透的，并不能判然劃分其界限。

[參考文獻]

[1]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匯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2]卡西爾.人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

[3]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4]周光慶.漢語命名造詞的哲學意蘊[J].語言文字應用，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