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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去圖書館借書的人越來越少，人們開始習慣在網上瀏覽、閱讀和搜索信息資源，那么圖書館該如何面對這一數字化挑戰？若把圖書資源數字化后，再放到網絡上，圖書館又該如何保護這些資源？數字化在顛覆圖書館傳統功能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

最近的第四次“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結果顯示，6年來網上閱讀習慣的人群正以每年遞增40%的速度增長，有網上閱讀習慣的人已接近30%。數字網絡技術的出現和廣泛應用正在使世界發生根本性變化，圖書業被認為是受網絡沖擊最大的行業之一。

據2004年數據統計，與上一年相比較，新聞出版行業圖書品種增加了9.4%，總印數下降3.8%，年末庫存量比上年相比數量增長8.04%。人們開始習慣在網上瀏覽、閱讀、搜索信息資源，如果商業公司對圖書資源進行數字化，并將這些資源放在網絡上，開放一定的閱讀權限給公眾，那么，圖書館該如何面對網絡沖擊？如何保護數字化資源？

激戰:資源爭奪

“美國一些機構曾經向我們提出，希望把國家圖書館特藏，例如:甲骨文、家譜、善本書等文獻由他們出資進行數字化，有的機構最初甚至提出來要獨家許可使用權100年。”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富平談到這件事情心里不能平靜，“憑什么這么霸道？”她反問道。但是直到今天，某些機構還在與國家圖書館交涉，他們的理由是，之前所談過的圖書館都答應了，為什么中國國家圖書館不答應？

這是圖書館遭遇“搶奪”數字化資源的一個實例。隨著20世紀末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個國家紛紛把圖書數字化當作國家戰略的一部分，開始大規模建設。美國在1994年先后開展了科研單位、大學以及公眾圖書館的數字化項目，我國也先后建立了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ALIS）和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NSTL）。國家圖書館則在2000年開始進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2005年10月正式被批準啟動數字圖書館工程。

在早期圖書數字化浪潮中，一些商業機構應孕而生，中國開始出現超星、書生這樣的民營企業，后來出現具有各種科研、高校背景的商業內容提供商，如萬方、同方、維普等專業公司。在網絡化進程之后，以Google為代表的巨頭又以強硬的姿態進入數字圖書市場，他們把圖書資源看作內容服務中不可缺少、必須占領的市場之一，逐一和國內擁有數字資源的圖書館談合作。

以教育領域為例，Google、百度都曾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接觸過。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朱強說:“今年上半年Google和北大談過合作，后來不了了之，目前北大只是和百度簽署了初步計劃書，答應將書目提供給百度，放在互聯網上方便公眾檢索。”

作為網絡巨頭，Google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注目。萬方數據市場部經理張秀梅說:“國內數字資源商業公司有規模的差不多30多家，經營狀況好的營業額也不過200萬～300萬元，根本不能和Google這樣的商業巨頭相抗衡”。同樣作為商業化運作的公司，萬方數據的數字化方向是科研教育，已建立科技信息子系統、企業服務子系統、數字化期刊群等專業數據庫。

Google在中國的目標很明確，第一步是爭取與出版社合作，第二步則是直接與圖書館合作。

Google（中國）表示:“目前，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推動出版社合作計劃在中國的發展，已經有6家出版社加入到我們的計劃中，圖書館合作計劃會在適當的時候推出”。而在國外，Google已經與相當數量的出版社和圖書館合作，獲得了大量的數字資源，比如美國國會圖書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等。

Google與出版社的合作計劃是指，Google投入資金、設備、人力幫助出版社的圖書數字化，之后再將資源公開到網絡，讀者可以通過關鍵字查詢到圖書，瀏覽到相關的5頁內容。Google和出版社各自保留一份圖書數字化資源。Google與圖書館的合作大概也是如此，不過遭受了來自出版商的抵制，目前正處于停滯狀態。

而在國內，號稱中國Google的百度也加快了對圖書數字化資源占領的步伐。百度宣稱，目前簽約的客戶有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北大圖書館、超星圖書、書生電子、北大方正，合作的圖書書目累計達到1500萬冊，科技期刊文獻達到1.3萬種。即使百度對合作的種種細節，比如掃描、版權、公開等等語蔫不詳，仍可看出百度在數字資源方面的雄心壯志。耐人尋味的是，這家上市一周年的公司直接跳過了出版社這一步，而和擁有大量信息資源的圖書館、商業機構合作。

無論這些商業公司的行動如何，都希望能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它們看中的正是國圖獨一無二的資源。國圖目前已經和Google達成了協議，通過網絡接口可以搜索到國圖的書目，而所有資源仍然放在國圖中。國圖和百度也正在談論網絡接口的事情，如果不出意外，很可能也像Google那樣合作。

突破:數字化瓶頸

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數字資源經過10多年的建設，已經從簡單加工過渡到深層次的資源利用。在這個過程中，各地圖書館都建設了具有特色的數字資源庫。一些商業機構隨之成長起來，最典型的代表是超星，這家公司和各大圖書館合作，掃描了大量的圖書，各自留一份資源，面向各地圖書館銷售圖書資源庫和面向普通讀者銷售圖書閱讀卡。

業內人士指出，當初超星的數字資源僅僅是簡單地將圖書數字化，后來出現的書生公司、方正公司初期也大概如此，這為中國圖書資源數字化之路帶來了誤導。也由于當初數字版權的不成熟，這些商業公司起步快，獲得了大量數字資源。

實際上，數字資源并非是將圖書簡單地數字化。國家圖書館的數字資源還包括各種非圖書的資源，比如甲骨文、碑帖、敦煌文物、年畫、金石、民國期刊等，北大也是將手中特色書籍、拓片等資源進行數字化。富平說，近年來，國家圖書館用于購買文獻的資金約在1.2億元左右，其中包括部分外文期刊、外文資料等。即使這樣，購買印本文獻、電子資源的經費還是不夠充足。為了向公眾提供更多的數字資源，國家財政每年另撥款1000萬元，用于本館的特藏文獻數字化。她說，中文數字資源量非常龐大，包括傳統文獻的數字化、網上資源和電子出版物，這些有價值的中文數字資源，國家圖書館都有義務采集、整理、加工、服務和長期保存，這是國家圖書館必需履行的職責。

對于保護互聯網上的中文數字資源，國家圖書館在互聯網起步初期曾忽略過這個問題。富平舉例說，現在國圖對本館網站改版時，發現沒有保存國家圖書館網頁的第一版，最后還是在美國InternetArchive找到了，美國InternetArchive保存了世界各地各種有價值的網站。

國圖有責任保護各種中文網站的資源，這也是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要讓后來人能夠查閱到現在網站的內容。

結合數字資源建設，國圖正在與北京大學合作進行網絡資源采集的研究與實驗，2005年已經采集政府網站2萬個，大到國家級，小到鄉鎮級網站。同時還采集了中文PDF報紙105種，專題資源庫7個。從職責上說，國圖有義務對中國的網站進行有重點采集，并能提供服務。但目前還有許多困難，首先是要政府部門明確此項任務，授予權力，并有一定的經費投入，在資源的服務上涉及到知識產權，要有一定的法律許可。

也有專家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認為單純地依靠國圖采集政府網絡資源是不夠的，各個垂直行業應該由主管部門主動采集與保護，國圖可以備份一份，而不是什么資源都交給國圖保存，否則會增加國圖的工作量，也不一定能做全。

中國的數字資源加工已擺脫了初期的粗糙時期，進入深層次階段。張秀梅認為，數字化僅僅是初級階段，如何為用戶服務、如何利用好數字資源才是重要的。像萬方數據這種專業數字服務的公司，要對數據提煉和加工，而不僅僅掃描變成數字資源就結束了。張秀梅說，數字化是非常繁雜的事情，是對數字化資源的再次加工和提煉。萬方有400多人參與數字化工作，要做標引、檢索字段的規范化，統一格式，做到入庫上網，還要做成修改的PDF，可以直接拷貝到Word，比如一些符號電腦不能識別，這些工作必須人工參與。

以后的數字資源的發展，就可能結合網絡，提供給讀者多媒體的、多角度的、以用戶為中心的圖書資源，并非是現在簡單地將資源數字化。各種多媒體雜志提供了一些思路，以后在圖書館，讀者不僅能看書，還能“聽”書，這或許是數字資源的一條道路，也是圖書館用來吸引讀者的因素，這也為網絡公司進入圖書市場，提煉加工數據創造了商業機遇。

中國國家圖書館目前有600多臺計算機終端，在局域網內供讀者查詢和瀏覽信息。

經過幾年積累，國圖已建成國內最大公眾圖書館的數字資源庫。這期間，國圖還構想過“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這是一項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宏大系統工程，其整體目標是在互聯網上形成超大規模的、高質量的中文數字資源庫群，并通過國家骨干通信網向全國及全球提供服務。由于項目太龐大，國圖一個單位不可能牽頭完成，專家建議采取分系統、分行業建設。截至2005年底，國圖自建數字資源方面，已經制作完成了20個資源庫，包括全文影像數據、音頻視頻數字化、網絡資源、文津講壇等，自建資源量到達1億頁、120TB。數字國圖今年計劃續建資源庫12個，新建資源庫8個。國圖數字圖書館總工程師孫衛表示，數字國圖建設的最近一個“五年計劃”項目將在2008年正式投入運營。

跨越:版權門檻

在這場數字資源爭奪戰之中，版權是圖書館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

版權可以保護整個圖書行業的價值鏈，包括著作人、讀者、出版社、圖書館。如果沒有版權問題，所有的圖書能夠通過網絡獲取，出版社和圖書館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北大在開放各種數據庫的時候，嚴格遵守相關的法律條約以保護著作權，簡單地說，只要能夠在校園網，就能享受相應的數字資源服務。

國圖的數字資源包括諸如金石、圖書、年畫、甲骨等具有中國特色、又沒有版權的自建資源，而對于那些有版權的數字資源，則是通過購買各類專業數據庫、獲得作者授權等方式獲取。

在抓取網站的時候，國圖已經遇到過類似的瓶頸問題，國圖在因特網上提供政府網站的內容服務，是可以不經著作人許可，但對于其他商業網站，涉及到版權問題，目前還不能提供服務。

除國圖自建資源外，還通過購買商業公司的數據庫間接跨過知識產權的問題。國內大多數專業數據公司都擁有一定的背景和資源，本身就沒有知識產權這個門檻。這些商業公司也積極尋找多種途徑銷售數據庫，重慶維普和國圖合作，將國圖一些專業期刊數字化掃描，雙方各保留一份。由于資金短缺，國圖只購買一些專業數據庫的使用權。富平說，根據不同數據庫類型、不同使用年限付費，國圖基本不會去做專業數據庫，現在提供數字化資源內容的商業公司的運作非常成熟、專業，國圖沒有必要重復勞動。張秀梅認為，數字化資源共享是主流，萬方會協助公益事業，而公益事業靠商業機構的力量更會錦上添花。

第三種辦法是，國圖希望通過作者授權的方式解決版權問題。每年國圖要舉辦文津獎，首屆文津獎由讀者最終選出9本暢銷書，國圖希望得到作者的授權，從而服務于圖書館的讀者。另外國圖還通過捐贈的方式得到作者的授權。

在版權問題上，各種商業內容資源提供商采取不同的方式跨過知識產權這道門檻。以超星為例，以前大都掃描沒有版權的書本，而現在則是找作者給予授權，通常分為三種情況:第一是向作者贈送10年期讀書卡;第二是根據下載量給作者付費;第三是作者要求單獨定價，向用戶單獨收費。據透露，超星目前已經得到18萬讀者的授權。也正是由于版權問題，Google推出的圖書搜索才被迫中止，等待相關法律裁決。Google認為，圖書搜索主要是在技術上實現保護版權，盡管讀者可以通過關鍵字輕而易舉地找到所需要的圖書，但不能免費閱讀圖書的大部分內容，Google只提供每個搜索前后5頁，同時不可以打印、保存及復制。Google已經開始提供無版權圖書的PDF文件下載服務，這意味著，如果版權問題解決，Google將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圖書資源，任何人都可以下載圖書。

知識產權始終貫徹在數字化資源的過程中，包括前期的電子資源、網絡資源和衛星資源的采集到后期的各種服務（網站、電子閱覽、電子郵件、電子商務、數字廣播等）。今年7月1日正式實施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對公眾圖書館顯得比較寬容，第7條規定，“通過信息網絡向本館館舍內服務對象提供本館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數字作品和依法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報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間接獲得經濟利益。”此條例既保證了公眾圖書館作為公眾設施的職能，又保護了著作人的知識產權，可謂來得及時。

控制:文化話語權

圖書館內數字化資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種資源又不同于一般的自然資源，屬于公眾領域的文化遺產。2004年12月，中國政府了《關于加強信息資源開發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信息資源是國家的重要資源之一，與能源、材料資源同等重要。可以這么說，誰掌握了這些資源，誰就掌握了下一代的話語權、文化的話語權。

盡管Google以“知識共享”為理由，投入大量金錢、技術、時間和人力不遺余力地幫助歐洲圖書館數字化，但還是遭受了幾個大型圖書館的抗議，掃描計劃不得不中止。2005年4月底，歐洲6國領導人聯合提議建立“歐洲數字圖書館”，實現歐洲圖書在網上的共享。

聯合協議中稱:“如果不進行數字化，也許明天歐洲文化遺產可能就會在未來文明中失去自己應有的地位”。去年，南亞諸國也在計劃共同建立一個傳統知識數字圖書館，同時還將對相關法律加以修改，防止傳統知識遭到商業專利的盜用。

長期研究數字圖書館、數字國圖專家組成員孫承鑒認為，必須要警惕這種文化資源的掠奪行為。他說，現在都在走向國際化融合，搜索軟件是其中的推動力之一，但必須要掌握文化信息資源，不能以文化共享為理由喪失了文化控制權。中國對圖書館數字化資源的警惕性正在逐步提高，富平舉例:我國西安的兵馬俑，以前是可以隨意讓外國人以各種名義拍攝的，對方把這些資源數字化，進行研究并為本地讀者服務;現在就不允許隨便拍攝了。國圖和世界各大圖書館合作的過程中也是強調知識產權的所有權。

在“知識共享”方面，中國已經在某些項目中和國外機構有過良好的合作，國際敦煌項目就是成功的例子。該項目是中、英兩國合作牽頭的，在統一網絡平臺和數據標準之后，書目數據在網上共享，對象數據放在本地，在網上提供服務，無償地供研究人員使用。這種合作模式為圖書數字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從利益最大化來說，國圖并不排斥和Google這樣的商業公司合作，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本館數字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和處分權，不能隨便被拿走，要保證為公眾提供服務。富平說，堅決反對商業公司利用國圖數字化資源商業化，她正在組織起草國家圖書館合作開發館藏特色資源管理條例。朱強也希望借助商業公司的技術和資本力量來幫助北大傳播知識，可以將書目提供給百度，但是資源一定保留在本地，這是知識產權和保護文化遺產的基本做法。

國家圖書館也與提供數字內容的商業公司討論版權、文化遺產等一系列問題，國圖直截了當地提出:要保存中文資源。如果商業公司倒閉，或者中文數字化資源全部給國外公司拿走，那么中文數字資源的優勢在哪里？我們又該如何傳承文化？又如何談得上保護文化遺產？這些問題基本上都能得到商業公司的共鳴。

商業公司要市場化運作，與國圖合作的同時也在與國外公司合作，希望將中文資源市場做大。張秀梅說，萬方數據也希望與Google及國圖產業鏈的上下游合作，由此擴大市場知名度，通過國圖拿到很好的資源，要在圖書市場中找準定位，達到做大市場、多方共贏的目標。而國圖希望與更多的像萬方這樣的專業公司合作，既解決了知識產權，還能保存國內專業數據資源。國外也有不少公司在和專業數據提供商談合作，雙方都在爭奪數字化資源，從而更好地為本國讀者服務。

孫承鑒樂觀地說:“Google不可能將中國數據資源拿走，只能像現在這樣以拿走書目的方式達到共贏”。他說，數字化增加了圖書館的功能，也為圖書館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國家必須增加投資，擴大數字圖書館的服務范圍。他舉例道，中山圖書館聯合廣東省一些圖書館開展網上資源服務，每個月大概服務1000多名讀者，點對點將圖書發送過去，每天有8個人在線服務。

國圖也在積極尋求多種解決方案，打破傳統圖書館“圍墻”的概念，做好虛擬化圖書館，多方位為讀者服務。國圖目前有600多臺計算機終端，在局域網內提供讀者查詢瀏覽信息，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費用。國圖也根據讀者的需求改善閱讀環境，滿足讀者不同需要，希望將國圖辦成一個功能豐富、滿足多層次讀者需求的公共場所。

看來，在數字化、網絡化的沖擊下，國家圖書館已經找到了應對的措施，從容面對。

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富平：

“中文數字資源量非常龐大，國家圖書館有義務采集、整理、加工、服務和長期保存這些有價值的中文數字資源，這是國家圖書館必需履行的職責。”

采訪手記：守護信息資源

數字圖書館或者圖書館數字化并不是新鮮事，早在20世紀90年代數字化開始時，國內圖書館就在探索數字化。現在圖書館面臨的是數字化加上網絡化帶來的沖擊。

沖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視沖擊背后的含義，圖書館的數字資源是典型的信息資源，而信息資源已經被國家放在戰略的高度，同能源、材料資源一樣重要。圖書館信息資源的獨特處在于傳承文化，這是別的資源不能相比的。

在采訪中聽到這么一句話:“必須占領中文信息資源制高點”。該位人士不反對商業公司公開數字資源，也很歡迎和他們合作，但所有權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對數字化技術融合之后的清晰判斷，先在形式上保存再談如何發揮作用。

目前我國社會處于變革時期，西方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沖擊很厲害，吃漢堡包喝可樂長大的年輕人，大多通過“出口轉內銷”的資源了解傳統文化的。相反，國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很熱情，積極挖掘中國傳統文化，再按照他們的思維方式消化、產出新的文化。這些文化大多是中國文化外殼，西方文化內核，大量中國傳統故事被改編得面目全非。難道這就是公開數字資源的后果？再者說，文化數字資源被國外拿走，服務于本國讀者，就等于我國喪失了獨特性，談什么保護文化遺產？

信息資源公開與共享是必然的趨勢，否則就成了“一潭死水”，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價值，但是在公開與共享的機制方面，還要從長計議、逐步摸索。慶幸的是，以國圖為代表的公眾圖書館正在思考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