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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非玄作者單位：南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洪深的退出是戲劇協社走向式微的轉折點，也是當時上海劇壇的一件大事，然而遍查關于洪深的研究資料和評傳，在此問題上要么一筆帶過、語焉不詳，要么一致引用洪深在其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導言》的話，來解釋退出的原因。那么事實真的如此嗎？或許，深入探究個中原委，對于完善洪深的經歷、深入理解現代戲劇社團的興衰等問題，有所裨益。

一、疑惑重重：當前關于洪深退出戲劇協社的記載

1．洪深關于退出戲劇協社原因的自我陳述

關于洪深退出戲劇協社原因的記載，人們通常引用的是洪深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導言》（《導言》又名《現代戲劇導論》）中的一段話。這段話說，1928年，戲劇協社的一些社員抱著高興主義的態度演戲，導致社團內管理退步，“可是同時一部分社員的劣根性都拿了出來：鬧意氣，爭地位、搶主角、不盡本分、不肯刻苦（排戲須用汽車接送了），對于戲劇，完全抱著高興主義（我是高興才來玩玩的，那個敢再提起紀律）！”[1]P84洪深將此事以及學生觀眾減少的情況告訴包天笑，包天笑說協社本來已經成了一個新式的票房，有錢的大爺們高興的時候，聚在一起玩玩而已。洪深聽后非常痛心，“至此他才明白，單有一些實踐的舞臺技術是不夠的，是必然會走到新式票房那條路上去的，戲劇運動便完全沒有意義了！洪深在這時候，失去了自信心，他覺得協社的無望，也覺得他自己不能夠領導中國的戲劇運動了。這個說明了十七年冬洪深毅然脫離戲劇協社，而加入田漢領導的南國社的原故。”[1]P86由這段話可知，社中的部分成員抱著“高興主義”排戲，協社成為了新式票房，從而導致洪深失去希望和自信并退出。依此推斷，洪深認為，他的這次退出主要是從“純藝術”角度考慮的。

2.洪深在自己退出協社將近7年后的這段話，有兩處值得推敲

首先，洪深認為1928年時戲劇協社的部分成員抱著“高興主義”排戲，導致他非常失望。這與協社的另外一個重要成員應云衛的說法有很大的不同。應云衛在《回憶上海戲劇協社》文中認為：“一九二七年后洪深轉向電影工作方面，并執教于復旦大學，漸漸和協社脫離。”[2]P67就是說，洪深退出緣于有了其它工作。其次，洪深失去自信、覺得不能領導中國的戲劇運動。那么，究竟是對戲劇協社失去自信，不能通過領導戲劇協社而領導戲劇運動？還是說對自己整個的戲劇活動、理念失去了自信，并且不能領導當時的整個戲劇運動了呢？從洪深退出后的舉動看，似乎應該是前者。洪深退出后，旋即組建了“劇藝社”，這一點可以從馬彥祥《洪深論》的“洪深退出戲劇協社，籌組劇藝社”[3]得知，并且當時的《時事新報》也有記載，“此次洪深先生，竟然脫離了戲劇協社，馬上又同他的一些同志組織了一個劇藝社”[4]。組建劇藝社后，旋即公演了他的成名劇《趙閻王》和翻譯劇《凱撒大將》①；并且在公演中自己花錢、大賣力氣，用南國社閻折梧的話說就是：“以一個極枯燥、極吃力、極偏重的劇本———《趙閻王》———洪深先生不惜花去幾百元、費了無數精神、耗去要多腦力，來自編自排自演自說自任那《趙閻王》主角，而差不多更演了六幕的獨腳戲，實在可以看出他那對戲劇的熱力和苦心。”[5]同時，洪深還在編排《時事新報•戲劇運動》欄目。從這一系列的舉動可以看出，洪深并沒有對整個戲劇活動失去自信，并沒有對自己領導中國的戲劇運動產生多大懷疑，只不過是他認為自己不能通過領導戲劇協社而完成上面的任務。我們知道，洪深沒有退出前是戲劇協社的主任，他可以名正言順地去改變戲劇協社部分社員的“高興主義”、改變戲劇協社成為新式票房的現狀，從而不至于失去自信、失去通過戲劇協社來領導戲劇運動的理想。但他對協社失望、失去自信而沒有去做，為什么呢？按常理推斷，應該是作為主任的洪深已經同社里的一些成員發生較大的摩擦、矛盾，而無法領導戲劇協社了。是否如此呢？顧仲彝在《戲劇協社過去的歷史》中的陳述似乎印證了這個推斷，文中說：“戲劇協社同時又逢到極不幸的內訌，有一部分社員因此脫離，內憂外戲劇學社的洪深患，交相逼迫，于是社務停頓將近一年。”[6]作為洪深的好友、以及戲劇協社的成員②，顧仲彝指出“內訌”乃是洪深和其他一些成員退出協社的原因，其真實性應該是比較高的。總之，在當前關于洪深退出戲劇協社的所有文獻中，只有洪深、應云衛、顧仲彝提供的這三種說法，但這三種說法各不相同，無法據此下定論。而與洪深和協社關系密切的歐陽予倩、汪仲賢等，卻在相關的回憶錄中對此問題一筆帶過。那么，具體的歷史情況是怎樣的呢？

二、派別內訌：洪深退出戲劇協社的重要原因

如果翻查1928年冬到1929年春報刊可以發現，“內訌”是洪深退出戲劇的重要原因、或者說是直接原因，這與顧仲彝所說的基本相同。一個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時事新報》在1929年1月25日預報重組的戲劇協社公演的文章里說：“戲劇協社停止公演，為日已久，十七年年底本有一《卞昆岡》之排演，后以內部發生糾紛，致遭停頓。”[7]所謂的“內部糾紛、致遭停頓”，其實指的就是內訌導致洪深等一批社員退出，協社因此暫時停頓之事。當然，需要深入發掘的是，內訌的直接導火索、深層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內訌的直接導火索是1928年協社排演

《卞昆岡》時出現的洪深與陳憲謨之間的摩擦沖突。關于陳憲謨與洪深摩擦之事，陳憲謨在洪深退出協社后、協社陷入困頓之時，在《報報》登文《戲劇協社散了嗎？》，詳細敘述了自己與洪深之間的摩擦：查此次誤會之所以發生如此神速，內容固甚復雜，但爆發點余未能諱罪。因《卞昆岡》劇中派余充一角色，余因職務關系，實有未便，且于第一次排演時，在歐陽公館中，訂明下午二時，竟至五時尚未練習，余因不能久候，旋即他去。當時即有兩位某大學之女學生姍姍而來，傲然自足，使余一見其人，即有退避三舍之念。遂有十六日《時事新報》上運動與游藝欄內之正誤一則，題目為《陳憲謨未允加入協社表演》，竟惹惱了洪老先生大發牢騷，貿然求退，所以有協社解散之聲浪更濃。[8]可見，摩擦的直接導火索就是，陳憲謨對于排演《卞昆岡》的兩名女學生“遲到”、“傲然”十分不滿，遂退出原本答應的參演，從而導致洪深大怒。如果說，用當事人的陳述作為證據可能存在“諱言”情況的話，那么當時的《海報》上也有人撰文《洪深脫離戲劇協社之內幕》談到此事，并且更為詳細：自愿擔任飾“主角《卞昆岡》”，在預備的當兒，往商于錢劍秋女士，但是錢女士自從法科大學畢業后，在某律師處為幫辦，公事冗忙，不能加入擔任任何角色，可是女角缺乏，后來由洪深邀請復旦二女同學加入。這二女士很有志于研究戲劇，加以洪深的邀請，所以就慨然允許。陳憲謨本來已允許也在《卞昆岡》中擔任飾角，不料消息發出，各報刊發后，陳憲謨忽然反汗，在報上大登廣告，否認其事。而其廣告最使洪深不堪的幾句，就是所謂“深致不滿于某大學女生加入表演”等語，復旦二女士見后，即詰問洪深……這一下真使洪深難堪之至……這樣一來《卞昆岡》竟患難產，終無公演之日，洪深再四思維，遂決定脫離戲劇協社以謝友人。[9]如果說作為小報的《海報》、《報報》，其文字還不是很可靠的話，那么可以從大報上來佐證這兩段文字。查陳憲謨提到的《時事新報》上《正誤》一則，確有其文，只不過不是登載在1928年12月16日，而是15日，但內容與陳先謨所述相同，該文如下：“十一日本欄載有戲劇協社本期公演《卞昆岡》一劇，老同志有陳憲謨加入表演語。茲據陳君自述，實未興聞其事，因職務關系，不便加入，對此次新加入該社表演之某大學女學生，尤見不滿，現已退出去。”[10]可見，這兩個小報并非是為了爆料而信口開河，所登的這兩段文字還是具有較大可信度的。通過上面所述，可以確定一點，即洪深退出的直接導火索就是：洪深因為陳憲謨退出飾演《卞昆岡》，且自己所邀請參演的復旦二女生受到陳的指責，使得兩人之間發生劇烈摩擦，洪深于是憤而退出協社。這中間尚存疑問的是，二女生是否真的排演時姍姍而來？不過這一點已經不重要了，二女生排演只是摩擦爆發的觸發點而已，因為陳、洪這次摩擦只是表面現象，派別爭斗引發內訌才是其深層原因。

2．內訌的深層原因：派別已成

通常情況下，如果只是因為復旦二女生的一次排演遲到就導致陳、洪二人相互指責，似乎有些小題大作。首先，對于陳憲謨來說，洪深乃是協社的主任，在當時上海的文藝界中名氣也比較大，他沒有必要同洪深就一小事鬧僵；其次，對于洪深來說，戲劇協社最初的創辦人谷劍塵、陳憲謨、應云衛三人親自將主任一職讓于他，洪深也為戲劇協社傾注了大量心血，且靠戲劇協社一舉成名，似乎也沒有必要同陳憲謨就一小事鬧僵。因此說，洪、陳兩人因一小事發生摩擦，深層原因在于協社內部的派別爭斗。當洪深、陳憲謨兩人發生摩擦在報紙上大登廣告之時，有些新聞媒體已經指出了背后的原因，上海的《新羅賓漢》于1928年12月10日登出了一則署名“偵探”的《應云衛是洪深的工具》一文，如下：此所以谷劍塵要宣告脫離也。戲劇協社自表演《少奶奶的扇子》后，異軍突起，儼然執海上素人演劇團之牛耳，不謂近數月中，該社內部忽生暗潮。谷劍塵本系發起人而有脫離之消息，谷君且有一文刊之《明鏡報》中，惟詞意閃爍，殊非實在。茲經敝探用盡腦筋，細加訪問，知其內幕因洪深利用應云衛收為自己之工具而起。緣洪深嘗向外界宣傳，戲劇協社社員約有三派：一為歐陽派，以歐陽予倩為首領；二為洪派，以洪深為首領；三為元老派，以谷劍塵為首領，應云衛、陳憲謨等皆為部下健將。而洪深以歐陽派在社中無甚勢力，為其敵者厥惟元老一派，元老派中，尤以應某為最活躍，故欲打破元老派之均勢非竭力聯絡應某，收為己用不可。念年前江灣某大學舉行二十周年紀念會，有排演新劇之舉，洪遂利用機會，拼命為應某宣傳，并授以種種排演方法，表演后，幸能一舉成名。至是應某以洪先生予與機會得拔有名排演之頭銜，深為感戴，遂忘其昔日師事谷某及谷某在少年宣講團多為提挈之恩，而竟甘為洪派之用。

本年春間，谷某攜其新編劇本來滬，欲求該社排演，不知何人從中阻撓，拒不召集議會，以致谷劇不能付排。近以應云衛是洪深的工具一語，在我報界中甚囂塵上，不謂竟入谷某之耳，谷某以是甚疑所編劇之不能出演于戲劇協社，系與應某有關，遂表示消極，宣告脫離，雖然谷劍塵之量亦太窄矣。[11]該文行文用語，不脫小報“爆料”、“挖內幕”特點，對于洪深、谷劍塵、陳憲謨、應云衛之間關系的描寫，確有夸飾之處，但有兩點值得回味。一是，該文認為至1928年協社內部已經形成了三派———元老派、歐陽派和洪深派，并且這種劃分是洪深對外宣稱的。二是，谷劍塵因為不滿自己的劇本未能排演，而于洪深之前宣告脫離協社。

首先，洪深是否如文中所說向外界宣布協社有三派，現在尚無法找到其它的文字記錄，但協社內部派別已成確為實情，這可以從其它大報的文字加以佐證。洪深并不是悄無聲息地脫離了戲劇協社，而是在《時事新報》1928年12月17日第1張第3版明文登載脫離聲明的，聲明如下：洪深自即日起脫離戲劇協社，特此聲明。洪深對于此次以友誼邀請幫助表演《卞昆岡》諸君鄭重道歉，聲明脫離戲劇協社：茲因個人等事務繁冗，對于戲劇協社社務無暇兼顧，特此登報聲明，自即日起脫離關系。謹啟。錢劍秋、王毓清、應云衛、孟君謀、王梨云。[12]該聲明一開始，就向“以友誼邀請幫助表演《卞昆岡》諸君”道歉，這似乎印證了前面梳理的洪、陳摩擦的導火索，但聲明筆鋒一轉，將脫離的原因歸于“事務繁冗”、“無暇兼顧”，這是真實的原因嗎？不可否認，宣布脫離時的洪深兼任多項工作，既要教書，又在《時事新報》“戲劇運動”欄目中擔任編排人，同時還要排戲。但如果以此來推斷洪深退出緣于忙碌，似乎不太合情理。因為，作為協社主任的洪深，寧愿為“戲劇運動”欄目忙碌也不愿意為協社忙碌，豈不令人生疑？此外，在17日宣布退出的第二天，《時事新報》就登載了洪深的《南國社公演閑記》一文，文中說：“南國社這次借梨園公所表演，十五日下午第一場，晚間第二場，十六日下午第三場，晚間第四場。這四場我都看了……”[13]既然“這四場我都看了”，而且還花時間寫文，說明洪深這段時間還沒有到“事務繁冗、無暇兼顧”的地步。這說明，該聲明應該是有所難言之隱而閃爍其詞，而這難言之隱不可能是跟陳憲謨的摩擦，因為這早已在報紙上披露。因此，此難言之隱很可能就是協社內部派別已成、糾紛不斷，洪深在脫離之時或者顧全大局、或者不愿撕破臉面，而用了一個婉轉的理由宣布退出。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洪深發表的這個退出聲明后面，錢劍秋、王毓清、應云衛、孟君謀、王梨云聯名退出。如果沒有派別的話，那么為什么洪深的退出聲明后，綴了應云衛等人的名字呢？更有意思的是，《新羅賓漢》登載的披露協社內部“洪派”諸成員的《應云衛是洪深的工具》文章，寫于1928年12月10日，而洪深與錢劍秋、王毓清、應云衛、孟君謀、王梨云等集體聯名退出則是1928年12月17日，不但時間上符合邏輯，而且重要人員也大致相同。因此，《新羅賓漢》上關于協社派別的分析，具有較高的可信度。當然，也有其它說法，如《海報》所說：“而其他社員也不愿意卷入漩渦，且亦深表同情于洪深，也隨之而退出了。”[9]如果以此來解釋應云衛等數人聯合退出的話，那么，當初大力介紹洪深入戲劇協社的歐陽予倩、汪仲賢，以及洪深介紹加入戲劇協社的顧仲彝為什么不同情于洪深，而一起或隨后宣布退出呢？其次，《應云衛是洪深的工具》中所說的，谷劍塵因為不滿自己的劇本未能排演，而于洪深之前宣告脫離協社，尚無法完全確認。因為，現在尚無文字證明洪深、應云衛曾拒絕排演谷劍塵的劇本，但谷劍塵確實于洪深先脫離協社，并且對洪深極為不滿。谷劍塵也曾在《新羅賓漢》上發文《洪深也有失策的一天嗎？》，對洪深所說的一些觀點和行為大肆抨擊，該文節錄如下：人謂協社現象非佳，勢必有若干人繼余脫離，并一致推崇余有先見之明，到底比別人先走一步也，余亦惟一笑置之耳。雖然，余于后余脫離協社之六人中，對于向所擁護愛戴、平素在宣傳中加以“留美戲劇專家”之崇銜，而人亦盛以“留美戲劇專家”、一致敬佩自命為“勇于任事”（見《報報》陳作《戲劇協社散了嗎？》洪致陳函語）之洪深先生，乃不無疑義焉。戲劇協社素無派別，而洪深先生必欲派別之。戲劇協社向無大小偉人之稱，而洪深先生必欲大小偉人之，使有派與派之間而自相水火，使有大小偉人之間而名趨極端，致使余以“棘手”兩字為言，要求與余冒雪沖寒艱難締造（參戲考《劇本匯刊》一二集序文）之戲劇協社卸脫社員之資格。余不靠藝術吃飯，而洪深先生則嘗以靠藝術吃飯者，余可以脫離富有藝術之劇社，洪深先生宜若何維持其態度而絕不脫離。然而可怪者，乃洪深先生早知協社諸多棘手不脫離于余之前，而脫離于余之后也。且脫離即脫離耳，急流勇退，古有明訓，更不必非用“倒”之一字，自以為有倒之資格，名之曰“倒洪運動”，洪有倒之資格乎？戲劇協社果有倒洪運動乎？執路人而問之，皆曰不知其可，倒洪云乎哉？……此誠洪深先生之失策也。亦更有進者，洪深先生既自畏“勇于任事”，則陳君憲謨退出擔任《卞昆岡》劇中之演員，亦正可以錢、王女士未允許加入表演，一般另行支配角色，何勇于任事之洪深先生竟不勇而挹，如余之消極耶？若謂陳君在《時事新報》所發之消息，實令洪深先生對于某某二女生發困難，則困難之事何地無之，何館無之？拿革命的精神打破困難是真英雄，大偉人（注意此三字，以帶雙關也）。斯言也，固不足以語，自稱“勇于任事”之洪深先生，必當勇于與環境奮斗，至完成《卞昆岡》之表演而止。表演成功之后，再向各方布告脫離，則人無不尊之敬之曰：“洪深先生誠不愧為‘勇于任事’者”。反之，余欲無言矣。[14]在該文中，谷劍塵言語之間鋒芒畢露：洪深說戲劇協社有派別，谷劍塵就反駁；洪深說有“倒洪運動”，谷劍塵也反駁；洪深平時說自己“勇于任事”，谷劍塵亦反駁。盡管谷劍塵的抨擊并非一無是處，但其文句之中的怨氣也顯而易見。遙想1923年洪深初入協社時，谷劍塵以主任一職相讓的親密，對比此時內心的憤怒，這種怨氣顯然也非一日、一事所累積。若按照谷劍塵所說，協社內部真無派別的話，對于洪深離去沒有必要用如此刻薄之語耳！以此可見，《應云衛是洪深的工具》中關于谷劍塵先于洪深退出確有此事，該文在這一點上真實度也是比較高的。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確定，即使是戲劇協社內部的派別爭斗沒有像《應云衛是洪深的工具》所說的那樣明顯、激烈、庸俗，但協社內部小團體現象應該是存在的，這大致可以表述成“派別已成”，而這也正是協社內訌的深層原因。

3．派別內訌的目的：重新確立權與名的歸屬

如果認真品讀谷劍塵的《洪深也有失策的一天嗎？》一文，可以發現，谷劍塵認為洪深有三處做的不對：一是，洪深在協社內搞派別；二是，洪深將協社成員以大小偉人劃分，且自認為是“大偉人”、“勇于任事”；三是，洪深認為自己才是為藝術而演戲，而谷劍塵不是。這三點集中起來就是，谷劍塵認為洪深以藝術、非藝術標準，大小偉人標準來樹立個人權威，排除有礙于個人權威的成員，于是提前退出協社。洪深退出之后，戲劇協社重組，原來退出的谷劍塵重回協社任劇務主任，并且協社也在《時事新報》公演聲明中將洪深定義為“想包辦戲劇、想獨攬協社功績的野心家”，茲節錄該聲明部分內容如下：戲劇協社停止公演……頃據該社宣稱，自經一月二十日之會議后，暫設臨時干事會為過渡辦法，公舉汪仲賢、陳憲謨、歐陽予倩夫人、潘仰堯、杭石君、谷劍塵、趙秉章為干事，并推谷劍塵為劇務主任，趙秉章為事務主任，汪仲賢為排演、遴選劇本進行公演事宜，茲錄該社最近宣言于后：……雖然在最近我們幾乎為了抱著野心的、想包辦戲劇者的陷害，栽了一個大筋斗，可是我們的腿腳、甚至是呼吸幸而不受他的影響，所以我們終于鼓起奮斗的精神，從新爬起來、吶喊著集合忠實的同志在一條戰線上開始我們的工作了……同志們，承認我們———戲劇協社———對于戲劇運動是有過功績的吧，這功績是團體的功績，絕對不是一個人或是三兩個人的功績吧，當然不會像那盲于目、盲于心的人會說團體的功績即是個人的功績，而起來叫好去瞎捧個人的吧。同志們，看吧，我們并不因為少了一個自認有功績的人從此不起來了，我們的吶喊停了嗎？[7]從谷劍塵對洪深的批評和最后谷劍塵重回協社當了劇務主任，可以看到，這次派別內訌目的主要是重新確定“權”與“名”的歸屬。至于“是否為藝術”也許是造成派別已成的一個原因，但絕不是派別內訌的主要原因和目的。

三、反思

總結：通過前面的梳理和推斷，洪深退出戲劇協社的原因應該如下：洪深和陳憲謨的摩擦是直接導火索，而協社內部派別已成，為名、權的歸屬發生內訌是重要原因，至于說洪深自述的協社有成員抱著高興主義來演戲、自己失去信心而退出，可以作為附帶的原因。通過洪深退出戲劇協社的深入探究，筆者以為有必要反思三個問題。

1．陳美英《洪深年譜》關于洪深退出的時間、緣由值得再商榷

陳美英《洪深年譜》1928年10月條目中，引用馬彥祥《洪深論》（刊1931年4月10日《南京日報》副刊《戲劇運動》第3號）及洪深《現代戲劇導論》，認為洪深于10月退出戲劇協社，籌組劇藝社。但隨后又在12月條目中引用洪深《現代戲劇導論》里的話，認為洪深退出戲劇協社是1928年冬。③這里，年譜自身就有些自相矛盾，如果洪深退出是在10月，那么一般此時還不稱為“冬”，如果是在“冬”退出，那么前面的10月就有問題。可見，作者自己也拿不準詳細時間。而韓斌生在《大哉，洪深洪深評傳》的附錄“洪深年譜”中，明確寫定洪深退出戲劇協社是1928年10月，④則顯然更需要再商榷。根據前面的討論，筆者以為，洪深退出的時間應該按照洪深在《時事新報》上登出的聲明為準，即1928年12月17日，而退出緣由則如前面所總結。如果為洪深退出前后做一個事件編排，以補充《洪深年譜》不足的話，大致如下：1927年末，洪深在為江灣某大學排演新劇時，大力為應云衛宣傳并授予種種排演之法，應云衛于是站向洪深一方（存疑⑤）。1928年春，戲劇協社沒有同意排演谷劍塵的劇本（存疑）。1928年冬，上海報界傳應云衛已成洪深工具（存疑）。1928年冬，谷劍塵退出協社。1928年12月10日，《新羅賓漢》登載《應云衛是洪深的工具》一文，認為協社內部分為“元老派”“、洪派”和“歐陽派”。1928年12月15日，陳憲謨在《時事新報》刊登《正誤•陳憲謨未允加入協社表演》一文，宣布退出飾演《卞昆岡》，并指責洪深邀請參演《卞昆岡》的復旦二女生排演遲到。1928年12月15—16日，復旦二女生就陳憲謨之文詰問洪深（存疑）。1928年12月17日，洪深在《時事新報》登載“退出聲明”，借口“事務繁冗、無暇兼顧”正式退出戲劇協社。1928年12月18日，洪深在《時事新報•戲劇運動》欄目中發文《南國社公演閑記》，顯示自己并非“事務繁冗、無暇兼顧”。1928年12月25日，陳憲謨在《報報》上刊登《戲劇協社散了嗎？》一文，陳述自己同洪深摩擦的原因及始末。1929年1月1日，谷劍塵在《新羅賓漢》上登載《洪深也有失策的一天嗎？》一文，怒斥洪深意欲使協社有派別、有大小偉人之分。1929年1月22日，《時事新報》登文《戲劇界之新生機》，可以看到洪深自退出后旋即組建劇藝社，并公演《趙閻王》、《凱撒大將》。1929年1月25日，《時事新報》發表《戲劇協社進行公演》聲明，重組后的戲劇協社由谷劍塵任劇務主任，并定性洪深乃是想包辦戲劇、想獨攬協社功績的野心家。

2.內部關系的梳理也是研究現代戲劇社團興衰離合的重要方面

通過對洪深退出協社整個過程和原因的探究，可以看到，現代戲劇社團內部的人際糾紛對其興衰離合有著重要影響。在洪深初入協社時，內部重要成員谷劍塵、陳憲謨、應云衛與洪深關系融洽，協社也因此公演影響頗大的《少奶奶的扇子》、《第二夢》等劇，并且實現了男女合演，使得戲劇協社在當時上海的新劇界堪執牛耳。然而，協社卻因為派別內訌而使得洪深等一批成員退出，協社也因此一蹶不振。那么，這種現象僅僅是個特例，還是其它社團、劇團也存在呢？如果追溯到民初新劇發展的初期階段會發現，很多新劇社團經過短暫的輝煌后銷聲匿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內部人際關系出現了問題。在民初時，春柳社到上海演出不久，就是因為內部黨爭導致其在陸鏡若死后四散，《菊部叢刊》中義華之《春柳之經過》一文記錄甚詳細，其中有文字：“（民初，春柳社）初開時，營業頗佳。其后，劇人意見不同，各樹一黨，四分五裂。陸鏡若、馬絳士為一組，蔣鏡澄、姚鏡明又一組，歐陽予倩、吳我尊又一組，管小髭獨立一黨，各相傾軋……及陸鏡若死，團員渙散，春柳自此告終。”[15]當時，除了春柳內部黨爭之外，民興劇團內部與其類似，而新劇奠基人之一的鄭正秋，之所以離開新民劇團到漢口演出，也是因為無法接受內部復雜的人際關系。[15]這種情況到了話劇發展較成熟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依然存在。除了戲劇協社因為內部人際糾紛而導致一批重要成員退出外，后來的黃佐臨退出劇藝社也有一部分原因出于此。⑥可見，人際糾紛、黨爭內訌，有時候是現代文學社團的興衰離散，成員之間勞燕分飛的重要原因。然而，長期以來，現代戲劇社團興衰離合的研究，更側重于剖析內部成員之間文學主張與觀念的異同。與之相較，從社團內部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入手，來剖析社團之興衰離合的研究并不多，即使是關注了內部糾紛，但通常也要落腳到文學觀念的差異上。這種研究方式值得反思。不可否認，前一種研究固然非常重要，因為戲劇史的研究應該強調從“文學”的角度展開。但是，也不可否認，后一種研究有時候也是必要地，因為戲劇史研究也可以從純粹“史”的角度展開，更何況，有時候社團的衰敗離散并不都是因為文學主張和觀念的差異與沖突導致的，而恰恰是內部成員的“黨爭”“、內訌”等導致的。當然，有人會認為這種研究有“挖黑幕”之嫌，或者說離“文學”太遠。但是從另一角度看，這種研究有時候離“史”很近、離事實很近；此外，此類研究對于還原文學史之復雜性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似乎應該借鑒一下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文人之間的郊游宴飲、酬唱答謝等文人相互之間的交往與互動，經常是考辨梳理的對象，既然古代文學研究中可以如此，為何現代戲劇研究不可借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