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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六朝時期的詞匯在漢語詞匯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本文通過對六朝筆記小說詞匯研究價值的剖析，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研究成果，并對其研究現狀進行了反思。

［關鍵詞］六朝；筆記小說；詞匯；價值

一、六朝筆記小說詞匯研究的價值和特點

詞匯作為語言中最敏感的因子，與社會的變化息息相關，任何社會的變遷都會在詞匯內部留下痕跡。六朝①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極其動蕩的時期。此期戰亂頻仍，政權交替，災禍連年，人們生活在戰爭和死亡的痛苦之中，社會生活和風俗文化也隨著南北各民族人口的大量流遷而發生改變。在漢語詞匯發展史上，六朝也是一個重要階段。它緊承秦漢，遠續隋唐，是上古漢語與中古漢語（今從王云路、方一新的分法）的交替時期，這個時期的詞匯呈現出與上古迥然不同的特點。由于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要求語言承載更多的交際信息，因此大量新詞語新用法應運而生，許多先秦舊詞語此時也發生了演變，產生完全不同的新義項；常用詞義位發生更替，同義詞反義詞顯著增加，單一義位多義化，產生大量多義詞。同時，六朝又是外族文化和中土文化第一次大規模的碰撞時期，佛經的漢譯加大了對雙音節的需求，客觀上加快漢語雙音化的步伐。雙音節的迅猛發展，為后期雙音化高峰奠定了堅實基礎。外來詞的吸收和中土化也豐富了漢語詞匯。另一方面，權威工具書上六朝以后乃至近代漢語中很多新詞新義，它們最早的用法可以追至六朝。由此可見，六朝時期在詞匯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我們對于詞匯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對口語詞和常用詞（廣義上包括基本詞）的研究，因為它們最接近實際語言，“是后人了解當時語言的最可靠的依據”②。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佛經的漢譯也隨后開始。佛教是面向大眾傳播教義的，因此，佛經翻譯要通俗化才能爭得更多的信奉者。而從事翻譯的外籍僧人大多漢文修養不高，加之佛教原典的文體性質決定了漢譯佛經的口語化程度較高。“這就在客觀上使佛典翻譯成為影響漢語書面語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雅’的藩籬而接受口語成分的重要因素”③。向熹先生曾指出：“魏晉以后，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日益加大。六朝開始出現一種比較接近口語的書面語——古白話。南北朝《世說新語》、《齊民要術》、佛經翻譯……等，都用白話寫成，它們是研究中古和近代漢語的主要依據。”④六朝筆記作為一個時代的語言記錄，同甲骨文、先秦諸子、唐代變文、宋儒語錄、明清白話小說被作為漢語詞匯史上不同階段“面貌”的典型代表⑤。對六朝筆記小說詞匯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對斷代詞匯面貌的了解。

小說在六朝以前被人們看作是“街談巷議”，大多散見于其他文獻中。例如《左傳》中有很多關于人物、場面和戰爭的描寫都屬于小說的范疇；《史記》列傳中很多關于人物事件的描寫，卻依附于正史。這些口語化的語言，使小說具有無窮的生命力，能在民間流傳下去；而恰恰由于小說的存在，使我們能夠更真實地了解當時社會的語言實際。六朝筆記小說包括以《搜神記》為代表的志怪小說和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志怪小說以描寫神仙鬼怪為主旨，包括《幽明錄》《異苑》《搜神后記》《拾遺記》等；志人小說以描寫人物性格特點為主，包括《語林》《殷蕓小說》《笑林》《郭子》等。六朝時期社會紛亂，無論上層社會還是下層社會都處在不穩定的恐懼中，因而脫離現實轉向神道鬼魅成為平民的一種價值趨勢，清談放誕成為士大夫階層的時尚。變化的社會生活折射在語言中表現為：志怪小說中關于神鬼精魅、生死喪葬、羽化升仙的詞語特別多；志人小說中對清談品評、人物性格方面的描述就比較鮮活。總起看來，六朝筆記已經具備小說特點，注重故事情節的曲折和語言表達的豐富。關于事件、時間、人物外貌、語言、行為、心理、表情等方面的詞語非常發達，這構成小說詞匯一大特色，也成為后期各階段小說詞匯繼承發展的前源。

六朝筆記中還有很多六朝時期的口語詞，不僅在小說中出現，在同期乃至后代文獻中也出現。例如“慚”本義為羞愧。《易·系辭上》：“將叛者其辭慚。”六朝時期產生了新的義項，指“感謝”。《搜神記》卷五：“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再如“催”本義為催促、促使，六朝時指“快速”。《異苑》卷八：“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幽明錄》卷三：“太守不應，意甚不樂，催使吏為作主人，外頗怪。”此外還有“波（逃跑）、郎（奴仆對主人的稱呼）、阿堵、那忽、何物、如馨、忽忽、方幅、踴躍（喜悅）、狡獪”等。同時也出現大量六朝時期新用法，例如“兵戈（軍隊）、處分（吩咐）、反側（惶恐不安）、風流（風度）、居然（顯然）、逡巡（極短時間）、荼毒（悲痛）、瀟灑（偶然）、斟酌（掌握）”等。這些口語詞和新用法有一部分被現代漢語繼承下來，而相當數量卻保留在六朝時期的文獻中，因此“要追溯近代漢語，即古白話的源頭，就不能不認真研究魏晉南北朝的詞語”⑥。同時，六朝筆記小說作為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濫觴，也為后代文學和詞匯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百感交集、登峰造極、一往情深、引人入勝、瓜田李下、含沙射影”等膾炙人口的熟語均來自六朝筆記；《竇娥冤》的雛形源于《搜神記》中的《東海孝婦》，白居易《長恨歌》中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也早見于六朝筆記。

六朝是佛教第一次大規模輸入中國的時期，“任何不同文化的接觸、交流、碰撞，都會在語言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⑦，隨著外族文化的廣泛傳播，佛教開始滲入中土文化各個領域。不但充實了漢語詞匯，而且豐富了漢語詞匯的構造方式，佛經中的比喻造詞及多層次構詞法為漢語詞匯的發展提供了良好借鑒。同時，大量漢語詞匯被賦予了佛教的語義，例如“布施”原義為施恩惠于人。《莊子·外物》：“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當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布施”變為梵文Dana（檀那）的意譯詞，故特指向僧道施舍財物或齋食。再如“大法、道德、惡道、居士、禮拜”等。另一方面，梵語系統的借詞和譯詞，也逐漸退去佛教的外衣而中土化，例如“方便、輪轉”等。六朝筆記小說的詞匯，在漢語詞匯發展史上的意義重大，對此期詞匯進行全面的考察將會非常有價值。

二、六朝筆記小說的研究現狀及反思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古漢語成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吸引越來越多的學者投身其中。作為六朝詞匯面貌的代表，六朝筆記小說中保留了大量的口語詞，因而在語料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古漢語通釋性的成果中，很多學者都引用了六朝筆記小說作為例證，同時也出現六朝筆記小說的專題研究。

.考釋性的文章在單篇論文中占很大部分，這類成果針對六朝筆記小說中的詞語進行考釋，通過比類和歸納等方法，運用互文、對文來考察單個詞語的意義。這些論文對于詞義的挖掘和辭書的編纂都具有重要意義；斷代的系統研究的文章相對較少，只有江藍生（1983）《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札記》，方一新（2000）《魏晉南北朝小說語詞校釋札記》；針對專書研究的論文比較多，特別是志人小說中的《世說新語》。例如郭在貽（1984）《〈世說新語〉詞語考釋》，殷正林（1984）《〈世說新語〉中反映的新詞新義》，方一新（1990）《〈世說新語〉詞語札記》，王云路、劉堅、黃征、蔡鏡浩、蘇寶榮、蔣宗許、汪維輝等在《世說新語》的考釋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志怪小說方面有：王寶華（1987）《〈搜神記〉汪校補正》、駱小平（1990）《〈搜神記〉所見六朝新詞考論》、劉釗（1995）《〈搜神記〉全譯指瑕》、方一新（2000）《〈異苑〉詞語校釋瑣記》、真大成（2002）《〈搜神記〉詞語校釋瑣記》等。

2.除了語義上的研究外，關于復音詞和構詞法的研究也有不少，如程湘清（1992）、周生亞（1982）、韓惠言（1990）針對《世說新語》復音詞構詞方式展開了討論，李新健（1989、1990、1991、1992）連續發表四篇文章探討《搜神記》中復合詞的構成方式，李杏華（1996）《〈世說新語〉雙音復合詞內部形式反映對象特征的類分》，鄧志強（2005）《〈幽明錄〉偏正式復音詞構成方式的縱向比較》等。在詞序上有高先德（1985）《〈世說新語〉的詞序》，張鴻魁（1992）《〈世說新語〉并列結構的字序》。這些研究對六朝時期復音詞和構詞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在此領域的研究專著中，系統的當推江藍生（1988）《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它“填補了漢語詞匯史上的一個空白”⑧。該書以六朝筆記小說為研究對象，考釋了330余條詞語，發掘了很多六朝時期的口語詞、新詞新義以及特殊用法，成為筆記小說詞匯研究的開山之作；吳金華（1994）《世說新語考釋》，共考釋了250余條口語詞，通過鉤沉史證，解決了很多文獻中的語義問題；周俊勛（2004）《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詞匯研究》，系統地對六朝志怪小說詞匯進行了梳理，將漢語史研究與現代語言學理論相結合，探討了詞匯史上一些常用詞歸并的系統，從韻律的角度解釋了雙音詞的構詞過程，運用詞義投影來解釋漢語的詞匯化，為六朝筆記小說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在通釋性的專著中，也有學者大量選用六朝筆記小說作為例證，如蔡鏡浩（1990）《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王云路、方一新（1992、1993）《中古漢語語詞例釋》《中古漢語讀本》，特別是汪維輝（2000）《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書中選擇了41組東漢至隋這一歷史階段中具有代表性的常用詞，運用的許多例證都來自六朝筆記小說。

在資料的整理譯注方面，余嘉錫率先對《世說新語》進行校注，隨后出現不少同類的注釋專書。如徐震堮（1984）《世說新語箋疏》《世說新語校箋》，楊勇（2000）《世說新語校箋》，張撝之（1996）《世說新語譯注》，張萬起、劉尚慈（1998）《世說新語譯注》等；汪紹楹（1979、1981）、齊治平（1981）、周楞伽（1984、1988）、鄭晚晴（1988）、王根林、黃益元、曹光甫（1999）等人對志怪小說進行輯佚，為志怪小說的研究做出重要貢獻。詞典編纂方面張永言、張萬起（1992、1993）等人先后編著了《世說新語辭典》，為志人小說材料的條理化開辟了新途徑。

總起看來，六朝筆記小說詞匯研究的內容比較豐富，從考釋到整理，從構詞法到辭典編纂，涉及到各個方面，但是這些研究偏重于個案，特別是疑難詞語和特殊詞語的考釋，忽略對詞語發展規律的系統性探討和對理論的解釋。對常用詞的研究還很薄弱，較多集中在單音詞義位的更替上，成系統的研究專著并不多，對志人小說的研究力度遠超過對志怪小說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沒有更好地把傳統訓詁學與現代語言學理論相結合，從而將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因此，應該加大力度來討論常用雙音詞的更替，探究詞語演變規律，特別是那些在六朝時期出現，被現代漢語繼承下來的雙音詞。它們源于中古，在歷時的變遷中，很多詞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意義，這些詞語的義位轉換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注釋：

①六朝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指三國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廣義指魏晉南北朝，今從方一新、王云路說法，指廣義六朝。

②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第1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慶之：“試論佛典翻譯對中古漢語詞匯發展的若干影響”，見《中古漢語研究》第125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

④向熹：《簡明漢語史》第11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⑤蔣紹愚：《古漢語詞匯綱要》（前言）第1頁，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⑥蔡鏡浩：《魏晉南北朝詞語例釋》（前言）第1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⑦董琨：“‘同經異譯’與佛經語言特點管窺”，載《中國語文》2002年第6期。

⑧呂叔湘：《魏晉南北朝小說詞語匯釋》（前言）第1頁，語文出版社1988年版。

2.除了語義上的研究外，關于復音詞和構詞法的研究也有不少，如程湘清（1992）、周生亞（1982）、韓惠言（1990）針對《世說新語》復音詞構詞方式展開了討論，李新健（1989、1990、1991、1992）連續發表四篇文章探討《搜神記》中復合詞的構成方式，李杏華（1996）《〈世說新語〉雙音復合詞內部形式反映對象特征的類分》，鄧志強（2005）《〈幽明錄〉偏正式復音詞構成方式的縱向比較》等。在詞序上有高先德（1985）《〈世說新語〉的詞序》，張鴻魁（1992）《〈世說新語〉并列結構的字序》。這些研究對六朝時期復音詞和構詞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