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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為綱，以翔實的漢藏文歷史資料為依據,提綱挈領簡述了自遠古以來，歷經唐、五代兩宋、元明清以至民國時期藏族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各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史。重點分析和闡述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和民族關系的歷史演進以及西藏地區和藏族在中華大一統歷史演進中的地位，論證了漢藏民族“兩個離不開”的歷史關系。一、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及民族關系的歷史演進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1]她經歷了漫長的古展過程，始終保持著歷史的延續性，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一脈相承的古老文明之國。中國在古代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各民族的先民們，自古以來就生活在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包括臺灣在內的太平洋西岸，北起沙漠戈壁，南到南海諸島，西南起喜馬拉雅山脈，東北至黑龍江的遼闊版圖內，以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智能共同開發、締造偉大的祖國。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產物，是包括藏族在內的56個民族認同并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體——中華民族的政治實體。而中國這個政治實體，又是以56個民族形成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為基礎的。建國后力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歷史的論著碩果累累，但從總體上看，都相當程度地忽略了對中國歷史發展總進程的論述，。1988年社會學、民族學大師費孝通教授總結了中華民族格局的歷史成因并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廣泛反響，被譽為中華民族研究的新探索，是正確認識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演進總體格局的鑰匙。費孝通教授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盵2]個精辟的結論，既切合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史，也切合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展史。國家與民族是兩個不同又有聯系的概念，從宏觀上看，這兩個范疇又是可以一致的。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就是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過程，也就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確立的過程。“多元一體”理論的要點為：第一，中華民族從起源到形成是多元一體的，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從孕育、形成到發展、確立，也是多元一體的歷史演進。第二，在歷史造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存在一個凝聚中心，即生活在中原地區的漢族，它以儒學為核心融合佛、道形成的炎黃傳統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第三，各民族間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聯系，各民族區域經濟文化的互補交融，終于凝聚確立為不可分割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第四，中華民族和中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是個歷史范疇，其歷史演進過程不能隨意人為割斷，中華民族是中國的構成實體，中國版圖是其活動存在的疆域，都是沿著“多元一體”的歷史軌跡演進的，在歷史上是前后承續相對穩定的。就歷史發展而言，以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為界限，中國的演進過程可分為古代與近代兩大階段。古展階段，是中華民族自在發展和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孕育、形成、確立的歷史時期；近展階段，中華民族進入自覺的民族實體發展過程。統一是一個歷史的、發展的概念。在中國“多元一體格局”數千年歷史演進過程中，邊疆各少數民族及其建立的地域性政權，不管處在什么歷史演進階段，也不管當時是否納入中央政權的直接管轄，都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演進中不可分割的組成環節，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因此，“某一歷史時期的中國邊界不等于這一時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應該包括邊疆其它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邊界?！盵3]這是我們應該樹立的中國歷史觀和歷史疆域觀。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格局”演進的歷史長卷，有時空兩個坐標。首先從生存空間來看，地理環境的因素在中國孕育形成階段的作用更值得研究。中國坐落于世界第一大洲亞洲的東部，西起號稱“世界屋脊”之巔的帕米爾高原，東臨世界第一大洋，北起戈壁荒漠，西南以世界最高山脈與南亞、中亞相隔，“這片大陸四周有自然屏障，內部有結構完整的體系，形成一個地理單元?！盵4]這一單元內部又分為若干地理區域。疆域遼闊，決定了中華大地上分處于各個地理區域的原始人群不可能出自同一來源；與各大陸以海洋、高山、大漠相隔的自成單元，決定了他們在單元內凝聚并走向一體。因此，中華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又是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同時，內部地理區域的特點又決定了中原文化的率先發展和向四方邊遠地區的輻射，從而成為中華民族凝聚發展的主體，中原地區也就成為中國版圖的歷史中心。就地勢而論，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是一塊從西向東傾側，高度逐級下降的大地。西部主要為藏族聚居的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而東部則為海拔不足千米的丘陵和平原，這東西落差甚大又由黃河、長江兩大江河將東西連成一體的地勢，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西藏高原文明從一開始就與東部文明發生深刻的淵源聯系，并且不斷向東發展，從而最終融匯歸屬于中華文明這一大格局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從時間坐標來看，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過程中，作為維系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凝聚核心的漢族聚居的中原地區，早在原始文化時期，誕生出炎黃部族的黃河流域就成為全國多元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它一度向西滲入黃河上游文化區，影響了包括西藏高原在內的中國西部的新石器文化?！包S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構成了中華諸多文化區的主干。由此可見，中華新石器文化，既是多元呈區域性發展，又是交互影響，相對統一的?！盵5]當各族先民在祖國大地分別進行初步開發之時，生活在黃河流域的一些部族率先由多元向一體演進，經過夏、商、周三代逐步融合，首先完成了華夏族團從多元到一體的歷史過程，形成漢族的前身。有文字及實物可考的新石器時代末期到銅器時代是從夏開始的，這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孕育時期的開端。夏、商、周將傳說時代的黃帝及炎帝奉為華夏族團的始祖，黃帝擊敗并聯合炎帝后，又兼并融合了四周的蠻夷戎狄等邊遠族團。據《史記》記載，舜時曾把反對他的氏族部落放逐于包括今西藏東部在內的三危地區去化改其俗，傳播華夏文明。到夏禹時，又在涂山大會九州諸候，大體包括黃河中下游及長江下游地區的各族團，結合成日

益壯大的華夏族團。在春秋戰國500年內，各族之間或以自由流動或以戰爭方式交流融匯，終因秦王朝的建立而誕生了中國第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中央政權，并在秦漢之時形成了凝聚核心，即以儒家思想文化為正統的漢族這一民族共同體。漢族作為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是由于漢族以穩定發展的農耕生產為基礎，在秦漢時確立了一整套政治、經濟、典章禮樂、文化制度，形成以儒家文化及經典為代表的漢族傳統文化，成為凝聚的精神紐帶。在其后的歷史進程中，不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無一例外地吸收并豐富發展這一文化，從而使華夏文明成為中華民族中各個兄弟民族認同的共同文化傳統。其三，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及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由孕育到確立的歷史進程中，雖是以漢族為凝聚核心，以中原為中心地區而融匯演進。但在此演進過程中，構成中華民族的各兄弟民族共同締造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分別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并形成不可分割的關系。這種關系的形成是以民族間的交融（包括友好交往、民族遷徒與戰爭、兼并等各種形成）或是以領屬統治（包括臣屬周邊民族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等）而形成的。其內涵又大體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民族通婚使各兄弟民族間互相注入對方的新鮮血液；二是文化習俗中也相互吸收了新的內容。民族間的交融影響從來是雙向的，漢族對周邊少數民族的影響為人所熟知，而少數民族對中原傳統文化在歷史上也不斷予以豐富和發展。尤其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他們不但建立了新的多民族大一統的中央政權，成為中國的統治民族，構成中國歷史演進總脈絡的組成環節，而且繼承并大大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正如費孝通教授指出的，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各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盵6]就歷史演進的具體過程而言，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在秦漢初建之后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以大分裂、大遷徒、大雜居、大兼并等方式第一次全面推進了中華民族中各族的大分化與大融合。隋唐時雖曰漢族重新統一中國，其實是仍以漢族為名的各族多元的融合體。唐李氏皇室本身就是一個民族混血的后裔，而當時時興的賜國姓以及通婚、遷居、改姓等又使突厥、契丹、西羌、鮮卑、回鶻、吐谷渾、黨項、吐蕃、沙陀等族數以百計的入朝番將及總數達數十萬的番人成為李姓及史、王、尚、哥、張、白、馮、安等漢族的新成員。其中定居京師的吐蕃降將論弓仁，就是世代居葬于萬年縣（今西安市區）而變其族的。在當時中國的版圖內，西部地區的吐蕃尚處于區域性統一的發展階段，以和親及會盟方式結成甥舅關系。從五代十國到北宋，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初步發展之后又進入新的分裂、融合階段。這時，西南的吐蕃也處于分散割據狀態。崛起于東北的契丹、女真一度稱雄于黃河以北，在不斷“漢化”的過程中被興起的蒙古汗國政權兼并，新階段的大融合大一統已逐步具備條件。而此后蒙古族、滿族分別建立新的中國多民族統一王朝元與清，在數百年中居于統治地位，更加密切了中華民族各族間的緊密關系。西藏地方就是元朝時納入中央政權的直接管轄之下的，清朝時與中央王朝的轄屬關系更進一步發展。隨著“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的建立，由幾十個兄弟民族構成的自覺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最終形成，而作為其政治實體的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疆域亦最終確定。其四，中華民族各族成員共同締造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不僅是上述推進民族交往融匯，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等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貢獻，還體現在共同開拓和捍衛了祖國的遼闊疆土。中國各少數民族大多數自古以來就居住在邊疆地區。考古學的不斷發現一再證明，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華大地上已存在有包括今漢藏兩大民族的先民在內而分別聚居在渭河、黃河、長江、珠江、雅魯藏布江流域等不同地區的許多原始人類群體。特別是新石器時代中國大地上形成許多互不相同又相互聯系的文化區。這些“不同的文化區可以作為我們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起點。”[7]這已為近年來在西藏發現的卡若等多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所證實。認真研究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和多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充分揭示其內在規律，對于深入探討藏族，特別是西藏藏族與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關系史，正確闡明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證明中華民族內多民族之間，特別是藏族與漢族間“三個離不開”的關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前提。二、藏民族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作出的貢獻前文述及，中華民族由多元走向一體，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孕育、形成、發展、確立是逐步完成的，有一個漸次演進的歷史過程。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進程看，先是各地區分別有它的凝聚中心，各自形成初級的統一體；就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過程而論，由各地區區域性統一再到全國統一，則是一個普遍的規律。在中華民族自在發展的歷史時期，即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古展階段，中國的疆域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即黃河、長江、珠江流域的內地農業區及長城以外的游牧區，包括青藏高原在內的西部農牧區。這三大部分都是先經過分散的多元發展，出現各自的凝聚中心，形成區域性統一，再逐步推進完成中華民族統一體的歷史進程和最終實現全國大統一。地跨黃河、長江、珠江主要為漢族聚居的內地農業區，經過原始文化的區域發展，從夏、商、周三代至秦始皇兼并六國，最先完成了區域性的多元統一。此時，長城以外遼闊的游牧區也由諸游牧部落、部落聯盟并立、紛爭、逐步走向區域統一。秦末漢初，匈奴冒頓單于首次統一長城以外的大部分游牧區，初步實現了地的多元統一。長城內外兩個統一政權的先后出現，為爾后這兩大區域的大統一創造了前提條件。至于西部的農牧區，由于地理、人文的諸多因素，形成區域性多元統一相對難一些，所以其推向全國大統一較之中國古代疆域的上述兩大部分自然也要晚些。地處西部農牧區并為藏族世代聚居的青藏高原，除江河谷地外，絕大部分海拔在4,000米以上，號稱世界屋脊，自然環境較差，但是這里自古即有人類居住。近幾十年的考古資料證明，青藏高原是中華遠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1958年，在西藏林芝發現古人類的頭骨。其

后，在藏北申扎和那曲、藏南定日、阿里日土等地先后發現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多處。舊石器時代是人類最初階段，這說明西藏高原有可能是中華大地的又一人類發祥地。新石器時代西藏原始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聯系至為密切，大可作為我們認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及藏族和祖國其它兄弟民族結成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起點。考古發現，西藏新石器文化遺存形成三種類型，即藏北細石器文化遺存，以卡若文化為代表的藏東新石器文化遺存和拉薩、工布等地的新石器文化遺存。當時，高原上至少存在三大支互不相同、文化面貌各異的原始居民，分別創造他們具有特色的文化，呈現出西藏原始文化的五彩繽紛及藏族形成的多元性。在這多元格局中，同時明顯存在原始文化的多元交融和匯集，相互吸收比自己優秀的文化，顯示出從多元一體發展的趨勢。地處雅魯藏布江中游的雅隆部落興起后，逐漸兼并毗鄰諸部。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完成青藏高原的區域統一，建立吐蕃政權，標志著這漫長的多元一體的歷史演進進入到一個關鍵時期。吐蕃政權統一青藏高原是藏族多元一體演進的重大事件，同時也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演進歷史中具有進步意義的重大事件。中國的大一統，是由許多局部的統一創造了必要前提才逐步完成的。吐蕃政權統一青藏高原，為西藏納入中央政權直接統轄，最終實現全國三大區域的大一統創造了必要的歷史前提條件。由于吐蕃統一政權的建立，西藏地方與中原地區、藏族與漢族及其它兄弟民族的關系進入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統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標志著西藏地方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格局中，由原始文化多元分散發展進入區域性的多元統一，建立起與中原政權并存的區域政權的歷史發展階段。在這一發展階段，西藏地方與中原的關系由各族間的分散聯系為區域政權的統一交往與發展所替代，文化上的交流影響為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密切關系的發展所替代，從而將西藏地方歸入全國大統一的歷史進程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為元代西藏納入中央政權的直接治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進入確立時期奠定了基礎。無庸諱言，統一的吐蕃王朝與大唐王朝除了密切的友好交往外，還有對抗沖突無疑是屬于國內矛盾性質的。吐蕃王朝是中國歷史發展演進總鏈條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那種將西藏原始文化的多元發展、吐蕃王朝的統一強盛與理解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對立起來，甚或把西藏說成自古就是一個“獨立國”，顯然是對藏族形成發展的歷史，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多元一體演進歷史的割裂和曲解，是完全與歷史事實相違背的，根本站不住腳的。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隨著元朝的建立，進入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發展階段。元朝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性統一王朝，更重要的是，自元朝開始，中國古代疆域的三大部分最終完成了全國性的大統一，西藏地方正式納入中央政權直接治理之下，從而開創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入確立階段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在元王朝建立的歷史進程中，以薩迦派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領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將西藏地主歸附于作為元朝前身的蒙古汗國，進而致力于推進元朝的大一統，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和中國歷史疆域內各兄弟民族向政治、經濟、文化關系的歷史發展都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在元朝建立過程中，西藏政教首領竭力幫助、支持元朝統一全中國的事業，奠定西藏地方歸屬中央政權統轄的歷史格局，推進全國大一統的大量中實，從一個側面有力揭示出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中國多元一體的演進歷史是各民族共同譜寫的。經過明代到清王朝的建立，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進入確立時期的最后發展階段。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性統一政權，統治全中國長達近二三百年。其前期與中國歷代統一王朝相比，“不管是明、宋、唐、漢各朝，都沒有清朝那樣統一?！盵8]清朝強盛時期奠定的中國疆域十分廣大，其四至北自恰克圖，南至南沙，西自蔥嶺、巴爾喀什湖，東至臺灣、澎湖列島，東北至外興安嶺、庫頁島，西南至喜馬拉雅山脈。清朝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行政制度，駐藏大臣的設置，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權，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確立的重要標志。到了清朝后期，隨著其統治的衰敗及西方列強侵略的加深，經數千年發展形成的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遭受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災難，面臨被瓜分的危機。從鴉片戰爭開始，外國侵略勢力對中國東南沿海，內地和包括西藏在內的邊疆地區侵略活動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和把中國深深拖入半殖民地社會，對其進行肆意宰割的總體戰略緊密相關的，辛亥革命爆發后，帝國主義趁中國中央政權更迭，加緊肢解中國邊疆地區，陰謀“把中國分為幾個獨立國家?！盵9]“”作為帝國主義肢解中國的侵略計劃的重要一環就是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出現的。近代外國對西藏侵略的歷史事實充分證明，所謂“”是在外國侵略勢力侵入中國西藏之后，特別是本世紀初以來，由帝國主義勾結西藏地方少數分裂分子陰謀策劃的?！拔鞑胤懒ⅰ边@個概念，就出現在本世紀初，“在此之前，西藏在藏文詞匯中就沒有發現‘獨立’這個詞?！彼某霈F及蠢動完全是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產物。中國各族人民包括西藏人民是愛國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近代，英勇抵御外國侵略，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成為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愛國的歷史使命。西藏人民富于愛國的歷史傳統，不但在締造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在近代捍衛西南邊疆，反對民族分裂和維護祖國統一的斗爭中作出了新的貢獻，譜寫了西藏全國大一統歷史演進中的地位的新的光輝篇章。三、青藏高原的藏族與中原各民族在經濟文化上的歷史聯系中國是個土地遼闊、氣候復雜、地形西高東低呈階梯狀向海洋傾斜的國家。由于地理條件不同，以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為主的游牧區，以中原和南方為主的農業區和介于二者之間的農、牧混作區，形成了自然的區域分工。這種分工決定了三個部分之間的經濟文化上的互補關系，決定了全國各地區向中原存在的經濟文化聯系和歷史交流，決定了民中華民族族關系“三個離不開”的歷史特點?？脊虐l現證明，早在遠古石器時代，生活在青藏高原

的先民就與當時的中原地區有著文化上的密切聯系。西藏發現的舊石器在類型與加工方式上，與中原的舊石器有共同的工藝傳統，帶有華北舊石器時代的常見特征，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地方特點。中石器文化是舊石器向新石器文化的過渡階段。在西藏發現代表這一階段文化特征的細石器數量甚多，分布甚廣，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多有發現。西藏細石器器型屬于以我國華北為中心非幾何形細石器傳統。延續時間長至新石器晚期及至銅石并用時代，則構成西藏細石器文化的地方特征。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或遺存在西藏發現更多，東起昌都西至阿里，北自那曲南到山南，每個地區境內都有發現。在山川阻隔史稱“隱蔽之地”的林芝墨脫縣境內亦有發現。昌都卡若遺址是西藏具有典型意義的新石時代文化遺址[10]，卡若人制作和使用磨光石器，能夠燒制彩陶，已能建造地穴式和地上房屋居住，會制作骨針，有了縫制品和裝飾品，社會生產從單純的狩獵、采集發展到飼養家畜、進行農耕。卡若出土的磨制石斧、石錛的型制與華北出土的同類器物相近，房屋建筑形成則類似中原原始文化。從陶器紋飾來看，卡若文化亦屬于仰韶文化系統。至于遺址中出土的粟米，據研究是最早在我國中原渭黃流域培育成功的。到了殷周時期前后，即青藏高原的民族部落時期，藏族先民所馴養的牦牛、綿羊、青稞麥（中原稱為“耒”）傳入中原，到秦漢時期這些牲畜及犏牛、褐、藏獒等成為藏地與中原進行交換的重要商品。而中原地區的農產品和手工業也開始輸入青藏高原，中原的農業文明與藏羌地區的畜牧文明不斷進行交流。漢文文獻記載，從遠古到周秦、黃帝及其子孫等及炎帝都到過西藏及中原地區，而秦穆公還到西方昆侖會見過當地的部落首領西王母。經專家研究考證，從秦漢到隋唐，中原的巫術及陰陽五行、堪輿術、鬼神、雞卜等觀念和青藏高原上的原始苯教文化，通過古羌人、藏人、氐人和嘉絨人進行了初步的交流，河圖、洛書也傳入西藏地區。而中原的道家神仙文化也開始融入苯教文化的影響和二者之間的關系更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唐朝時期，由于帝國版圖的擴大，經濟文化的發達和絲綢之路與唐蕃古道等交通道路的開辟，中原地區各族與青藏高原藏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進一走加強了。特別是經過文成、金城公主入藏和唐蕃間的會盟、交聘和互市，雙方在經濟文化方面進行了廣泛、直接的交流，涉及到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生產技術、天文歷算、醫藥、宗教、文化典籍、制度、法律、建筑、陶瓷、茶馬互市、土特產、日用品、服飾、習俗、音樂、繪畫、雕塑等多個方面。其中尤以天文歷算、醫藥、孔子及儒家倫理思想在吐蕃的傳播、唐代政治制度君主理論和法律對吐蕃社會的影響、漢藏文獻的翻譯與交流等方面值得注意和研究。從而形成了漢藏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高潮時期。即使在宋、遼、金時期，處于分散割據狀態的吐蕃地區，與中原的經濟文化聯系也未中斷。盡管史料缺乏，但仍有史書記載兩宋與西南少數民族有著頻繁的經濟往來，重點是茶馬和醫藥的互市。而吐蕃在后弘期的下路弘傳就是從中原的川邊進入西藏的。其中，著名的詩格薩爾與漢藏之間的文化交流關系，則是這一時期的又一亮點。到了元代，隨著吐蕃地區歸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駐軍和設治，開辟與內地往來的驛站道路，為西藏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條件。源于唐代的“茶馬互市”繼續發展，同時中央貨幣開始在西藏使用和流通，并開始了以朝貢方式與中央及內地經濟文化的密切往來。在文化方面，除繼續在天文歷算、建筑、音樂、歌舞、繪畫等方面進行交流以外，宗教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加深入。首先是體現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由漢、藏各族高僧大德為主的多民族合作勘校編纂《大藏經》目錄的活動；其次是藏傳佛教文化在內地的傳播和影響，此外則是漢地雕版印刷術的傳入藏區。明清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原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不斷加強，其最大特點是明朝以“貢賜”為中心的經濟往來十分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中原地區的天文歷算、烹茶技藝和學術思想進一步傳入西藏地區，而藏傳佛教文化則進一步深入中原及北京地區，名貴藏藥也大量傳入內地，而藏漢建筑，雕塑、繪畫技藝的交流也在元朝基礎上得到新的發展。作為中央政府的明清朝廷也十分注意推崇利用藏傳佛教文化，采取措施扶持西藏的經濟文化發展，后來又在西藏大力推行“新政”，促進了西藏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在這里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藏漢蒙滿佛經的對勘轉譯、藏區及藏傳佛教中關帝崇拜和有關傳說。即使到了近代，傳統的藏漢經濟文化交流仍然沿著歷史的軌道持續進行，特別是藏傳佛教在上海的流傳與發展，民國對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值得指出的是，作為歷史上藏族與中原多民族經濟紐帶的“茶馬”互市，到宋代已擴大了規模，而明代及清前中期，發展則最為興盛的階段，而交易的物品，早已十分廣泛。大規模的茶馬互市肇端于北宋。宋初，原、渭、德順（甘肅的固原、平涼、靜寧）三郡，成了漢藏貿易的重要市場。當時以川茶換取藏馬，同時允許商人自由販賣。乳食為主的藏族非常需要茶葉，“其所嗜唯茶，而乏茶”，所以“頗以善馬至邊”[11]，來向漢族換取茶葉。神宗時（1068—1085年）馬匹缺乏，而北方的契丹禁止馬匹輸入內地，遂由王安石主持變法，其中一項興馬政，即是從藏族地區市取大量馬匹。宋廷為了便利茶馬貿易專門設立了茶馬司，并又開辟秦（天水）、鳳（陜西鳳縣）、熙（臨洮）、河（臨夏）等地為市場；在內地產茶區遍設收購場，如在四川設41處，陜西332處，并規定：川陜民茶“盡賣與官”[12]。南宋偏安江左，對戰馬的需要愈益迫切，同時，由于財源愈來愈窄，也想借茶馬貿易來獲取利益，故更加看重茶馬互市。此時，貿易地點已由西北轉到西南；貿易方式亦由官營改為商買商賣、官征引錢的辦法了。南宋為了加強茶馬貿易，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設“都大提舉茶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13]；增辟易馬場，除北宋時期開辟的許多易馬場之外，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再辟雅州（四川雅安）、碉門（四川天全）、靈犀寨等處[14]；規定凡易馬場所在地的州、縣官吏，必須協助辦理茶馬交易，并以茶馬購銷情況考核官吏的治績。上述種種措施，使茶馬貿易額顯著上升，從建炎四年（1130年）至嘉泰四年（1204年）

間，每年僅用川茶換來的藏馬即在萬匹以上，建炎四年曾達二萬匹[15]。元代，由于蒙古族長期從事畜牧業，馬匹已不必仰賴于藏區，因而茶馬互市較前代減少。但是，由于藏族始終需茶，同時為了收稅和對藏族進行羈縻，元朝并未放棄對茶葉買賣的控制。至元五年（1268年），元朝開始在成都征茶稅，并于“京兆、鞏昌（甘肅隴西）置局發賣”[16]。次年又在四川設西蜀監榷茶場使司，管理茶葉的稅收。至元十三年（1276年），恢復了南宋的茶引制，且分長引和短引兩種；至元十四年，再“置榷場于碉門、黎州，與吐蕃貿易”。[17]明代茶馬互市有了空前的發展。內地所需的馬匹，大部分又要靠藏區供給，而藏族嗜茶的習慣已很久了，茶已成為生活必需品，因而茶馬貿易又復繁榮。“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甘孜州北部）、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鞣剑ǚ┲T部落無不以馬售者”。[18]明初，茶馬貿易以官營為主，茶馬司遍設于甘肅的天水、臨潭、臨夏、張掖和青海的西寧、四川的天全等地。內地的許多產茶區，都被劃作了統購區，“令有司收貯，于西番易馬”；[19]藏族的許多產馬部落，也都被指定了派購任務，謂之“差發”，并發給金牌，以作為信符。每三年派官吏出河州、碉門一次，與藏族部落合符，檢查茶馬司的購馬情況。明廷每年可以用茶葉換回來大宗藏馬，如洪武十年，茶馬司就曾用茶葉50萬斤換到了13，800匹藏馬[20]。但是在明初，私商是不能隨便販茶到藏區易馬的。明代中葉以后，茶禁一度松馳，商營貿易乘機發展了。商人們紛紛運茶到藏區換馬，于是，好馬盡入其手中，“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21]弘治三年（1490年），明廷被迫開放商營，由是藏族大量的好馬通過私商販運至內地；漢區的茶葉，也通過他們源源不斷地進入藏區。據統計，從弘治三年到萬歷二十九年的各年，僅四川天全及陜西漢中等地行銷藏區的茶葉，分別為三、四十萬斤到80萬斤。商營貿易的發展，使兩族交換的范圍擴大，除茶馬為大宗外，其它的物產也得以交流暢銷。清代，邊疆鞏固，“牧地廣于前代”[22]，商營勢力更加擴展，除陜甘等地的茶葉部分官營外，其它如川茶則全部商營。商茶主要用來交換藏區的土特產品及畜產品。清末，英帝國主義曾販印度茶入西藏，企圖困我茶商、奪我茶物，借以入侵我國領土。清廷也感到這是對自己利益的威脅，于是在雅安等地設立了官督商辦的茶葉公司，對抵制印茶的侵藏起了一些積極作用。清以后，一些官僚資本也曾在康定建立邊茶公司，其目的無非是吸吮漢族、藏族人民的膏脂。但是，不論帝國主義的侵略或官僚資本的欺壓，都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割斷漢藏兩族人民的貿易聯系，相反，它卻在更廣泛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民國以后，官僚資本鉆進了茶馬貿易市場，并壟斷了邊茶貿易，漢、藏人民深受其害。國民黨反動政府因襲清朝禁茶出境的辦法，嚴禁攜帶茶種茶苗到二郎山以西，連藏民購買沒有煮熟的茶果作飲料，也被禁止。1939年，官僚資本在康定成立了一個“康藏茶葉公司”，實行茶葉的官收、官制、官還、官賣，兼并正當茶商，低價買進，高價賣出。雅安一帶的茶農不堪苛刻的剝削，紛紛砍伐了茶樹，使邊茶生產陷入衰敗的狀態。據統計，1939年以前，四川雅安及灌縣等地的邊茶最高年產量曾達到65萬包，到1949年已降到20萬包了。[23]茶馬互市的發展，為內地和藏區開辟了八條主要的交通線。從明清到民國除北部唐蕃古道形成的青藏交通線外，以四川為例，川藏線就有以下幾條：一是從雅安到拉薩，即從雅安出發，經漢源，爐定到，再分南北西路。南經理塘、巴塘、察雅、昌都、碩督、嘉黎、太昭（工布江達）到拉薩；北經道孚、甘孜、德格、江達、昌都到拉薩。一是由成都到甘南再經藏北到拉薩。而南部即形成了由滇入藏的以馬幫為主的茶馬古道。不但強進了藏族與內地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也加強了藏漢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促進了各族友好關系的發展。參考文獻：[1]選集.合訂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85-486頁.[2]林耀華.認識中華民族結構全局的鑰匙[A].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第9頁.[3][7]費孝通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第4頁.[4]譚其驤.對歷史時期的中國邊界和邊疆的幾點看法[A].中國歷史研究動態[J].1979.（11）.[5]陳連開.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輻射[A].北方民族[J].1988.（1）.[6]馬馳.唐代蕃將[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第2頁.[8]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9]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關系（第2編）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西藏昌都卡若遺址試掘簡報[A].文物[J].1978.（9）;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及其相關問題[A].民族研究[J].1983（1）.[11][13]宋史（卷一六七）：職官志[M].[12][14]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M].[15]宋史（卷三七四）：趙開傳[M]；文獻通考（卷一六○）：馬政[M].[16]續文獻通考（卷二二）:征榷五[M].[17]元史（卷九）:世祖本紀[M].[18][20][21]明史（卷八○）:食貨志[M].[19]續文獻通考（卷二二）[M].明史（卷八○）:食貨志[M][22]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征榷五[M].[23]吳傳鈞.西康省藏族自治州[M].上海:三聯書店,1955.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