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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三個階段

[論文摘要]鎮江多景樓，自宋以來雖迭經興廢，但始終是文人士子登臨游賞的名勝之地。兩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呈現出三個階段的變化：(1)北宋時期，登臨主體是一群文人雅士，登臨性質屬于旅游，主要抒寫游賞娛樂之情，體現的是“樂感”意識；(2)宋室南渡至南宋中后期，登臨主體是一群憂國志士，登臨性質屬于壯游，主要抒寫慷慨激越的復國之志，體現的是“憂患”意識；(3)宋末元初，登臨主體是一群遺民隱士，登臨性質可稱之為神游，主要抒寫黍離之悲，體現的是“悲感”意識。兩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的歷時態嬗變，展現出兩宋不同時代的社會風貌與文人士子的心路歷程，具有獨特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鎮江多景樓建于宋，歷元、明、清而至于今，雖迭經興廢，但始終是文人士子登臨游賞的名勝之地，由于歷代文人士子的涉足而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亦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催生了大量詩詞作品，成為中國古典文學長廊中一道獨特的景觀。綜觀多景樓登臨詩詞，它們所展現的并非是整齊劃一的單一主題或自然風景，而是作為一個特定的視域，隨著歷史的脈搏展現出不同時代的社會風貌與文人士子的心路歷程。尤其是在兩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甚夥。由于特定的時代背景與多景樓特殊的地理位置，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呈現出尤為動態的面貌。然而迄今為止，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的歷史風貌尚隱晦不顯，學界亦無專文論及。因而，本文試圖將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置于歷史的進程中，從創作主體的身份角色、登臨活動的基本性質、詩詞作品的抒情底蘊及作家的審美心態與時間概念等角度進行歷時態考察。

一、游賞娛樂

北宋時期，宋室雖與遼、西夏屢有戰事，但總的來說，并未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承平局面。南方的江浙地區，雖與京城遙遠，但有著長期的經濟、文化的積淀。多景樓所處的京口一帶，更為舟車絡繹之沖，四方商賈，群萃而錯處，轉移百物，以通有無。這里，北固山有如半島伸入萬里長江。多景樓則坐落于北固山之巔，三面臨江，北面淮甸，又有焦山和金山東、西相望，視野開闊，景色奇麗而壯觀，是北固山風景的最佳處，《嘉定鎮江志》稱它“東瞰海門，西望浮玉，江流縈帶，海潮騰迅，而惟揚城堞浮圖，陳于幾席之外，斷山零落，出沒于煙云杳靄之間。至天晴日明，一目萬里”。北宋米芾盛贊之，稱之為“天下江山第一樓”。因此，多景樓成為文人士子時常登臨的勝地。

此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就其創作主體的身份角色而言，如裴煜、曾鞏、晁端友、韋驤、蘇軾、蔡肇、米芾等，主要是一群文人雅士。他們生當承平繁榮的時代，宋代開國者以祖宗家法傳續下來的養士之風使他們大多待遇豐厚，生活優游。他們于羈旅行役或政成遐邇之際登臨多景樓，大多懷著一種尋幽探勝的心情，因此其登l臨活動的基本性質屬于旅游。如熙寧七年(1074)十月，蘇軾游多景樓，作有《采桑子·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詞和《潤州甘露寺彈箏》詩?！短K軾詩集》引楊元素云：

孫洙巨源、王存正仲，與東坡同游多景樓。京師官伎皆在，而胡琴者，姿伎尤妙。三公皆一時英彥，境之勝，客之秀，妓之妙，真為稀遇。

熙寧七年，蘇軾由杭州通判調知密州，途徑潤州時遇友人孫巨源、王正仲，于是他們同游多景樓，設酒置伎，可謂英彥會聚，伎姿妙絕。另如裴煜《多景樓》：“登臨每憶衛公詩，多景唯于此處宜”；韋驤《多景樓》：“盡道人間占勝游，天將多景遺斯樓”等，均可以看出創作主體登臨覽勝的取向和追求。北宋著名書法家米芾，曾在此小憩，并作有《秋暑憩多景樓》，詩名即明示其登多景樓是為“憩”暑游賞而來。

北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的創作主體是一群文人雅士，他們登臨活動的價值取向在于娛情遣懷，故而就其詩詞作品的抒情底蘊而言，主要是抒寫登臨所見之景和游賞娛樂之情，作品中容納的是一種以“樂”為核心的情感體驗，反映出的是一種“樂感”意識。如蘇軾《采桑子·潤州多景樓與孫巨源相遇》：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尊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停杯且聽琵琶語，細捻輕攏。醉臉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紅。

詞從“多景樓”的“多”字獲取靈感，寫到自己的“多情多感仍多病”?！皹肥禄仡^一笑空”，與起句的情語相連，意謂這次集會多景樓而飲酒聽歌，誠為“樂事”，只恨不能長久?！白砟槾喝凇?，既似寫伎姿，又似寫自己的酒酣之態，與末句“斜照江天一抹紅”相互映襯，抒發樂游多景樓的無限風情。又如曾鞏《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嘉景此樓中，徒依闌干四望通。云亂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鐘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衿塵土在，只將心目羨冥鴻。

曾鞏三十九歲中進士，中年后離鄉宦游，登臨鎮江多景樓，非常贊賞其地風光，故而寫下了這首七律。詩的首旬即說明作者的目的是“欲收嘉景”，以此統攝全篇。中間二聯，一寫水光，一寫山色；一寫淮甸寺鐘，一寫江面帆船。詩人抓住富有特色的景物，遠近參差，動靜結合，表現出多景樓的勝景偉觀和作者高曠自得的情懷，體現了創作主體在與自然風物神交構合之中所體味的“樂感”心態。

北宋時期的多景樓登臨詩詞，雖然作者有時也寫病寫愁，但其立足點仍是出于對“樂”的追求。在和平時期，面對優美的自然環境或風景形勝，多數登臨主體均能產生與此大致相同的樂感體驗，其作品蘊含的特定時代的現實內容相對淡化。因而這些著眼于游樂的登臨之作，就時間概念而言，它們抒發的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適性情感。

二、慷慨勵志

欽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滅亡和宋室的南遷，是宋代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亦成為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的顯著轉折。“靖康之難”的慘痛巨變徹底打破了北宋承平時期詩人詞客流連光景的迷夢，也刺激著此后南宋一代又一代士人。自宋室南渡至南宋中后期，宋金之間的拉鋸式戰爭和宋廷內部的和戰之爭，給文人士子的心靈以強烈的震撼。同時，南宋劃淮而治的半壁江山使多景樓所處鎮江一帶的地緣屬性亦發生轉變。早在北宋時期，鎮江雖然是政治及軍事的邊緣地帶，但處于國家的南部內地，物阜民安，所以文化比較發達。宋室南渡之后，宋金劃淮而治，江淮一帶成為軍事前線。由于有長江天險，曾是孫劉聯合抗曹故地的鎮江一帶遂作為第二道防線成為臨安的北部屏障，兩淮則是其外屏。這樣，鎮江便既是軍事的敏感地帶，又相對仍處于國家的腹地，文化氣息較沿邊地區濃厚，仍是孕育文人學士的主要地區。文人士子登臨多景樓，往往便會因這一特殊雙重因子的催生而觸動對于歷史與現實的感懷。交織著收復國土的希望與失望，這一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創作主體的身份角色發生了鮮明的轉換，即由文人雅士過渡到矢志恢復的憂國志士。

此期作者如毛開、陸游、陳亮、劉過、楊炎正、程秘、岳柯、吳潛、李曾伯等等，均為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陳亮在去世的前一年，曾說“復仇自是平生志”，這也代表了大多數志士的心聲。美國漢學家田浩即指出，陳亮與辛棄疾等人的交往唱和，“表達了他們對外族占領中原的共同焦慮，以及他們永不消歇的復仇之情”。此期作者登臨多景樓之際，或孑然北望，或相互期許，砥礪個人的壯志，謀求國土的復歸。因此，其登臨活動的性質，可以說是一種志士的“壯游”。劉過雖終生未仕，但他曾上書朝廷提出恢復中原方略，未被采納，于是漂泊江淮之間，與力主抗戰的陸游、陳亮、辛棄疾等多有唱和。其《題潤州多景樓》即是一篇壯游多景樓的述志之作：

金山焦山相對起，挹盡東流大江水。一樓斷水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閑來游，木葉盡脫人間秋。煙塵茫茫路渺渺，神京不見雙淚流?！医袼暮Ｐ袑⒈椋瑬|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下無人獨登覽。樓高思遠愁緒多，樓乎樓乎汝奈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

由于屢次應舉不第，劉過試圖走一條李白式的壯游干謁的道路。雖然不遇，但他并不是戚戚于一己的得失，而是懷著更為雄闊的胸襟，悵望煙靄茫茫中失陷的神京而潸然淚下，在詩中表達了自己的壯懷與豪情。這一時期多景樓登臨主體的價值取向是陶寫個人的壯懷豪情與政治上的積極進取，詩詞作品的深層底蘊在于抒寫慷慨激越的復國之志。作品反映的創作主體的審美心態，是一種基于民族之恥、國家之恨和個人情志之伸的“憂患”意識。如陸游《水調歌頭·多景樓》：

江左占形勝，最數古徐州。連山如畫，佳處縹緲著危樓。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曜戈甲，萬窖宿貔貅。露沾草，風落木，歲方秋。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愁。不見襄陽登覽，磨滅游人無數，遺恨黯難收。叔子獨千載，名與江漢流。

孝宗隆興元年(1163)，陸游出為鎮江府通判，次年二月到任所。時金兵方踞淮北，鎮江為江防前線。這年十月初，陸游陪同鎮江知府方滋登樓，感而賦此。詞發端從多景樓形勢寫起，以危樓、鼓角、烽火、戈甲、貔貅等意象，勾勒出肅殺蒼涼的戰亂現實。家國的憂患與身世之愁，激起作者圖強自振的勇氣和橫戈躍馬的豪情。末尾以西晉大將羊祜(字叔子)鎮守襄陽的典故，以古況今，既是借羊祜勸勉方滋，也是以之自勵，希望為渡江北伐做好部署，建萬世勛業。陸游此詞，一問世就博得同時代志士張孝祥的贊賞，為之題序，“書而刻之崖石”。毛開亦次韻唱和，同聲相求，有《水調歌頭·次韻陸務觀陪太守方務德登多景樓》。其他如陳亮《念奴嬌·登多景樓》：“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場”；楊炎正《水調歌頭·登多景樓》：“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蓱z報國無路，空白一分頭”等，作者對于時事的憂患與慷慨之情發而為詩詞，可謂力透紙背。正如王夫之所論：“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即使是南宋中后期，由于兩次對金北伐的失利和蒙元進犯的威脅，復國的希望已越來越渺茫，這些熱血志士的熱情也并未減退。吳潛《沁園春·多景樓》：“憑欄久，問匈奴未滅，底事菟裘”。李曾伯與之次韻唱和，有《沁園春·丙午登多景樓和吳履齋韻》：“堪憐處，悵英雄白發，空敝貂裘?；搭^，虜尚虔劍。誰為把中原一戰收”。

此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其著跟點不再是景物風光，而是國恥與家仇，詩詞作者表現出一種對于當下現實情勢的群體自覺。因此，從時間概念上來說，這一時期的詩詞作品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感。

三、黍離悲歌

南宋末年，隨著宋元雙方于理宗端平元年(1234)聯合滅金，宋元之間的戰爭很快便大規模爆發。雖然宋朝許多愛國將官組織了無數次英勇抵抗，與元軍在四川、兩淮及長江沿線反復爭奪，但由于此時宋廷已腐朽沒落，宋朝防線節節崩潰。德祐二年(1276)，臨安失陷。祥興二年(1279)，元朝軍隊向南海崖山宋廷最后一個據點發起猛攻，宋軍失敗，陸秀夫抱幼帝趙昺投海而死，南宋滅亡。從宋末到元初的一段時間里，多景樓登臨詩詞再一次發生了轉換。

就創作主體的身份角色而言，此期作者如衛宗武、柴望、王奕、吳錫疇、俞德鄰、林景熙、汪元量等人，大多是宋廷舊老或遺民隱士。他們在賈似道當國期間不與權奸合污，要么引退，要么獨守節操。入元之后，他們也不與蒙元統治者合作，隱居于江湖。如衛宗武，出身世家，理宗淳祐間曾為朝官，入元后，“眷懷故國，匿跡窮居，其志節深有足取”。柴望，理宗嘉熙間為太學上舍生，淳裙六年(1246)，上《丙丁龜鑒》，忤時相之意，詔下臨安獄，后為趙節齋疏救得免。宋亡之后，柴望自稱宋逋臣，與弟隨亨、元亨、元彪“隱于櫸林九礤之間，人稱‘柴氏四隱’”。林景熙，度宗咸淳七年(1271)太學上舍釋褐，“官禮部駕閣，轉從正郎，宋亡不仕”。汪元量，則“以一供奉琴士，不預士大夫之列，而眷懷故主，終始不渝”。張亮采《中國風俗史》云：“靖康之變，志士投袂……及宋之亡，忠節相望”。這些趙宋遺民雖沒有像江萬里、陸秀夫那樣節義自殺，卻一直忠實于宋室。他們登臨多景樓，往往是為了緬懷遺蹤。因此，其登臨活動的性質，絕非出于旅游，亦非前期豪情志士之壯游，而可以說是一種“神游”，夢縈魂牽故國江山。

此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其價值取向不再是個人生活的娛樂消遣，亦不再是政治上的積極進取，而是一種對于故國忠誠不渝的緬懷與守望。詩詞作品的深層抒情底蘊，是在悲歌懷古之中寄托遺民隱士的黍離之情。作者們不再像承平的北宋文人雅士那樣體驗“樂感”，亦非中興志士那樣基于和戰的現實而產生“憂患”意識，面對已經失去的故國江山，他們體驗到的，是一種深深的蕭瑟與悲涼。因此，就創作主體的審美心態而言，它是一種“悲感”意識。如柴望《多景樓》詩：

早被垂楊系去州，五更潮落大江頭。關河北望幾千里，淮海南來第一樓。背日最多風景處，令人偏動黍離愁。煙沙鴻洞翻蘋末，欲依西風問仲謀。

柴望詩是宋元之際多景樓登臨詩詞的典型代表。作者懷著一顆遺民赤子之心登臨斯樓，北望關河，眷懷故國，其詩黍離麥秀，寓痛至深。另如王奕，共有多景樓登臨詩詞5首，是現存多景樓登臨詩詞最多的作者。其《水調歌頭·和陸放翁多景樓》云：

迢迢皤冢水，直泄到東州。不揀秦淮吳楚，明月一家樓，何代非卿非相，底事柴桑老子，偏恁不推劉。半體鹿皮服，千古晉貔貅。過東魯，登北固，感春秋。抵掌嫣然一笑，莫枉少陵愁。說甚蕭鍋曹食，古矣蘇吟米畫，黑白滿盤收。對水注杯酒，為我向東流。

在宋朝滅亡后，王奕曾“自葛水買舟，至淮揚，又自揚州買舟至孔林，登泰山，復還淮楚，往復六千里”。作者經歷了亡國之痛，南北往復游歷，憑吊故國遺跡。其詞從三國英雄劉備、西晉大將羊祜，寫到本朝蘇軾之吟、米芾之畫，在懷古的感慨與追憶中透露著深沉的無奈與凄涼。其他如林景熙《多景樓故址》：“野衲不知興廢事，梵宮金碧自紛紛”；倪應淵《多景樓》：“欲知三國興亡事，但看一江去來潮?！粕嚼@欄期深隱，不受劉安作賦招”。故國已逝，他們唯有在悲歌之中寄托黍離之情，在懷古之際思索歷史興亡的答案，最終矢志歸隱，以全節操。

就時間概念而言，此期作品表現的不再是北宋時期那種出于登臨覽勝而超越時空的普適性情感，亦非南宋中興前后那樣針對和戰的現實，而是一種對于故國的憑吊和眷念，對于歷史的思索與感嘆，因而充滿著深沉的歷史感。

兩宋時期多景樓登臨詩詞從游賞娛樂、慷慨勵志到黍離悲歌三個階段的嬗變，在中國古典文學長廊中構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作為一個特定的視域，展現出兩宋不同時代的社會風貌與文人士子的心路歷程。綜觀歷代多景樓登臨詩詞，唯有在兩宋時期，才表現出極為動態的特征。自宋以后，元、明、清時期仍有許多多景樓登臨詩詞，但再也沒有任何一個時期的作品呈現出南宋及宋元鼎革之際的獨特面貌。事實上，宋以后的多景樓登臨詩詞，完成了一次反撥與回歸，回歸到了北宋時期那種普適性的情感抒寫：登臨覽勝與思鄉懷遠。兩宋多景樓登臨詩詞，屬于其特定的歷史時代和創作群體，因而具有獨特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