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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紀中葉，當具備民族-國家之近代色彩的嶄新政治形態，在不列顛呱呱墜地之時，一些私人開始以教師的身份悄悄聚集起來，第一次向人們傳授有關世俗生活的各種學問和藝術。他們所教受的對象一般是當時上流社會的青年。這些教師的教學方式和現在學院制度表現出相當的不同。至少不存在現在人們所習慣的那種擁有固定位置的教師講壇，事實上這些教師和學生還沒有明確的上課地點，雙方的選擇往往是隨機的。師生之間的關系也并不是那么明確，不存在定期的考試制度。教師本人也決不指望靠教學謀取生計。毋寧說，教師心目中的理想乃是追隨亞里士多德的雅?quot;逍遙學派"--邊散步，邊討論，進而在即將到來的普遍世俗生活世界中，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教師和學生的精神共同體。拉斐爾于兩百年后在梵帝岡教皇宮所留下的那副舉世聞名的壁畫"雅典學園"，多少也是對這些人的理智和野心的一個美妙表達。一直流傳著一個古老的故事，說一個名叫帕齊的青年，因為對傳統的宗教教育感到厭倦，遂轉而深深迷戀世俗享樂。有一天，當他經過市政大廈時，一位教師叫住了他，問他在從事什么事情，帕齊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樣，說："及時行樂。"教師對他說："你有這么好的家世，生得如此峻峭，而對拉丁語竟毫無所知，實在是一種羞恥；如果你學會了它，它將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學它，你將一事無成，而青春的年華一經消逝，你就會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人。"帕齊聽到這些話，立刻感到這話說得很正確，并且說他愿意努力學習，如果能找到一個老師的話。這為教師立即毛遂自薦說："某，不才。"這個故事是否真實，我們無法考證了。但故事本身的確忠實再現了當時這個由教師和學生構成的共同體的氛圍。很多年后，據說正是這個帕齊，在著名的"玫瑰戰爭"中表現出卓越的智慧和遠見，成為了一個有學問的人和一個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并受人尊重。

大約一個世紀后，當牛津大學經歷變遷、由這些原始的群體而初具面貌的時候，一個父親把兒子送到大學、而不是修道院去接受教育也差不多成了更多人的選擇。在年青的潘塔格魯首次赴牛津大學學習時，曾收到父親的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信中要求他把全副精力奉獻給學術生涯。父親之所以寫這封信，其主要目的在于向兒子指明自己所希望他去致力的、帶有幾分英雄主義意味的事業。父親在信中順便作了一些貼切的警句格言式的評論，談到了"健全的學問"所取得的重大進展。父親指出，在他所處的這個時代，"健全的學問"已經在英格蘭出現了。父親不失惋惜地警告兒子，當他還年輕的時候?quot;時代仍處在黑暗之中，人類處于哥特人所造成的漫漫無期的苦難和災禍中，哥特人已經摧毀了所有健全的學問。"但是，到他寫這封信的時候，到處都充滿了光明和啟蒙，"到處都有學者、學識極其淵博的教師和包羅宏富的圖書館"。

這封信一方面刻畫了一個合格的父親形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即將到來的知識革命中，教師和學生將走在一起，共同書寫人類歷史中這堪稱壯麗的一頁。

至今仍銘刻在牛津大學某學院徽章上的格言"美德即高貴"，乃是對這場早期的、肇端性的生活事件的最佳刻畫。也正是通過這則格言，牛津大學認可了其根之所系乃在乎這些早期的私人教師和他們的追隨者群體，即現代大學生的前身。有大約兩個世紀的時間，人們都懷著充分的理由，期望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未來領導人將一代又一代地從這所大學走出來，事實也正是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套完整的教學制度和確定的院系劃分體系逐漸成熟，大學和學院的建筑幾乎成了全歐洲的榮耀之一。大學圖書館取代了中世紀的修道院，成了人類知識和智慧的儲存和傳播之地。教師也順理成章地取代了修士，終于成為宇宙、世界和人們具體生活的解釋者。通過對學問本身的貢獻，教師和學生所構成的這個共同體，同時、并且最終地掌控了對于整個社會的精神立法權能。究其根本，這個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自覺要向大學本身致謝，正是大學為他們的這種精神權能的發揮提供了一塊當然的至高領地，也為他們的活動提供了足夠、悠久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一個很隱蔽的事實在于：要獲得這種為任何社會所必不可少的正當立法權能，惟一一條可供替代的途徑就是人民激進主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起的社會整體的變革、甚至革命。1790年，西耶士站在法國大革命的廢墟上，面對這場由自己親手策動的大革命，他只說了一句話："我活過來了。"革命的槍聲仍歷歷乎縈繞耳際，他內心的落寞卻已昏昏然昭于人世。

正是考慮到這個事實，我們不妨說：法國人通過大革命所完成的大業，英國人是通過大學來完成的；在巴黎大學失敗的地方，牛津大學無疑是成功的。

但是，作為一所越來越趨于穩固的大學，牛津輝煌的成就并不就意味著其道路的平坦。比如說，即使在我們的時代，人們也不能不感到，在英國的大學和中國的大學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不同。在中國，我們可以說，北京大學本身的歷史，自其突然誕生那天起，就凝聚了整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或者，我們不妨說，若要考察中國百年來的歷史，比較方便的途徑就是去考察北京大學百年來的歷史。暫且考慮一下新的中華帝國的締造者的經歷。早年在北京大學，他并不享有一個正規的學生追隨者的地位，而是以大學圖書館普通管理員的身份接受熏陶（還談不上正統意義上的"教育"），砥礪眼光、鍛鑄意志。在他離開這所大學之時，甚至連他自己都預感到，30年后，他要以一個新帝國之國父的身份為北京大學重題校匾。在英國，象牛津這樣的大學并不如此集中、如此大規模地享有如此的尊榮。事物的本性使然，當牛津逐漸發展成熟，并"沉潛"下來之后，他的眼光轉向了純粹的學術研究；當初那些私人教師們所傳授的理論和藝術，在各自的方向上獲得了特殊的發展，并最終固定為今天仍在主宰大學的理科和文科兩大部門；當貴族子弟擠滿了這所大學之時，平民不得不在大街上、工廠中和曠野里獨立爭取自己的生存，并在其成長為新的有效的政治主體之時，自我詮釋自我的使命。此時，一向以緩慢"演進"、尊重傳統而著稱的英國，已經無可逃避地溶入了席卷整個歐洲的"啟蒙"浪潮。與這次風云際會的大浪潮相對，牛津的步履太過緩慢，這使得它和劍橋一起，同樣無可逃避地成為了頑固派和保守派的兩個龐大堡壘。這次啟蒙浪潮的中堅人物名叫托馬斯·霍布斯，正如他的族名和本名所示，他是個英國人。

因此，霍布斯個人和大學的關系就成了借以透視這一時期英國大學之本性的決定性橋梁。在這座橋梁的開端處，也就是霍布斯第一次準備流亡異國時，他轉告幸災樂禍的牛津教授們說：爾今時之所授，尚不及吾幼兒三歲時之所聞。在這座橋梁結束的地方，也就是霍布斯寫作他的宏篇巨制《利維坦》之時，他給了包括牛津大學在內的幾乎所有歐洲大學以最終的定位--"黑暗王國"的核心載體。霍布斯對當時冥頑不化的官方態度和呆板遲鈍的大學教授的頭腦深為痛惜，認為正是這些人構成了啟蒙道路上必須拔除的障礙。

事實上，霍布斯的憤怒只是對長久以來的就已存在的一股有力潛流的明確反映。早在16世紀初，托馬斯·莫爾寫作他的名著《烏托邦》之時，就已經預示了隨后歷時數個世紀之久的、圍繞大學而發生的刻薄沖突和劍與火的爭斗。在莫爾對大學的集中攻擊中，他著重表達這樣的看法，即認為牛津在當時的傾向乃是對統治階級、尤其是貴族，采取一種非常殷勤的態度。它一心要防止貴族的地位被社會變革所動搖，并且主動擔任社會醫生，幫助貴族適應陌生的社會環境。與此相反，莫爾從未給貴族寫過什么東西，除非是為了辱罵他們。他堅定地宣稱，在一個等級社會中，有助于人們成功發跡的那一類品質始終是令人厭惡的。貴族肯定都是些貪得無厭、寡廉鮮恥的無用之輩。而窮人一般都是些"正派淳樸"之人，他們的勤勉是社會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善良和順從的習性卻使得他們永遠受人欺騙、愚弄，得不到應得報償。其結果必然是那些"所謂的上流人士"為了自己邪惡的私利而把持國家大權。這些人"要么是游手好閑的懶漢，要么是純粹的寄生蟲和無聊的享樂的制造者"。而"農民、礦工、一般勞動者、車夫和木匠--如果沒有他們，國家就不成其為國家--，卻是在替他們卑鄙的主子當牛做馬"，之后又遭到遺棄，十分悲慘地死去。

在《烏托邦》的一個幾乎是十分著名的段落里，莫爾明確警告說，如果大學仍舊奉守正統，將社會財富等級中較低的階層排除在其教育藍圖之外，那么大學將得不到新鮮血液的給養，也因此無法感受更大規模的社會使命的刺激，從而在這種貴族圈子永無休止的頑固輪回當中，耗盡肌體的活力，最終因失去其真正的天命和價值而走向消亡。不過，莫爾很清楚，大學本身的力量無法實現突破，無法獨立地使其自身走出這個煙霧彌漫的深淵。在此后不久的一個判例中，莫爾以英國首法官的身份寫出了下面的判詞附錄：法律依其本性無法進行自我變革，如同大學依其本性無法自我變革一樣。這則判詞因其拋棄了古老的"決疑法"推理的清晰，代之以類比象征的模糊寓意，而招惹眾人非議。不過，時光推移，人們還是逐漸弄清楚了莫爾的真實意思：變革的力量必須來自外部，而他本人似乎正是這種力量的象征。

莫爾以他的被梟首結束了他和英國大學的這段分分合合。他所描述的這種沖突，基本上是牛津日后不斷受到攻擊的潛在的、卻是主導性的原因。他的死毋寧更激發了未來更為波瀾壯闊的大學教育改革的呼聲。

后來的培根，他在牛津住了三年。離開的時候，如麥考萊所說："他是帶著這么一種心理走的。對牛津的學科深為輕蔑；對英國的大學教育制度堅決地認為根本有害；對亞里士多德派的學者虛耗精力于其上的’學問’有一種應有的藐視。"培根的這種蔑視心情，中經霍布斯的轉承，一直延伸到19世紀的邊沁。以邊沁和老穆勒為代表的功利學派在掀起英國法律變革的波浪之后，這股浪潮逐漸擴展成為社會性的普遍動向，一直以與世隔絕的貴族理想為自豪的牛津大學，也看到了這場變革的魅力所在，或主動、或被動地迎接了它的沖擊，放棄了正統向往，轉而瞻望起新的大好前景，踏上大規模變革路程。

變革的結果是，大學和國家中最清醒的頭腦之間逐漸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系，盡管仍有不時的摩擦和沖撞，但總體上趨于和諧。或許是出于必然，在時隔三百年之后，牛津大學返回了它的古老傳統，即，將大學的知識使命和民族國家的政治命運重新溶為一體。如果我們將19世紀中葉作為考察的分界線，就不會對兩種絕然不同的現象感到驚奇：此前，大不列顛民族的精神代表、或者說這個民族中最杰出的人物，很少認可大學的教育和訓練，他們一般也只是在大學勉強度過一段短暫的時光后，就匆匆離開；此后，大學開始容納越來越多的人，這些人來自社會的各個等級，他們在這里接受長時間的和系統的教育，走出大學后，他們很快就能夠應用在大學之所學，成為社會的真正領導者群體。是社會本身促成了大學自身的變革，而這種變革也反過來獲得了重新塑造社會的眾多契機和當然力量。

不過，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即使在離我們最近的時代，象丘吉爾這樣的人，他并不具備什么大學的經歷。但這更多地反映出的乃是大學和社會本身與生俱來的不和與緊張。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緊張關系也正是大學的使命之一。一方面，作為成熟建制的大學，我們不可能指望它跟得上民族中最有頭腦的天才人物的思考步伐；另一方面，在同樣的意義上，我們似乎也不能合理地期望大學和社會溶為一體，最終消失在社會當中，成為販賣文憑的"社會大學"或者"民間大學"，這就象我們決不能指望大學的課堂成為廣場上的民眾集會那樣，嘈雜、紛亂、沒有目標、沒有理念。

包括牛津大學在內，歐洲大學的根實是發自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在13和14世紀，在意大利，財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計劃地發展教育成為可能，此時，意大利的少數幾個大學才開始煥發生氣。隨著文藝復興進程的加劇，競爭也活躍起來，各大學都爭相羅致有名的教師；在這種情形下，據說波羅尼亞把它國庫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辦大學。教師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時僅僅是半年，所以，他們就不得不經常象演員那樣過一種流浪的生活。終身任命也并不是沒有，但往往只認可象但丁、比特拉克這樣過于杰出的天才。當然，也有義務的不領薪水的教師，缺少了他們，這一時期的大學就缺少了底色。

雖然作為有學問之士，教師本身的薪金很高，并且不排除其他收入來源，但大體上說，他們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變化無常的，所以，同一個教師能夠和很多學校發生聯系。很明顯，人事的更動從大學本身來說是必要的，因為從每個新來的人那里都可以期待得到一些新東西；教師的個人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中具備決定一切的作用，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總之，要想對當時所采取的教學方法做一個準確的描繪，我們必須盡可能地使我們的目光遠遠離開我們現在的學院制度，教師和學生之間的個人接觸、公開的辯論、教師的頻繁更換、學生高度緊張的自我思考、以及書籍的稀少和不方便，都給那個時代的大學以一種我們現在難以想象的色彩。

不過，有一點是確定的，不管是象波羅尼亞大學這樣成型的大學，還是象比薩大學這樣幾乎不具備基本上課場所和設施的大學，其對于大學的意識和對使命的認同是清醒、鮮明的，有時候，這種認同甚至達到劇烈的程度，比如在佛羅倫薩遭遇外辱的時刻。在但丁辭世之后，他所掀起的近代國家意識和共和理想仍是歷歷不爽。象巴特魯斯這樣的大法學家，他本人開始大規模地評注《查士丁尼法典》，為意大利人各城市共和國的自治、自由理想初次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使抱持"教皇至上"信條的教會法學家們啞口無言，最終也使得教會的神權政體要求，在意大利新興的城市自由理想面前遭遇了實實在在的挫敗。我們幾乎可以說，是他一個人的力量推動了羅馬法這個龐大體系在意大利的復興，并使意大利多少代人以來就潛存的共和理想，第一次能夠突破詩歌和文藝的教練場，而在法律領域、或者說在嚴格的理智領域伸張自己。波羅尼亞大學本身正是由于巴特魯斯個人的存在，而成為后來幾乎所有歐洲大學向往的中心。巴特魯斯本人對古代羅馬法典所作的詳細注解、以及這種注解所采用的方法，也為后來的法國人讓·博丹的煌煌巨作《六論主權》提供了實質性的素材和道路。當時的歐洲北方諸王國以一種特殊的熱情接納了博丹的思想，《六論主權》當之無愧地為現代國家的世俗生活秩序施行了第一次奠基禮。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自由理想也正是在這里獲得了法律上的支持。

隨便讀讀任何一本記載牛津大學歷史的書籍（最好是英國人自己寫的，或者是用英語言寫出來的），我們都不難隱約發現，這所大學歷來的命運是圍繞這樣一個核心問題進行的：即，一個人怎樣才有資格認為自己真正受過良好的教育？答案當然是要來自大學本身，但是，最終聽取這個答案、并表示贊成或反對之態度者，則是整個民族。在霍布斯之前的時代，人們普遍認為，需要維持兩種不同的教育制度，一種適用于貴族和紳士；另一種適用于"小人物"或"小民"。例如，盡管喬叟的確是在意大利的比特拉克之后一代人的時間內進行寫作的，這個觀點仍然體現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該書序言中描寫的遠游者，一個是牛津的年輕學者，另一個是他的侍從。前者將其所有時間用于閱讀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和倫理學著作，后者則完全致力于學習兵法和打仗的藝術。

但是，霍布斯關于所有人的普遍利己主義的思考、及其富有說服力的細致心理分析，從反面將這種古老的"雙軌制"徹底瓦解了。在當時廣為流傳的一篇小冊子的序言中，一位年青的統治者受到了最高的贊賞，因為"在你面前有軍事和文化訓練兩種選擇，使你榮耀無比的是，你確定要精通兩者?quot;一個人不能再認為自己是統治藝術、學術研究或戰爭藝術哪一方面的專家。只有當他能夠--象奧菲利亞說到哈姆雷特時那樣--成功地把大臣的眼睛、學者的舌頭、士兵的刀劍和農夫的鋤頭結合在一起時，他才可以認為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這樣的教育設想離"每個人都有能力接受良好的教育"這一信念，只有一步之遙了，霍布斯決絕地邁出了這一步，并擁有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當這些追隨者構成一個蔚為壯觀的龐大群體之時，也就是洛克為英國政治確立起"人民主權"原則之日。此時，昭然銘刻于校徽之上的"美德即高貴"的格言，就有了新的解釋。"美德"仍在，但必須和財富、血緣、以及等級身份分隔開來，所有人都可以憑借個人能力確證自己的美德，美德的基礎在乎個人的能力和勞動。當亞當·斯密把"勞動價值論"確立為格拉斯哥大學的主流原則時，牛津大學不失時機地跟上了。正是從"美德即高貴"和"勞動價值論"的原則當中，"日不落帝國"獲得了它借以統治世界的牢固原點。

回過頭來比較一下20世紀前的美國大學和歐陸大學，我們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發現：在美國，一般來說，大學決定個人，個人的聲譽取決于大學的名氣；在歐洲大陸，一般來說，個人決定大學，大學的名氣取決于個人的聲譽。當艾略特就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時，他的名字也因此更為迅速的傳播到全世界；當海德格就任德國佛萊堡大學校長之時，全世界都因他那篇足以撼動寰宇的就職演說，而銘記了佛萊堡的名字。在英國，象牛津這樣的大學，事實上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地方。一方面，正如詩人徐志摩在那首為中國讀者所熟悉的"再別康橋"里所傳達的那樣，牛津和劍橋這兩所獨具傳統的大學，數百年來已經培育了自身的精神和力量，這種力量往往使人感到其氣韻綿長，同時也感到不可撼動；另一方面，正如我們所回顧的那樣，牛津大學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實是緣于為數不多的幾個天才人物的推動。在一個比較不為人知的意義上，我們可以這么說：在英國，象牛津這樣的大學乃是社會的立法者；而時有閃現的天才人物卻是這所大學本身的立法者。或者，我們不妨這么說：正是由于這些罕見的天才立法者的出現，象牛津這樣的大學才具備了為民族立法的精神意識和實際能力。

的確，盡管牛津大學的方式處于新大陸大學和舊大陸大學之間的某個位置上，但這個位置更切近歐洲，而不是美洲，就象不列顛群島和歐洲大陸僅隔著一個海峽，和美洲大陸則隔了整整一個大西洋一樣。一個人不可能忘記他的童年、而未來的命運也將由童年的經歷來塑造，牛津大學當然不會、也注定了不可能忘記他的童年。如果這所大學真如人們期望的那樣，擁有其自我的生命，那么他當然也明白，生他者，乃是12世紀時的那群居無定所的私人教師和學生追隨者群體；養他者，乃是那些時時出現的天才人物。

柏拉圖曾經在他一篇不為人矚目的對話中，記述了一個"神一般的王國"（agodlycity），據說這個王國達到了人類王國所能達到的最完美狀態。這個王國位于大洋深處的某座島嶼上，名為"大西島"。當人們問起如何去往大西島時，柏拉圖只說大西島毀于九千年前的一場洪水，無一人生還，而后以沉默終止了談話。兩千年后，培根以一部題為《新大西島》的作品續寫了這篇對話，新大西島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某些虛構的烏托邦島，如莫爾的《烏托邦》。據莫爾確認，后者的發現乃是出于純粹的偶然，人們也無從得知該到哪里尋找它。在培根的這部作品中，旅行者之到達新大西島也是出于一次偶然，然而，一旦他們準確地標定該島的位置，就不難到達該島，人們從早到晚都能看到這片土地，正如以色列兒童在晚上知道上帝將帶他們出埃及，而在白天他們也將看到上帝的榮耀。培根的本意是使新大西島成為希望之鄉、應許之地，這是很明確的。他稱之為"幸福之地"、"神圣樂土"、"天使國土"。然而，在莎士比亞的《暴風雨》或者《李爾王》中，關于海的最主要形象描繪是暴風雨，與此類似，在《新大西島》中，旅行者發現通往該島的征途充滿了暴風、驟雨，并布滿了暗礁，而且隨時都有迷失的危險。《克里斯提阿篇》以宙斯召集眾神，決定以洪水懲罰大西島而突然收筆；《新大西島》則以船長召集眾人，并告訴他們只要具備堅強的意志和充分的智慧，他們就能征服各種殘酷命運，并最終到達該島而告終。作為讀者的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推測，培根所著力描繪的新大西島乃暗寓大不列顛島。那個向眾人發表演說，并鼓舞眾人信心的忠誠而智慧的船長，似乎就是培根本人。至于這艘船，我們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說，它就是培根變革理想中的大學。

幾年前，香港著名學者金耀基先生在其名著《大學的理念》中，以一種近乎審美的筆觸描寫了他所感受的津橋氛圍："一種不陌生的感覺，一種曾經來過的感覺，是杜工部詩中的錦官？是太白詩中的精靈？抑是王維樂府中的渭城？"是否津橋的煙雨漫過了先生的視線，纏繞了先生的思維，使先生沉溺于這煙雨的迷離和貴族式的靜謐之中呢？先生知否，牛津的歷史乃是一部表征命運之殘酷、無常和盲目的歷史；知否隱藏在寂靜煙雨背后的斗爭、鮮血、罪惡和榮耀；知否那些勇于征服無常命運的偉大天才？知否這些天才在征服命運的過程中，為大學、進而整個為民族所帶來的不死榮譽？

20世紀的大學生仍被說成是在追求榮譽，但這些榮譽并不是遠古時代那個名叫帕齊的青年所向往的榮譽，而只是虛榮。以至于亞當·斯密不無遺憾地總結說："所謂教育，就是把學生的虛榮引向其恰當的目標。"在校園，學生們追逐人為設計好了的、但卻是虛幻的榮譽獎賞，即使在事實上他們喪失了榮譽感，但他們也盡可能地表現得是在捍衛傳統；在課業結束時，學生們按照規定好了的榮譽分配體系來獲得特別的榮譽：以合格、優等或優異的成績取得學位。然而，除了這種虛有其表的歷史遺存之外，那些天才人物關于大學之命運的思想早已被掃蕩一空。教師因其在學識和德性雙方面的普遍而徹底的墮落，再也無法吸引學生這個追隨者群體，歷時數百年而由教師和學生一起塑造的這個堅強共同體，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就土崩瓦解了。

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說，智慧之神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是在黃昏十分才展開它的雙翼。世界上尚存的幾乎所有古老大學的歷史為這句雋語提供了最鮮明的例證，牛津因其歷史過于長久，而在這方面表現尤其突出。正是在20世紀，在古老的大學理想日薄西山之時，開始出現了一些在大學的廢墟上擇路而行、收拾殘片的人。當牛津大學的上一代校長仍然愿意讓閃爍不定的樂觀主義或自我安慰的微光，照亮那副否則將是十分陰暗的大學生活畫面的時候，芝加哥大學的上一代校長已經一成不變地將大學領地看成是黯淡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立法者合乎理性的措施必須隨時輔之以獅子的殘暴和狐貍的狡猾。海德格，在他就任由納粹委任的不體面的佛萊堡大學校長一職時，幾乎是絕望地、歇斯底里地向眾人吶喊："一個人，當他就任一所大學的校長之職時，就意味著這個人要從智識和精神這雙方面來領導這所大學。"

我們不妨設想一個虛構中的有趣人物，賦予他"大學事務的公共監督者"的權能，他將憑借這個權能來審判并譴責當今的各國大學，原因在于，這些大學都未能為其學生建立起最起碼的健全而有效的教育。北京大學的罪名可能是無恥的怠惰，巴黎大學的罪名可能是瘋狂已極，芝加哥大學會被告知自己已是千夫所指，佛萊堡大學逃不過危險異端的罪名，牛津大學則會受到警告說，它的安寧乃是建立在不合法的思想專制的薄弱基礎之上。各個大學都試圖為自己辯護，但它們的理由僅僅說明一個令人憂傷的結論，那就是優秀品質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一些大學不懷好意地試圖辯解它們有目共睹的錯誤，這實際上正是運用欺騙的手段去證明罪惡的目的。芝加哥大學堅持"慈悲和溫和這些崇高品質"只會威脅大學的安寧。一些較為謙遜的大學承認他們的行為是可恥的，但是，他們堅持命運的邪惡力量、以及他們所處的普遍的逆境甚至無法使人考慮任何的改革。北京大學宣稱：他所面臨的問題非常之棘手，即使所羅門王再世，也會成為一個笨伯；佛萊堡大學承認他錯誤百出，危機四伏，但又聲明，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們拿不出任何補救辦法；牛津大學索性痛哭流涕而放棄為自己作任何辯護。

幸也不幸，"大學事務的公共監督者"只是虛擬的人物，這場審判因此也只是一個有趣的模擬游戲。當整個時代都遭到譴責的時候，我們也就無法從這個時代自身建立起實質性的審判標準。因此，正如當年的莫爾所見，這樣一個"大學事務的公共監督者"只能從外部獲得他的現實性。不同之處在于：時代已經無法讓我們寫下莫爾當年的判詞。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得感謝牛津這樣的大學。也許它的命運并不處處皆華彩，它的歷史也并不事事皆光榮。但它終究能夠充分地說：這就是我的歷史，我的命運；但這也是民族的歷史，民族的命運；人類的歷史，人類的命運。或者更具體地說，作為人類一員的我們的命運，就是培根筆下的那艘航船的命運。今天的牛津徒具空殼，但回顧他的歷史，他仍然會得到人們的感謝的。感謝他的人并不限于同國之人，而是全人類大家都有份。牛津值得我們感謝的地方并不是一時的，而是將與時俱增，與年俱永。要感謝這所大學，我們首先要感謝的是數百年來走進或走出過這所大學的那些人，他們或邪惡、或高貴；或天才，或愚蠢。通過這些人，我們大可以了解培根的這艘航船的取材和建造過程，了解它所經歷的殘酷命運，也許，最終我們也能從中了解它是不是到達了理想中的目的地，抑或佚失中途。

大學背后有天才，天才背后有刀劍。（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