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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宋宇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文學院

作為中國現代話劇的奠基人，田漢為我們呈現的是一個中國現代話劇從“五四”走向革命，從“革命”走向“共和國”的成長歷程。同時，在人物的塑造與渲染方面是一種譜系式的動態呈現，這種譜系是全面而又深入的，尤其是對于女性的關注，值得我們進行認真的挖掘和深刻的反思。這種關注是源于一種生活的經歷所給予田漢的潛意識，也形成了田漢話劇的豐滿的藝術張力和社會現實呈現力。該文以田漢的生活為源頭，挖掘潛隱在藝術人生之后的人生藝術，和這種藝術中所表現的“母愛情節”和“女性關注”。

藝術的創作是源于生活的，我不同意的劇作家的作品都是一種自我生活的再現，但是我肯定生活的經歷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劇作家的創作理念和觀察視角。縱觀田漢的話劇作品，全面而有深刻的女性形象呈現是值得我們深刻的挖掘和研究的，透過女性的形象描寫和成長歷程我們看到的是時代的全面圖景和演變歷程，這種寫法我命名為一種“透過女人看時代”。接下來筆者就對田漢的生活經歷和他作品的創作理念的關系為出發點，挖掘其話劇作品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對于“女性關注”和“母愛情節”的完美呈現。

田漢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湖南長沙縣東鄉茅坪田家塅”的一個貧農家庭，九歲喪父，靠母親幫傭為生，母親易克勤含辛茹苦的撫養田漢兄弟三人長大，這種“無父有母”的童年的經歷使得田漢，對于“女性”和“母愛”有著深刻的觀察和依賴。

在《獲虎之夜》中的“祖母”“魏黃氏”，《麗人行》里的“劉母”，我們都會看到那在亂世中的“母愛”的閃光，“這破落的慘境中的一絲溫存”是田漢悲劇藝術中人道主義的溫馨一瞥，我認為更是田漢的一種感恩和寄托。相比之下《咖啡店之一夜》的白秋英和《關漢卿》中“朱簾秀”的“喪父離家”“喪父賣身”的“無父之苦”和《獲虎之夜》中的“魏福生”《，麗人行》中的“王仲原”的“惡父之兇”則是田漢本人對于“喪父苦悶”的抒發以及對于“父權”“和男權”一種潛意識的控訴。“幼年喪父”的經歷我們不禁會想起同時代的茅盾，同樣有著一種缺失父愛的“男性缺陷”和對于偉大母愛的“女性依賴”，但是我特意要提出一點，茅盾的“女性依賴”是有一個相守一生的妻子朱安來呈遞的，而田漢的中年喪妻無疑使其對于女性的依賴成為一種幻滅，妻子“易漱瑜”在1925年的病逝成為了田漢不可名狀的痛楚，而體現于作品中的愛情描寫，即是一種反向的有意彌補。

我們會看到從1920年的《咖啡店之一夜（》“白秋英”和“李乾卿”），1921年《獲虎之夜》（蓮姑和黃大傻）中的失敗愛情和愛情悲劇走向一種25年之后的作品類似，《回春之曲》（“梅娘”和“高維漢”）《、麗人行》（“梁若英”和“章玉良”）《關漢卿》（“朱簾秀”和“關漢卿”）中的圓滿愛情歸宿的渴望與向往。

縱觀田漢的話劇創作，我們不難發現，田漢的女性視角，女性體驗和女性關注。無論是作為故事情節的線索人物（《梅雨》中的“潘阿巧”，《獲虎之夜》中的“蓮菇”），起因人物（《關漢卿》中《竇娥冤》劇本的原型人物被“忽辛”殺害的“朱小蘭”），還是主人翁（咖啡店之一夜的“白秋英”），每一個劇作都會讓我們發現一個女性，關注一個女性，當然像《麗人行》這個以三個女性（進步的共產主義革命分子“李新群”，陷入迷途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梁若英”，受壓迫的無產階級失業工人“劉金妹”）在抗日戰爭中的上海的成長歷程作為故事主線的作品更是田漢的對于女性視角的最為明顯的關注和和最為成功的實踐。

從最早《梵峨璘與薔薇》中追求“真愛情”和“真藝術”的鼓書藝人“柳翠”（追她的琴師），《獲虎之夜》中天真純樸，敢愛敢恨的獵戶之女“蓮菇”（追流浪漢黃大傻）；《咖啡店之一夜》中為尋真愛離家出走獨闖上海的白秋英，《梅雨》中承受壓迫但追求進步，敢于反抗不當順民，高唱“不就是晴天了嗎？”的“阿巧”（潘順華之女）；《回春之曲》中為愛癡狂，因愛革命，不畏困苦，忠貞不渝的華僑之女“梅娘”；到《名優之死》中曾是勤學苦練，小有名氣后被小報記者王梅庵和流氓紳士楊大爺的吹捧和引誘下迷途忘本，丟了“玩意兒”，失了藝德的坤角青衣“劉鳳仙”，《麗人行》中失望于革命，安于富貴，茍且偷生的“梁若英”和迫于生計，走向墮落甘當妓女的失業女工“劉金妹”；再到《關漢卿》中聰慧干練，不畏強權，敢于反抗，追求真理的富有時代氣息和民族氣節的古代女子“朱簾秀”，這一個個活靈活現的女性形象，為我們呈現了五四以來到解放戰爭勝利中國女性的全景描繪。而貫穿與這些中華民族的善良女性中，我們看到了戰亂中女性的苦難和男權社會對于女性的壓迫，女性的反抗和追求和“解放不得”之后的迷失與墮落，直至最后走向成熟，走向自由，走向解放，走向光明的美好前景。而作為田漢為我們所呈現的這種“五四”以來中國女性的成長歷程，同樣也是我們中華民族一種成長歷程的折射，獨特的女性立足點使得這種呈現更加敏感，更加真切，更加富于戲劇性（能讓觀眾意味深長地看下去）。

當然田漢有作為一個詩人的浪漫情懷和作為一個革命斗士的激情與豪邁，對于“女性的解放”與他所追求的革命勝利一樣是樂觀的，所以我們看到了在戲劇結構安排中類似《名優之死》中的“劉鳳仙”后來的迷途知返，但求恩師“劉振聲”“醒轉來”“我變什么都依你”，《麗人行》中“梁若英”在黨的關懷和家人的召喚下和進步革命分子“章玉良”和好如初與腐朽落落后的資產階級生活告別，“劉金妹”在李新群和工友的幫助下，告別墮落，從良踏上新生活等等類似情節的有意安排。最終我們看到了“朱簾秀”——這個田漢描述的最為進步，近乎完美的時代女性形象，她是一個模范，更是一個“五四”以來女性解放運動的航標。

母愛的閃現、男權的批判、女性的視角貫穿了田漢的話劇創作，這是一種生活經歷的影響，也是田漢對于女性的潛意識的關愛與專注的潛隱呈現。這種“透過女人看時代”獨特寫法為田漢的話劇作品的藝術魅力增添了一個奇異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