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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父權的質疑

(一)農村兒童

隨著電視在全國的迅速擴張，農村兒童受電視影響的程度逐漸加劇。而且，由于他們的父母相對城市家庭而言，文化程度偏低。兒童受電視的影響更大。施拉姆的研究表明。父母文化程度是兒童受電視影響的重要因子之一：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孩子在父母的表率下。比其他孩子要少看電視。由于農村父母的文化程度明顯低于城市，生活規范和自我完善機制都無法與城市父母相比，并且在生活習慣上更多依賴于電視。農村兒童在較為松懈的管制下。面對電視更缺乏抵制力。除此之外，農村兒童比城市兒童接觸其他娛樂方式的條件要少得多，對于電視的依賴要超過城市兒童。因此，電視在塑造農村兒童認知力方面具有更強的影響力。

(二)城市兒童

1976年以前，電視機主要集中在城市。1975年城鎮人口1.6億，大約平均每400人擁有一臺電視機。受普通家庭擁有電視機總量和當時節目供應等條件的限制，電視對大眾尤其是對兒童的影響相當有限。改革開放以后，電視的發展首先在城市取得突破。1985年。全國城鎮居民每百戶黑白電視機擁有量為66.86臺，彩色電視機為17.21臺。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擁有電視機。在美國，“在電視普及的早期，擁有電視是地位的象征。那些沒有錢購買這一奢侈品的家庭，即使節衣縮食也要買上一臺”。這種情況也同樣在中國反映出來。因為電視最初是屬于限量配給的高檔消費品，所以，普通家庭獲得購買自由以后，把電視首先當作一種地位的象征。施拉姆在研究中發現，當時北美“有孩子的家庭購買電視機的可能性是別的家庭的兩倍。電視成為孩子們最大的。并且是惟一的最重要的娛樂來源”。

對于兒童來說，到10歲左右，才具備自主閱讀印刷媒介的能力：相反。他們在6～9個月就開始注意媒體。因此，主要由聲音和畫面組成信息流的電視，就對兒童具備了影響的潛能。研究表明“6個月大的嬰兒只是偶然性地注視電視節目：但是如果電視一直開著的話，1歲的孩子實際上能堅持收看12％的節目：在2到3歲之間兒童的收視時間有顯著的增加，從25％上升到45％，在4歲之前，兒童就能看55％的時間，即使他們呆在一個有許多分散注意的玩具和游戲的房間里。”1992年，全國城市兒童接觸電視的日平均時間為36.3分鐘，1996年為41.54分鐘。2002年廣州、上海、濟南和哈爾濱等4城市的兒童少年中。平均每天看電視時間不到1小時、1～2小時、2～3小時和超過3小時的比例分別為32.5％、46.0％、15.4％和6.1％。電視逐漸成為兒童接觸最多的媒介。因此，電視成為家庭、學校和同齡群體外，一種新的獲得知識的重要途徑。

(三)取代“父親”

在傳統宗法社會中，父親在家庭中處于核心地位，對兒童起支配作用。因此，一般的家庭氣氛冷淡，兒童較多地依靠母親。害怕父親，在父親面前有挫折感。相對而言，“母子之間的親情較之父子之間更為自然”。母親對兒童的性格塑造具有關鍵作用，父親則在更多體現在行為方式和知識的傳承上。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兒童通過觀察他們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行為而習得社會行為。父親一般來說是無可替代的行為模仿對象。此外，這種教育是以印刷媒介為介質傳播的，首先必須進行口耳相授。因而。父親決定著兒童的學習，地位不可撼動。

電視的出現打破了這種認知格局。電視聲音與畫面結合傳播信息的方式，既有別于劇情類的電影，也與印刷媒介有著顯著區別。它不再對識字水平有較高的要求。通過畫面、話語、音樂、色彩等元素，即可傳達信息。電視普及以前。城市兒童在尚未具備閱讀能力的情況下，家庭教育主要由父母傳授科學知識和社會經驗，并在父母的陪同下觀看電影。此后，電視能夠使兒童在父母缺席下，單獨完成知識與經驗的獲取。他們模仿電視中的人物行為，并在與同伴分享中完成行為的習得。這樣。電視具備了取代“父親”在傳統家庭中地位的功能，并賦予兒童質疑父權的途徑。在家庭中，父親受單一崇拜的格局隨之被打破。這樣，電視就動搖了作為宗法社會體系最小單元的家庭。

二、農民：宗法的最后守衛者

自農耕文明起始，農民就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而且儒家文化正是建立在農業生活的基礎之上。因此，農民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改變。將是考量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向度。

(一)農民與現代性

大眾傳媒對農民的影響。也是西方學者研究傳媒與現代性的重要視角。英克爾斯提出：“大眾傳播媒介給人們帶來有關現代生活諸多方面的信息；給人們打開了注入新觀念的大門：向人們顯示新的行事方式；顯示有助于增進效能感的技能：啟迪并探討紛呈多樣的意見：刺激并加強對教育與流動性的期望：歌頌科學，為技術大唱贊歌一一所有這一切在能夠接受外來影響的人那里將會導致更多的現代性。”

正是大眾傳媒，尤其是電子媒介的擴張，推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M.羅杰斯發現。農民在接受新事物的過程中，文化程度、社會地位等因素與大眾媒介接觸頻度呈正相關關系，而媒介接觸頻度又與農民的觀念現代化呈正相關關系。雖然這些傳播發展理論，因其濃重的西方中心主義受到了批判。但是，他們所展現的大眾傳媒對農民影響的部分圖景，確實在我們身邊發生了。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傳媒研究者提出：“僅僅靠中國鄉村傳播中的自傳播信息系統已經行不通了，農民自我的完善與發展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時候，外部的信息和外部的推動在鄉村發展中就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動力。”大眾傳媒對農民的作用，在以方曉紅為主的蘇南農村研究中再次得到實證：“大眾傳媒媒介縮小了農村與城市的空間距離，在它將現代城市文明傳播給經濟發達的蘇南農村的同時，也傳播給了經濟相對落后的蘇北農村，由于蘇北農村工業化速度不夠高，與城市文明的實際接觸不夠多，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更是成為蘇北農村接受現代文明的主要途徑，”

在電視大范圍進入農村以前，農民接觸的大眾媒介主要是電影、廣播、報刊和圖書。對于低識字率的農民來說，報刊和圖書與他們有天然的屏障，電影和廣播是隨著國家意識形態的推進而進入農民視野的。廣播畢竟缺乏直觀、可見性，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條件。作為重要娛樂方式之一的電影，雖然以影像削平了現代化與農民之間的鴻溝，接觸頻度卻非常有限。

電視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種狀況。在2002年底進行的農村調查基礎上，王玲寧和張國良的研究表明，農民每天接觸電視、報紙、廣播的時間分別為80.0分鐘、9.5分鐘和9.4分鐘。因此，電視的普及從根本上動搖了農民的傳統意識。當然是在市場經濟的潮流中，與其他因素一起加促了農民的現代化進程。電視主要是在瓦解傳統宗法觀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影響，是因為它影響著觀眾理解現實世界的方法”。

(二)傳統的承續與阻隔

在農村。傳統宗法、家族觀念不象城市那樣被工作、距離和單元樓沖淡，而由田間合作、農閑娛樂以及風俗、儀式的不斷重演維系著。建國后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動，因而，并沒有改變農村家族聚居的格局，世代繁衍的單個或幾個同姓家族仍然是自然村落的主要構成，人們日常交往的主要對象是家族成員。在行政村事務管理上，家族勢力占有重要作用。

在電視普及之前，經常是來自不同家庭的族人聚集在一臺電視機前，共同分享電視節目帶來的快樂。1985年。農村每百戶黑白電視機擁有量是10.94％。以150戶的村莊計算，平均有16臺電視機。每臺電視的觀看者大多來自血緣關系和居住相近的同姓族人。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共同觀賞的人群逐步縮小，大致以父子組成的家庭為單位。1995年，農村每百戶黑白電視機擁有量增長到63.81％。這樣，同宗的家族成員之間，共同分享和交流經驗、信息的機會相應減少。

(三)電視啟蒙

作為大眾傳媒的電視介入農村大眾生活，使農民獲得了與知識廣泛接觸的機會。聲音與畫面的結合，使科學知識和其他社會信息，以前所未有的低熵值傳播向文盲；自由與平等觀念通過電視劇劇情、紀錄片解說、名人談話等形式。輸入習慣以傳統慣例處理問題的農民意識之中。從而改變了父母包辦婚姻、多子多福、靠拳頭說話等觀念。

電視進入農村的早期，主要是作為消遣娛樂的手段。1989年的調查顯示，對電視的興趣中，娛樂類76％、知識類18％、新聞5％。到2002年。農民接觸大眾媒介的主要動機中。“了解國內外大事”、“消遣娛樂”和“了解黨和國家的政策與法規”各占72.2％、64.8％和63.9％，分列前三位。研究表明，獲取信息和尋找娛樂與人的現代化指標之間，有顯著的正負相關度，即傾向于獲得信息的人現代化的程度偏高。

由計劃向市場機制轉型中，電視廣告傳染了蔓延全球的消費主義“瘟疫”。這種消費主義，首先使貧苦農民對生活感到不滿，因為他們的實際生活與熒幕上呈現的相差甚遠，從而產生改變生活的內在驅動力。離開田地、外出打工，成為轉型期農村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其次，消費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消費即幸福。女性，尤其是年輕的農村女性走出家門，親手創造購買幸福的財富。為了實現幸福，傳統男性獨尊的家庭格局被徹底打破，父權和夫權自然喪失了內在合理性。因而。在電視媒介的強大助推下，從觀念上動搖了宗法社會的最小組織單元一家族。

三、女性：象征權力的爭奪

中國人權研究會的研究表明，“中國婦女的地位和狀況與美國相比不但毫不遜色，而且從總體上要優于美國”。然而，電視媒體的女性呈現卻是另一番景象。

(一)女性呈現

在女性與媒介傳播研究中，女性形象塑造是重要的關注點。多數研究認為，“媒介對男性和女性呈現的頻率有著很大的差別，存在著對女性的忽視現象，而且有些媒介還存在著對女性再現的刻板印象和性別歧視的現象”。在對中央電視臺2002年《東方時空》三個子欄目的一項研究中發現，訪談嘉賓、拍攝對象及故事主角的女性出現比例是：《時空連線》19％、《東方之子》21％、《百姓故事》25％。如果說這種呈現比例是社會中成功女性的某種比例再現，不能成為女性電視呈現歧視的佐證；那么，大量女性形象的刻板成見及其與現實社會的偏差，則更能說明問題。

女性呈現的刻板，首先體現在社會角色上。電視敘事的女性角色有限。在電視劇或紀錄片中，她們通常被塑造為家庭婦女的形象，即使是職業女性，也多以秘書、護士等服務、輔助性職業為主。在科技電子類產品的廣告中，女性角色出現的次數僅占14.9％。其次，體現在價值觀上。電視敘事評判女人的標準，是賢妻良母。那些受到贊揚的女性形象，一般都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而且她們在家庭中付出了巨大貢獻。而與該形象背離的結果。則以悲劇的方式表現。電視對女性描述的歧視則主要反映為，將女性弱智化和色情化。女性形象的弱智化處理，是為男性的強勢邏輯服務的。而廣告中最為頻繁的色情化處理。則體現了以男性為視角的敘事策略，往往采用聯想、置換、隱喻等性暗示方式，或者直接進行性吸引的影像呈現。

(二)性別權力

當女性形象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來的時候，論者一般采取的是“女性凝視”視角：“把女性看作是男性凝視的對象、復制社會控制與權力關系的過程”，“將視覺快樂看作是由父權制制度所構造的”。電視上的所有刻板印象和歧視均源于女性的被看，及其背后的男性中心主義。

戴維·莫利通過家庭成員在觀看電視時的節目選擇權力，推導出與之對應的社會性別關系，即男性在現代社會中仍然處于家庭的主導地位。他進一步分析了形成該現象的社會結構：“對男人來說，家庭主要是和家庭外雇傭的‘工業時間’相區別的休閑場所；對女人來說，家庭主要是工作的范圍(不論她們是否上班)。這就意味著，調查家庭收視行為，是調查一種男人能較為全神貫注做、而女人出于其家庭責任只能分心地做、內疚地做的事情。”這樣的家庭性別結構在收視行為上體現為，當觀看節目發生沖突時，最終決定權屬于男性。中國的電視受眾調查表明，妻子，母親的收視權力和家庭地位存在著相似的狀況。這一結論從受眾角度得出了激進女權主義的觀點，即這個社會是作為父權制社會來建設的。男尊女卑的等級制度只是女性受壓迫的表層原因，父權制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話語模式才是深層原因。

(三)女性頻道

在女權主義者運用其獨特的話語體系，不斷向社會發出抗議的聲音，以求獲得更多的象征權力時，電視生產者開始將目光投射到觀看時間比男性長、更具有消費傾向的女性受眾身上。隨著大眾傳媒小眾化經營理念的擴張，女性電視欄目甚至女性頻道紛紛開播。

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引發了全國女性電視欄目開辦的熱潮。據統計，到1998年10月，全國32個省級以上電視臺中，共有14個開辦過專門婦女節目。由于制作困難，效果不好，收視率較低，經費以及欄目調整、人員安排等問題，有一半相繼停播。1999年3月，中國首家女性專業電視頻道長沙女性頻道開播。此后，又出現了蘇州女性頻道(已停播)、黑龍江女性頻道和廣西衛視女性頻道。在美國，到2003年，408家有線電視網(頻道)中，有三家女性頻道。

實際上，我國的女性頻道在內容和形式上更多是出于一種營銷觀念，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電視主要是執行廣告主意志的商業邏輯，以吸引更多的買主為目的。“對大部分全國性廣告商而言，最為理想的受眾是介于18歲和49歲之間的女性，因為是她們做出了絕大多數購買決定。”對電視運營商來說，在這種邏輯的支配下，女性的趣味顯然要比權力更具誘惑力。而該邏輯最終將促生非理性消費，導致消費主義的滋生和蔓延。

不過，對于女性問題的集中關注，本身便意味著一種立場、一種突破。它本質上是～種話語權力的爭奪。按照女性主義的觀點，女性的解放必須求助于語言，而且是女性語言或雙性語言。女性頻道的設立，將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女性置于話語的觀照之下，恰是語言權力的獲得。

作為“整個文化傳承過程的重要部分”，電視對中國民眾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百年來知識分子精英所要進行的啟蒙運動理想，從基礎上動搖了傳統社會結構，將弱勢群體納入現代化進程之中。

摘要：電視對中國民眾最主要的作用在于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百年來知識分子精英所要進行的啟蒙運動理想，從基礎上動搖了傳統社會結構，將兒童、農民和女性等弱勢群體納入現代化進程之中。通過這些群體與電視的關系，能夠反觀現實社會的權力結構，并清晰地把握電視傳媒與中國現代性的關系。

關鍵詞：弱勢群體；兒童；農民；女性；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