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人文教育和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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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學既需要實施教育，也需要進行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寫作論文居基礎性地位，起導向作用。我們只有堅持人文與科學的統一，以人文作科學的導向，大學才有靈魂和生命，才能全面進步和。
一般認為，現代大學既需要人文教育，也需要科學教育。但對于它們在大學教育中的相互關系如何定位，地位孰重孰輕，仍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嚴重的分歧。筆者以為，現代大學教育既需要實施科學教育，也需要進行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居基礎性地位，人文教育是科學教育的導向。堅持人文與科學的統一，用人文引導科學，使科學為造福人類服務，實現真善美的統一。文章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
一、大學理念的基本內涵
大學是一種學術機構，其所從事的活動通常受一種觀念或精神的推動，這種觀念和精神就是大學的理念(idea)，它涉及大學的性質與追求。大學之所以是大學，不是行政機關，不是一般的職業培訓機構，就是因為它有自身的追求和理想。
大學探求高深知識，追求真理，它不僅保存和傳遞人類千百年來所創造的知識，更生機勃勃地創造新知識，以此培養高級人才，服務社會，延續和擴展人類的文化命脈，促進人類不斷進步，這就是大學的根本任務；反過來說，大學也只有保存和傳遞人類千百年來積累的高深的文化知識，并用以教育年輕人，才能培養社會所需要的高級人才，才能延續人類文明的命脈。這種高級人才又與人類的文明命脈相連，因為他們要有強烈的人文關懷，要關懷人類的生存狀態，要關懷人類的進步，最終指向大學教育的最高目的——人文教化。大學不僅是現代科學的發源地，更是社會道義的策源地和人類的精神殿堂。
因而，大學是社會的良心和向導，大學精神的基本內涵是一種人文精神。我們只有從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現代大學的精神內涵。1998年，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名大學校長在討論“21世紀的大學”主題時，幾乎一致強調人文精神與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哈佛大學校長尼爾·陸登庭的見解更是一針見血，他說：“大學教育從根本上說是一個人文過程，是有關價值的事情，而不僅僅是信息或知識。”[1]也就是說，人文教育在大學中居基礎性地位，起導向作用。如果大學僅僅傳授一般的信息或知識，而沒有一種人文精神，大學將不成其為大學。
二、人文教育的學科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獲得了飛速發展，但是高等教育所面臨的許多深層表現得更加明顯。大學人文教育就是其中最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中國大學人文教育曾出現過的虛空和偏差，不應該只歸咎于學校教育或某些人，還與我們常期缺乏對人文學科進行探討和合理規劃有著密切關系。長期以來，對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條式理解和極“左”，都曾將人文學科簡單化地定位成社會的直接表現，使人文教育的深層空間曾受到極度的扭曲和壓抑，這種痛苦所留下的“后遺癥”直到今天還隱隱作痛。
隨著科學讓渡為非人化的利潤的手段，從十九世紀起，人文學科（如、文學等）與科學出現了嚴重分裂，形成了從孔德到斯金納將人文學科科學化的潮流。“人文學科”這一名稱本身就是被科學所界定的，是20世紀對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學科的簡便總稱。現代哲學是由科學形成時清除出來的東西界定的，其他現代人文學科則首先以古典語文學的形式出現，其后衍生出歷史、現代語言甚至。這意味著，自人類開始反思自然科學和工具理性的局限性開始，大多數哲學家和教育家已經認識到，不能用簡單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二分法來對知識進行范圍分割，因為還存在一門無法用“科學”囊括的學科即人文學科。它之所以不是“科學”，在于不能以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原則和條律去局限它，在于它更多關注情感與信仰、意志與修養問題，在于它并不局限于任何一門具體的學科內部。
對于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和倫等學科來說，許多思想只能通過個體的情感體悟或道德實踐才能被理解和傳達；文學從不需要一種絕對正確的解釋，而需要各個、各個國度的各位身份不同的讀者進行深入地體味、思考、交流和對話。人文學科無法將人當作一個客觀的冷冰冰的科學的對象，不允許對人進行化學分子構成式的剖析和研究，而只有通過與人的內心需求進行直接的溝通，才能促進人性的全面健康發展。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人文教育和人文學科的最高理想和使命在于它能促進人際之間對精神價值的相互理解和開放。因此，人文學科中的每一種說法和理論只能提供一種理解人類精神的視界而已，決不應該成為統轄和束縛其它思想的唯一絕對正確的話語霸權。孔子和蘇格拉底式的教育方式之所以至今具有不朽的魅力，就在于他們的教育過程本身就充滿對話性的人文精神：讓學生們自己在老師所提供的各種思想中、依據自己對人生、對人性的理解去做認真的、與自己血肉相關的抉擇。
三、重在認識物質世界
近代的革命及科學進步，對人類產生了巨大的。從19世紀后半期，人們開始推崇科學教育的價值，通過追求科學，認識人類生于斯、長于斯、鐘情于斯的世界，探索宇宙的奧秘。例如，英國教育家斯賓塞就是科學教育的倡導者和強有力的論證者，他曾鮮明地提出：“什么知識最有價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學。”[2]英國科學家和教育家赫胥黎更是身體力行，強調把科學教育引進一切學校，特別是在大學里，應當讓大學生能得到廣泛的知識教育，并在獲得知識的上得到訓練，沿著開辟知識新領域的探索者的足跡前進。的確，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激發了科學教育的興盛；科學教育的實施，培養了大批的科學家和科教專門人才，對推動的進步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科學教育是大學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科學教育培養了大批的科學人才，帶來了科學技術的繁榮，也促進了國家實力的增長。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更應進一步加強科學教育。這一點對于尤其重要，我們的科學教育應該在各種水平上認真進行，并且快馬加鞭，大力強化。大學如果僅僅固守中國傳統的“人文”，缺少科學教育，不能稱之為現代意義上的大學。鄧小平同志曾說：“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在這方面，大學無疑任重而道遠。但是，科學不代表文明整體，科學教育不是大學教育的全部。完整的大學教育應該同時關注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片面的科學教育容易導致唯科學主義。1959年，劍橋大學著名的化學家、小說家斯諾(C.P.Show)發表了“兩種文化及科學革命”(TwoCulturesandtheScientificRevolution)的著名演講，他指出，本來整全的學術文化已分裂為兩個對峙的世界，一個是人文的，一個是科學的，這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峙使人失去了整全的文化觀，不能真正領悟人生和世界的真諦。魯潔教授在剖析當代教育的弊端時指出：“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教育的主要宗旨只是教人去追逐、適應、掌握、發展這個外部物質世界”，放棄了對學生進行“為何而生”的教育，而僅僅致力于傳授“何以為生”的知識和本領。[3]這種教育實際上僅僅重視教育的工具價值。而當人為工具價值取向所擺布，無限地追求效率和功利時，也就消解了人的行為的意義，從而陷入目的迷失的境地。
人類為何需要科學?科學技術主要是探索未知世界和客觀來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服務的，是以人為出發點,最終又回到人身上的。科學,如果失掉人文的內核,就會只是如人類學家所說的“沒有靈魂的技術昌盛”。
四、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關系
由人文學科的誕生史和特征可以看出，它與科學和社會科學有著不可分割的“恩怨情緣”。現在舉國上下都已經認識到科學技術、科教興國的至關重要性，但很少有人對科學和教育本身所體現的精神價值進行過認真的關心和討論。愛因斯坦的精神境界之所以高出一般的科學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對科學的理解本身就充滿了強烈的人文精神關懷。他認為：“科學的發展，以及一般的創造性精神活動的發展，還需要另一種自由，這可以稱為內心的自由。這種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權威和社會偏見的束縛，也不受一般違背哲理的常規和習慣的束縛。這種內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難得賦予的一種禮物，也是值得個人追求的一個目標”。[4]內心的自由感不只來自科學發現的喜悅和自由，還包含著對人生理想的審美性想象。一個缺乏想象力的人，肯定是缺乏生活情調和創新力的。真正的科學精神本身就具有深刻的人文價值，而完善的大學教育也具有真正的科學精神，因而完善的大學教育最能體現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的完美融合。
其實，大學教育所具有的科學和懷疑精神與文學所具有的偉大批判與同情精神有著天然的聯系，文學家與科學家足以站在同一起點上進行真正深刻的對話。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只能看到應用性的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直接效益，對于人文教育及科學工作所具有的深刻解放性力量倒忽視了。雅斯貝爾斯認為“整個世界上彌漫著對科學的錯誤看法。科學享受著過分的尊重，由于現實生活秩序只有通過技術才得以治理，而技術則通過科學成為可能，所以，在這個里人們產生了對科學技術的信仰。但是，科學的本真意義被遮蔽，人們僅僅欽佩科學的成就，卻并不明白科學的奧義，因此，這種盲目的信仰只能變成迷信。真正的科學是一種智者的知識，假如把信仰科學的焦點集中在科學技術的成果上而不去了解其方法，那么在這種錯覺中，迷信就形成了真正信仰的贗品，人們就會把希望寄托在仿佛是固定不變的科學成果上，把凡是理性思考的看成是絕對正確的信條。這種迷信的力量幾乎侵蝕了所有人的心靈，包括學者在內，這種迷信在某些個別情況下似乎被克服了，但總是一再出現，并在相信這種迷信的人與本真科學的批判理性之間撕開了無底的深淵”。[5]
由此可知，真正的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它并不反對科學精神，而正好反對將科學原理迷信化，反對以教條的原理判決人文教育的效用，反對向人文教育過分索要眼前的功利。同樣，科學教育也不應排斥和輕視人文教育，更不能以自己的規則去隨便規劃人文學科的和教學。這一點對我國當前的大學人文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不無警醒作用。只有堅持人文與科學的統一，大學才有靈魂，才有生機，人類才能沿著正確的方向，通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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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尼爾·陸登庭．21世紀主高等教育面臨的挑戰[C]．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編．21世紀的大學——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召開的高等教育論壇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9—22．
[2](英)赫·斯賓塞．什么知識最有價值[A]．見：任鐘印主編．世界教育名著通覽．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823——839．
[3]魯潔．通識教育與人格陶冶[J]．教育研究．1997，(4)．
[4][5]《自由與科學》，見《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1979年，179-180頁．
[6]《大學人文教育的境遇與探索》．孟登迎．學說連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