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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靚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

郭沫若與田漢，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的兩座豐碑。兩人在相同的時代背景下選擇不同的創作棱面折射著不同的社會景觀，豐富了中國的戲劇寶藏。本文選取兩人的歷史劇代表作《屈原》與《關漢卿》，做一人物塑造、矛盾沖突構造以及語言特色上的比較分析，試圖挖掘出兩人劇作的深層美學特點以及共通處。

一、人物塑造

從人物擇取角度而言，郭沫若和田漢選擇的作品主角都是中國歷史上奇葩類的文學大家：屈原（前340-278年），戰國末期楚國人，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195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會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關漢卿（約1225-1300），我國古代杰出戲曲家、散曲家，元代雜劇的奠基人和中國古代戲曲藝術范式的開創者。鐘嗣成《錄鬼簿》稱其為“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1958年關漢卿被世界和平理事會定為“世界文化名人”。

屈原以《離騷》傳世，不倚其作373句磅礴之勢，而賴于為國為民為天下蒼生而歌的政治激情、賴于中華民族于骨髓中尊崇的舍生取義之風。郭沫若感其赤膽忠心，置身1941年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跨越時空的激流，伸手采擷上古的奇葩，作歷史劇《屈原》。塑造了執著理想、寧折不屈、人格輝煌的屈原、天真純潔、謙恭好學、明辨是非、嫉惡如仇的嬋娟，以及志大胸狹、喜怒無常的楚王，毒辣陰險自私的南后，狡詐的張儀，追逐權力的奴隸宋玉等群生百面圖。

關漢卿在婦女地位低如塵芥地封建社會描畫了善良無辜的寡婦被屈斬而天地變色的奇跡，勇敢地直面權貴，舍生為義節。對其氣節史書無詳載，但其精神借助一曲《竇娥冤》讓后代盡聞。

田漢，因自身亦屬“梨園班頭，文化領袖”而對關漢卿其人其志擁有更強的通感，以關漢卿創作“竇娥冤”為中心綿延思緒、拓展框架，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同情民眾、憎恨丑惡、不畏權貴、大義凜然的古代文人關漢卿、深明大義、勇于自我犧牲、敢愛敢恨的朱簾秀、嫉惡如仇的賽簾秀，詼諧風趣、愛憎分明的王和卿、仗義堅強的王著以及反面人物淫威邪惡的阿合馬、狠毒卑鄙的葉和甫等。

一個是以劇為矛，以史擬今，號召處于國民黨黑暗統治時期、日本橫行跋扈鐵蹄蹂躪之時的中國政界挺起自古而來的脊梁；一個是借古代俠肝義膽、不畏強權、不惜以命去搏一個人道的藝術家的所作所為來呼喚中國普通民眾的熱血赤膽。兩人合力用歷史劇構建了一個讓中國觀眾深省自身力量，自窺民族脊梁的舞臺。究其人物選擇原因，大抵和和郭沫若以及田漢的個人出身以及所處社會環境有著本質上的淵源。郭沫若出身富足商人之家，其母自小以詩教其識字，可謂成長于知識分子的氛圍中。日本留學歸國后郭沫若與、等領導結識，后居文化界高官職位。以上總總，奠定了郭沫若選材以及創作視角上的官本位政治化特點；而田漢，正如自己所說，成長于赤腳田間，“出身于貧農家庭，插秧、打稻、車水、放牛、推車子都搞過”，更接近和了解中國底層民眾的生活。鄉間的皮影戲熏陶培養了他對戲劇的興趣，同樣東渡日本并與郭沫若結識，歸國后奮戰在文藝界的第一線，官職則遠在郭沫若之下。他為人豁達開朗，廣交社會各層有識之士，幫扶梨園藝臺人士，頗有關漢卿自述的“嬌客”風范，亦有些江湖的豪俠氣質。可以說在人本位上，郭沫若折射的是屈原的政治本位，田漢折射的是關漢卿的民本位。

兩劇可謂中國現代歷史劇的高峰之作，各自創造了斐然的藝術反響?！肚吩谥貞c及北碚上演后，場場滿座，臺上臺下，同仇敵汽，各種報刊紛紛撰文加以評介。田漢作《欣聞<屈原>演出成功》盛贊郭沫若的才情“將入夔門才若盡，又傾山海出東方”1。1942年4月同志在天官府設專宴祝賀演出成功時說：“在連續不斷的反共高潮中，我們鉆了國民黨反動派一個空子，在戲劇舞臺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在這場斗爭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同志也致信郭沫若，信中說：“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史論、史劇大有益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日本著名的《前進座》劇團致信郭沫若，言“因該劇表現正直者被欺負的憤怒和支持正直者的大眾力量”4，請求其允許在日本上演。受允后該劇團在日本進行了《屈原》一劇的巡回公演，廣受好評。

田漢的《關漢卿》亦反響不凡。郭沫若連夜讀完田漢的《關漢卿》后隨即寫信祝賀，稱“我一口氣把您的《關漢卿》讀了，寫得很成功。關漢卿有知，他一定會感激您?！?。除卻中國國內的好評如潮，田漢的《關漢卿》亦受到國際社會首肯：日本三個著名劇團“悱優座”“民藝”和“文學座”在日本大阪、神戶、京都和東京等地聯合演出《關漢卿》，看戲看電視和聽實況錄音的觀眾和聽眾總計超過一千萬人，買書的人絡繹不絕。兩劇的國際反響印證了田漢所言：“一出現實主義的戲，一出具有深刻時代思想的戲，他的作用和影響，甚至可以超越時代、超越國度、能夠產生難以想象的國際影響。”6

二、戲劇結構

戲劇結構指劇本題材的處理、組織和設置安排。一般包括對事件的處理，如分幕分場；戲劇沖突的組織設置，如戲的開端、進展、高潮、結局；人物關系及人物行動發展的合理安排等。戲劇結構從縱向來看，一部劇作里有的是一條線索，有的除主線之外，還有一條或兩條副線；從橫向來看，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話劇分為頭、身、尾三部分。

對于有著歷史學家身份的郭沫若而言，劇本題材的選擇組織并非難事。早在三十年代郭沫若便已出版學術著作《屈原》，之后《關于屈原》《革命詩人屈原》和《屈原考》等相繼問世。困難之處在于戲劇情節和人物的設置安排，他說：“屈原三十多年的悲劇歷史，怎樣可以使它搬上舞臺呢？我為這個問題考慮了相當長的時間，因不易解決使我不能執筆者有三個星期之久。”最后“只寫了屈原的一天——由清早到夜半過后，但這一天似乎把屈原一世概括了。”7在角色的塑造上他放棄了有史可考的“女須”角色。8

同時虛構了一個女性角色——嬋娟。郭沫若自言嬋娟的存在可以認為是屈原辭賦的象征，道義美的形象化9?！肚肥钦嬲龖騽∈降慕Y構10。全劇共五幕，橫向結構角度上按時間順序從“早上”到“深夜”展開，其中心內容為：“桔園頌桔”——“宮廷中計”——“桔園招魂”——“龍門被囚”——“借雷電頌傾所愿”。其情節是單純的，但情節結構是豐滿的。于內劇作描寫了屈原與楚王、鄭袖、靳尚的矛盾，于外描寫了屈原與秦國使者張儀的矛盾?？v向結構角度，全劇以屈原受楚懷王及佞臣迫害的遭遇為主線展開構造戲劇沖突的主要情節，同時以年輕一代尚誠為國與謀己私利的兩種思想性格的矛盾沖突為副線穿插其間，相輔相和。

田漢構思《關漢卿》則難度較大，歷史資料較為匱乏。關漢卿生活在元朝，在那個朝代統治者輕視文人，時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說。關于關漢卿的正史史料可謂鳳毛麟角，寥寥無幾。元人鐘嗣成的《錄鬼簿》中記載的“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己齋叟”是當朝人對其的零星記載。《永樂大典•析津志•名宦傳》云：“關一齋，字漢卿，燕人，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籍風流，為一時之冠。”賈仲明評價其為“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

在這些有限的史料記載基礎上，田漢擴展閱讀了《元史》《新元史》《元曲選》《青樓記》《馬克•波羅行紀》《唐詩》《宋詞》《中國通史》《關漢卿戲曲集》等書刊資料11，研究了關漢卿大悲劇《竇娥冤》及其相關評論文章。對元朝的政治制度、戲劇相關歷史人物、元朝重大歷史事件進行深入研究12，并判定，“在他留下的許多雜劇中幾乎無例外地可以聽到他和當時黑勢力兵鐵相擊的聲音。他是蒙古奴隸主貴族統治辛辣的批評者、揭發者、反抗者！”“是一個沉毅不屈的人道戰士！”這是田漢寫《關漢卿》的基調和準則，并最終確定了關漢卿“以戲劇做武器，為被迫害的人民而戰斗的劇作家形象”13?？v向結構角度上，全劇以關漢卿創作、演出《竇娥冤》為主線展開戲劇沖突，以關漢卿與朱簾秀的友情、愛情為副線，在一系列尖銳緊張的矛盾沖突中表現關漢卿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勇氣和節操，折射他的一生。從橫向結構角度出發，全劇共十一場，時間跨度為元世祖至正18年（1281年）深秋至翌年春天，約半年左右。中心內容為：關漢卿創作《竇娥冤》——排演《竇娥冤》——觀看《竇娥冤》。元代劇作家關漢卿路聞單純善良女子朱小蘭因抗拒惡奴凌辱而被贓官誣陷處斬。激于義憤，他在歌伎朱簾秀等人的支持下寫成了悲劇《竇娥冤》以聲張正義。演出后獲得巨大成功。場上有義士王著高呼：“與萬民除害！”這激怒了權貴阿合馬之流，他們強令關漢卿修改劇本，否則不許上演。關漢拒絕修改，決心“將碧血，寫忠烈，作厲鬼，除逆賊”，遂陷囹圄。朱簾秀深明大義，以自我犧牲的精神承擔了演出的責任，一同入獄，兩人被南北發配，終成“蝶雙飛”。

此外，從矛盾沖突的性質角度出發，郭沫若的《屈原》和田漢的《關漢卿》兩劇都屬于悲劇。用魯迅的話說，悲劇即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從而激起觀眾的悲憤及崇敬，達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兩劇通過屈原的自殺和關漢卿的被流放展現了黑暗的毀滅力量，引發觀眾的同情和悲憤?？傮w而言，兩劇都成功地運用單純簡單的結構營造了飽滿的戲劇效果。

三、語言藝術特色

劇本作為戲劇文學，同所有的文學一樣，首先是語言藝術。戲劇語言包含人物語言和情景說明兩種，其中人物語言即臺詞是展現矛盾沖突、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正如老舍所言：“精彩的語言，特別是在故事性強的劇本里，能夠提高格調，增加文藝韻味格調欲高，固不專賴語言，但語言乏味，即難獲得較高的格調。提高格調亦不端賴詞藻。用的得當，極俗的詞句也會有珠光寶色”14。

郭沫若的《屈原》和田漢的《關漢卿》都是歷史劇，所選人物生活在千年前的古代中國。郭田二人的劇本語言在具備戲劇基本語言特色的基礎上，在遣詞造句上如何處理現代觀眾接受與忠實歷史文化背景、如何處理古語古為今用值得考究。兩劇作為歷史劇界的翹楚之作，在語言藝術特色上有些共通之處。

首先，古語詞匯的代入式融合使用。作為屈原研究者，郭沫若把屈原的相關作品或直接代入劇作中，或融合為一種背景。如作品第四幕中“屈原由左首登場，冠切云之高冠，佩陸麗之長劍，玄服披發，顏色憔悴頸上套一花環，為各種花草編制”很明顯汲取自《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嵬”，以及《離騷》中“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的文化印象；再如如劇作第一幕，郭沫若將屈原的《九章•橘頌》直接轉化成為人物出場及情節展開背景——橘園，藉此表現屈原“獨立不遷”“蘇世獨立”“秉德無私”的高潔品性。

田漢則用嵌合歷史詞、文言詞的方式渲染了《關漢卿》一劇厚重的歷史氛圍，其中歷史詞多是表人名和官職的名詞，如“阿里海牙、不花王爺、禿魯渾、汝里•鐵木耳、中書省平章阿合馬等。文言詞則一般為帶有行話性質的動詞或副詞等，如“打（指撰寫）一個新戲”“馬二去（指扮演）張驢兒”“懲的（指如何）”等。此外，《關》劇的戲劇語言中還有一些詞匯修辭色彩的選擇變化，如關漢卿自稱是“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又曰“我關漢卿是有名的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檔檔的銅豌豆”。在此，“郎君”和“銅豌豆”都棄其元代的庸俗含義（嫖客），而取“郎君”風流倜儻之意，“銅豌豆”剛烈堅毅之情。這種古為今用的詞義修辭色彩變化，既避免了《關漢卿》一劇歷史氛圍的淡化，又因與現代觀眾的語義理解吻合而建構了戲劇形象的完整性。

其次，戲劇語言的詩歌化抒情化。郭沫若以《女神》詩集在詩壇立名，田漢的早期文學活動亦從詩歌起步，《義勇軍進行曲》是其詩歌風格的代表。詩歌領域的成就很明顯地滲透影響著兩人在戲劇領域的創作風格?！肚返恼Z言極富郭氏激情澎湃的詩歌風格，詩境詩韻足然。如開篇屈原出場時所吟的《橘頌》：“輝煌的橘樹呵，枝葉紛披/生長在這南方，獨立不移/綠的葉，白的花，尖銳的刺/多么可愛呵，圓滿的果子！/由青而黃，色彩多么美麗！/內容潔白，蘇芳無可比擬。/植根裸固，不怕泳雪霧霏。/斌性堅貞，類似仁人志士。”通篇韻腳為“I”，聲調對仗工整，從首句“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仄”的聲調中便可見一斑。

全詩音節和諧，押韻自然，節奏明快，聲調婉轉。以橘樹擬仁人，寫景更賦情。除卻類似的直接詩歌創作，劇中大多語言是詩化了的口語，節奏多變，句式紛呈?！蛾P漢卿》一劇中膾炙人口的《蝶雙飛》：“將碧血，寫忠烈，作厲鬼，除逆賊。這血兒啊，化做黃河揚子浪千疊，長與英雄共魂魄！強似寫佳人繡戶描花葉，學士錦袍趨殿闕，浪子朱窗弄風月。雖留得綺詞麗語滿江湖，怎及得傲干奇枝斗霜雪？念我漢卿啊，讀詩書，破萬冊，寫雜劇，過半百，這些年風云改變山河色，珠簾卷處人愁絕，都只為一曲《竇娥冤》，俺與她雙瀝長弘血。差勝那孤月自圓缺，孤燈自明滅。坐時節共對半窗云，行時節相應一身鐵。各有這氣比長虹壯，哪有那淚似寒波咽！提什么黃泉無店宿忠魂，爭說道青山有幸埋芳潔。俺與你發不同青心同熱，生不同床死同穴。待來年遍地杜鵑開，看風前漢卿四姐雙飛蝶。相永好，不言別！”全曲基本上連句押韻，語氣明快，節奏緊湊，韻腳大都為古入聲字，仄聲，音時短而力度強。句式長短交錯，錯落有致，有行云流水之神，天邊流彩之韻。

合卷概觀之，則郭沫若和田漢似同時閃爍于中國20世紀藝術蒼穹之上的雙子星。他們光芒不同卻同樣粲然迷人，兩人都擁有同樣的精神內核——愛國盡忠之心，為民請命之情。他們惺惺相惜，相互鼓勵，兩人的光芒互相輝映，豐盈了20世紀中國的戲劇星空。《屈原》和《關漢卿》這兩部歷史劇中的巔峰作，一個似夏夜電閃雷鳴的激情爆發，一個是風谷中昂首站立的蘭草，有氣節，不失清麗與風雅。各有所長，其韻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