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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把中外合作辦學放在市場框架內進行研究，從市場供給入手，對我國現有中外合作辦學的供給情況進行解構、分析，從而窺視中外合作辦學存在的問題，探討相應的政策措施。

關鍵詞：合作辦學；市場；措施

按世界貿易組織的精神，教育是產業部門，屬于投資領域。在世界范圍內，雖然營利性教育仍然受到較大爭議，其法律地位也未在所有國家得到確認，但縱觀各國發展情況，營利性高等教育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全球現象，而且它還在繼續擴張。中外合作辦學的定位雖然是屬公益性事業，但在當今跨國合作背景下，其商業性的含意是相當濃厚的，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中外合作辦學不僅是教育文化交流活動，而且還是經濟貿易活動。這是因為在知識經濟初見端倪的當代，教育早已既是事業，又是產業；既是文化，又是經濟。因此，研究中外合作辦學，就不得不研究市場機制對中外合作辦學這一特有項目構成的方方面面的影響和制約。其中，市場供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外合作辦學呈現加速發展的勢頭，沿海地區申報的數量大大增加，中西部地區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開始起步。總體上講，辦學層次有所提高，合作形式也日益多樣化。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2年底，全國共有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712個，與1995年初相比，增加了9倍多，覆蓋了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把中外合作辦學放在“市場”的框架內來分析，首先應當看到，這個市場有別于普通的物質或服務市場，它所提供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該商品生產和銷售的背后除了經濟利益外，還有其它多種利益驅動。由于這些利益的存在以及它們的非公開性（隱性）的特點，構成了供給市場的許多復雜因素的存在。對這些內在利益的解構和分析是把握供給市場動態的核心。

一、外方合作辦學內在動機分析

國外教育機構之所以前來中國尋找合作辦學機會，是在內在利益驅動下和外部環境許可下而產生的一種跨國辦學行為。不同的教育機構有不同的內在動機，從近年來教育國際交流發展趨勢看，外方的內在動機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利益驅動合作辦學可以給外方辦學者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在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外方通常負責課程輸出，教師輸出和管理輸出（很少有資金輸出），并在與中方學費分成中得到經濟回報。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通常是高收費的教育項目，其學費往往是所在國普通同類高等教育的4—8倍，最多的可達十幾倍以上。這些高額學費，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購買外方的昂貴的人力資源和課程體系。

擴大招生需要近年來，西方大學越來越重視招收海外留學生，海外留學生的數量多少往往已成為一個大學在國際上認可度的標志之一。除了給學校帶來聲譽影響外，還有直接的經濟利益（如學生學費和生活學習消費等）。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流向發達國家已成為當前教育國際交流的一個大趨勢。通過合作辦學，對合作校是個很好的宣傳推介，開通了一個重要的生源渠道。

解決教育過剩問題教育過剩是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現代教育制度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200余年歷史，并達到了一個相當發達和成熟的水平。在當代，這些發達國家的教育不僅規模較大，而且水平較高。但人口規模在多數國家里基本上是一個常數，有的還正出現負增長，顯而易見，這些國家教育資源勢必會出現相對過剩。合作辦學不但可以幫助消化過剩的教育資源，還能為吸引海外留學生帶來直接好處，一舉雙得。

應對政府削減教育經費西方國家近年來都面臨著政府對高等教育投資削減的壓力，據統計，澳大利亞政府近年來削減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達50％。美國也面臨同樣情況。西方高校面臨著政府撥款銳減，校方經濟壓力較大，不得不向海外尋找發展市場，出售教育資源。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自然成為西方大學尋找國際市場所注目的對象。

適應社會變革為滿足西方國家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變化的需求，教育結構處在不斷的調整、組合之中，許多原來社會急需的專業和學科轉眼間就變成了多余的，必須尋找新的需求對象，如美國的MBA教育，國內所提供的MBA教育能力，已遠遠超過了它的實際需要，他們很快把眼光轉向國際市場，發展中國家成了他們的開發對象，在我國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MBA就成了最熱門的專業之一。在國務院學位辦批準的100個高等學歷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中，有28個是MBA項目，占總數28％。

師資培養和教學實踐需要在海外建立合作辦學基地，對西方國家高校而言，也是培養師資隊伍、建立教學實踐基地的需要。在當今國際化社會中，一個合格的大學教師必須要有全球化的視野，在海外的工作經歷，正是這方面最好的實踐。合作學校通常把教師輪流派到海外從事教學活動，以豐富他們教學閱歷，拓展視野，從而達到提高自身水平的目的。對學生而言，學校亦可借助海外合作辦學陣地，組織學生前往合作國進行教學、實習，從事課程交流活動。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又是東方文明古國，無論是從教育市場的開發還是從人文知識的交流方面，潛在的發展空間很大，來華辦學者可能從中獲得許多直接的和間接的利益。

提高自身聲譽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的大趨勢中，高等院校參與國際合作與交流的程度，往往是一個大學綜合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一個標志。而一個大學的排名和聲譽，對它的發展又是至關重要的。

現念驅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5年提出了一份《促進高等教育變革與發展的政策性文件》，高等教育時“國際化”、“針對性”和“質量觀”被看作現代高等教育的三個核心理念，培養學生的目標是使學生不僅成為一個地域特征的人，而且還是一個全球公民，具有全球公民意識。在這些新的高等教育理念的驅使下，西方許多高校在教育國際交流中都紛紛搶占主動地位，組織本校師生以各種形式參與國際教育交流活動。以培養學生成為國際化人才，順應高等教育發展的時代潮流。

二、中方合作辦學機構的內在動機分析

中方合作機構參與合作辦學的動機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直接的，有間接的，有明晰的，有潛在的，有眼前的，有長遠的，有經濟需求，也有學術需要，但總的看來，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

發展需求我國高等教育正處在一個快速的擴張時期，高等教育正在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其明顯的變化有三大特征：以社會化需求為主導方向，多樣化高等教育系統，國營與民營化相結合。特別是“多樣化”是我國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的根本路子。“中外合作辦學，作為多樣化辦學的一種形式，而且是一個較高層次的辦學模式，可以有資金引進，課程合作，國際交流等概念，自然成為學校追求自身發展的一條新路子。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加入WTO以后，經濟社會對教育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以往傳統的教育已經滿足不了社會發展的需要，急需尋找新的教育模式和人才培養方法。

經濟利益驅動成功的中外合作辦學可以給學校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合作辦學機構在收費上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一般比國內辦學要高出5倍以上。在我國，政府的撥款遠遠跟不上高校發展的需要，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大學自我“創收”已成為很多校長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雖然中外合作辦學不能以盈利為目的，礙于政策的限制，追求經濟利益只能以隱性的形式存在，沒有任何一個校長會公開聲稱搞中外合作辦學是為了經濟利益，幾乎千篇一律把合作辦學的目的定位在“引進國外先進的教育理念，教學模式，優秀教材，科學的管理方法等”。但只要深入了解，經濟利益占有很大的份量，而且對多數一般性的中外合作項目，對經濟利益的追求遠勝于對其他方面的努力。

改革探索中國的高等教育近年來都在改革的聲浪中前進發展。向西方國家學習先進的教育理念和科學的管理模式實際上已成為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趨勢。從現代教育層面看，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走過了三個階段，1950年以前，主要是學習歐美日；50年代以后，在全面學習蘇聯的方針指導下，高等教育體系幾乎一邊倒偏向蘇聯；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高等教育又重新回到向以歐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學習的軌道上。中外合作辦學的實施，為高校的改革提供了一個窗口，可直接引進國外的教材，教學方法，以及管理模式，從理論上說，通過這些載體，可以為中方高校的多方面改革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鑒，起到真正“窗口”和交流平臺的作用。

提高聲譽合作辦學有利于提高合作校在國內的聲譽。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一是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在國內尚在起步階段，為數不多。奇貨可居，求學者往往趨之若鶩，對學校的聲譽會帶來很多正面影響；二是中國社會對西方教育的認可度較高。它是由深刻的歷史原因所造成的。翻開中國近代史，向西方學習一直是我們時代的主題，西方高等教育在我國有很大的市場，能把它引進和“嫁接”到國內高校，自然也會起到沾光的作用；第三是學校可能為社會提供一些特有的實質性的服務，如提供優質的外語訓練，開設國際通用的學科課程，為出國留學鋪路架橋，了解西方文化等等。這些項目是一般高校所沒有的，這也不失為樹立高校品牌的一條路子。

國際交流合作辦學可以充當中外交流的“窗口”和“橋梁”，這個期望值在雙方的辦學動機里都占有一定的分量，它有廣闊的開發前景，它可以是學術的，文化的，經濟的或是政治的，作為中西兩個不同制度國家在教育領域里的合作，它往往留給雙方很多想象的空間。就中方而言，通過這種合作形式，除了開辟留學渠道外，今后還可能進行其它學科的學術交流，人員互訪，合作科研，師資培訓等。

三、供給市場特征分析

主體構成的復雜性中外合作辦學主體通常是兩家或兩家以上的機構組成。它不但是不同部門之間的合作，而且是國際間的合作。這些合作機構的層次、類別、實力、背景、動機各不相同。它們借助各種機會自由組合，形成了五花八門的供給主體。由于這些主體的多樣性，加上文化背景、辦學理念的差異和空間距離的限制，主體內部的一致性和協調性較差。

信息不暢由于中外合作辦學是國際間的合作項目，雙方溝通的渠道受到空間的限制，有效溝通十分欠缺，相互選擇機會較小，中外雙方各自的合作意愿，只能在有限接觸的小范圍內表達，無法在眾多需求中，根據自身需求和條件，選擇最佳搭檔，形成供給主體。因此，所表現出來的市場供給產品有較大局限性。離雙方真正的內在需求的實現有一定差距。

嘗試特征突出中外合作辦學的供給市場真正形成，要經過許多復雜的程序。其中也包括政府的審批手續。在整個過程中有許多不確定性的因素，因此，在構建過程中，合作雙方都顯得十分小心謹慎，嘗試心理突出。導致大多項目是以“小打小鬧”面孔出現，供給市場上真正上規模上檔次的項目很少。合作雙方的潛力和優勢未能充分發揮。

現行政策性缺偏合作主體雙方未能很好地滿足各自利益的實現。合作主體之間存在的一個潛在的矛盾是各自利益的實現缺乏公開的表達方式。特別是外方利益的實現，根據現行的政策，外方前來合作辦學是不能以盈利為目的的，外方必須在合作過程中回避經濟利益，把它下降到次要地位，或避而不談，才能在政府審批等環節上獲得較好的印象分。但從外方合作辦學的動因分析看，他們前來辦學，終極目的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來，而在這些利益中，經濟利益往往是占有很大比例的。但在這方面利益的實現上，現行的政策是不鼓勵的。合作主體雙方往往采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方式來相互溝通。由于外方利益的限制，中方引進“先進學科，急需學科”的愿望往往也不能得到滿足，外方派來的教師很難是真正一流的，更多的是他們富余教師，影響了市場的供給質量。

優質產品少現行中外合作辦學供給市場提供的產品，一般化的居多，優質產品較少。與政府希望的中外合作辦學的目的有較大的差距，主要原因有，一是中方現行政策缺乏吸引力，考慮中方利益多，照顧外方利益少，構不成有效的拉動力；二是在國外教育機構中，低層次和一般性的教育機構對中國教育開放政策，反映比較敏感，紛紛抓住機會，主動出擊，一方面是由于他們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們自身的身份和地位決定了他們沒有什么負擔，即使走錯一步也不會造成多大影響；而一些較高層次的教育機構，他們也看到與中國教育合作存在的機會，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也有這種交流合作的愿望，但是這種愿望是潛在，尚未表面化，更談不上會主動去實施，加上他們已有的身份和地位，使他們變得更加謹慎和含蓄。把很多機會拱手讓給那些檔次和水平遠遠低于他們的教育機構。四是中方合作辦學者缺乏深層次考慮，沒有真正把中外合作辦學看成是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促進自身發展的機會，而是過于表面化，更多地考慮眼前利益，如考慮招生、經濟利益、學校聲譽，較少從學科建設、師資隊伍培養、教學理念更新等方面來設計合作項目。通常中方合作者最關心的是能否招到應有數量的學生，所交學費是否足于支付辦學開支并給學校帶來經濟利益、其它方面深層次的問題，如引進新興學科、急需學科、加強薄弱學科建設等只能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具體的措施和辦法。

中方被動應付多，主動出擊少在現有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真正由中方根據自身改革發展需要，有目的地尋找合作伙伴進而成功地進行合作的項目很少。更多的是外方機構找上門來，中方被動應付，這種項目往往照顧外方利益較多，顧及中方長期利益少，難以真正體現“以我為主”。

從上述分析情況看，當前中外合作辦學有兩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是必須兼顧雙方利益（追求）。現行中外合作辦學“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政策，作為教育主權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必須講求方法，因勢利導。首先必須承認，中外合作辦學對外方而言是一種投資行為。國外合作者之所以到我國合作辦學，多數情況是把知識當作商品，看準我國廣闊的教育市場，前來尋找發展機會，他們具有贏利動機是不可避免的。其次，還必須了解到，外方的利益動機往往是復雜的，多層次的，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營利，在多種情況下，還具有其它更深層次的行為動機，如擴大生源，追求名譽、培訓師資和解決資源過剩等，這些動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表現方式也不盡相同，各自的重要程度也是不確定的，它們之間往往可以相互轉換，有時寧可犧牲經濟利益而換取其它方面利益的滿足。要真正做到“為我所用”，就必須了解外方這些利益、動機的所在，在可能的情況下，滿足他們這些合理的利益追求，同時找準雙方利益的結合點，擴大雙方談判合作的空間。

鑒于中外雙方在合作辦學中所追求的利益各不相同，在政策層面上應該留給合作雙方實現自身利益的空間。外方在多種情況下帶有營利動機，而中方需要的是更深層次、更長遠的追求，如學科建設、師資培養、理念更新等，要通過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來實現。相比之下，滿足中方利益的實現比滿足外方的動機的實現更有難度。因為中方的這種追求是內在、長遠的、深層次的，容易受到外境的干擾而中途改變。因此，中外雙方合理利益的實現是合作辦學健康發展的基礎，在實踐中必須把握利益的平衡，不能過份強調一方利益而不顧他方追求，“為我所用”必須知己知彼，因勢利導。在政策層面上，必須承認外方的利益追求，留給其發展的余地，同時，也要了解中方實現自身利益的難度，要持之以恒，堅持不懈。

二是“優質優價”原則必須得到體現。中外合作辦學現有市場上的優質資源奇缺，劣質產品充斥市場。究其原因，主要是“優質優價”的原則未能得到體現，以致于讓劣質低價的產品占盡優勢，傾銷中國教育市場，這與我國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的初衷是不相吻合的。問題的根源是，現行的做法是中外合作辦學的一切費用必須由學生的學費來承擔，其中除了涵蓋必要的成本之外，還必須留給外方和中方一定的利益分成。外來資源對中國學生而言本來就是一種高成本的教育，在尋找合作伙伴時，中方都會自覺不自覺地盡量壓低價碼，以求項目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殊不知，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進程日益加快的年代里，國際上教育資源的流動是遵循一定規律的，不同等級的教育資源是有不同價碼的，優質資源價碼偏高；普通或劣質資源價碼偏低。在通常情況下，優質資源會往價碼高的方向流動。我國現行的中外合作辦學往往避高就低，不愿支付高價碼的優質資源。再者，優質資源通常是緊缺的，供不應求，一般情況下不會主動去尋找合作機會。相反地，一些普通的或劣質的資源，它們隨時有可能在競爭中被淘汰，必須努力去爭取自己的生存發展空間，它們往往更具擴張性，會主動尋找機會。中國現有合作辦學市場，正好迎合了這批資源的需要，成為他們發展的新天地。這就是劣質資源充斥中國教育市場的根本原因。

這種現象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高度關注。要真正做到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從政策層面看，必須采取一些措施，首先要承認不同的資源是有不同價碼的，優質資源必然價碼較高；第二，要認識到作為服務產品的教育資源、國際間流動是受制于市場機制約束的，價格因素是占主導地位的，不同的價碼只能引起不同等級的資源流動，優質教育資源必須以“優價”購得；第三，在收費政策上，要允許部分真正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采取高收費的辦法，物價部門必須組織專家對國外引進的資源等級進行分類判斷，制定不同的標準，真正體現“優質優價”，第四，要認識到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的引進對我國科技教育而言更具深遠的戰略意義，它有濃厚“公共產品”屬性，現階段完全靠市場機制運作是不行的，政府可考慮選擇某些項目，給予專項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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