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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在十六大的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大課題。他說：“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的民族精神”。“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此后，有許多文章發表，就如何培育與弘揚民族精神，談了很好的意見；但遺憾的是，這些文章都沒有談到國民的歷史教育問題。實際上，離開了歷史教育，所謂民族精神的培育云云，因缺少民族的歷史文化認同這一基本的承接面，多半將成了空話。

應當說，報告對中華民族偉大的民族精神內涵的概括是十分精辟的，尤其是強調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更顯深刻。離開了愛國主義，所謂“團結統一”、“勤勞勇敢”等等，都將因缺乏民族特質的整合，而泛化成人類多有的優長，無由彰顯“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是什么?按列寧的說法，就是人們千百年來所形成的對自己的祖國的深厚感情。可見愛國主義的核心，說到底，就是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培育國民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感，是培育愛國主義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前提，而這些舍歷史教育無由。這個道理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志士仁人就已經提出來了。

“民族精神”的概念源于西方。在18世紀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思潮中，莫澤爾發表《論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最早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他認為德意志人民只有在這一民族精神的激勵下，才可能萬眾一心去實現民族統一和重新恢復其光榮與強大。該文引起了轟動，民族精神問題從此為國人所關注。隨著甲午戰爭后近代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傳入中國，民族精神問題也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志士仁人關注的熱點問題。1904年《江蘇》就發表了長文《民族精神論》。作者指出，一個民族的興衰最終取決于其精神的強弱，西方各國所以強盛是因為18世紀以來它們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關于國民精神，時人又稱國魂、民族魂等。何謂民族精神?當時少有明確的界說，不過從《浙江潮》上發表的著名的《國魂篇》贊美“冒險魂”、“武士魂”、“平民魂”以及“愛國心”、“統一力”來看，時人所謂民族精神的內涵大致包括：團結愛國的精神、變革進取的精神、民主自由的精神、反抗壓迫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是愛國主義。所以，“鑄國魂”、“愛祖國”、“祖國主義”的呼聲，風靡一時，成了時代最強音。《二十世紀之支那》的發刊詞寫道：“是則吾人之主義，可大書特書曰：愛國主義。”至于怎樣培育民族精神，人們的認識相當一致，那就是要借重歷史教育。上述《民族精神論》一文說：“民族精神濫觴于何點乎?曰其歷史哉，其歷史哉。”章太炎認為，一些醉心歐化的人所以少愛國心，原因就在于對中國歷史無知，“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曉得，我想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的”。(注：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95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視中國歷史文化為最可寶貴的國粹與民族的根，強調要研究國學，“愛國以學”。章太炎在流亡日本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堅持講學，其目的就是要在有為的青年中傳承民族的根，培育民族精神。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中華民族初步覺醒和面臨危亡的時刻，志士仁人揭出了高揚民族精神的時代課題；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今天，我們黨在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大目標的同時，又一次揭出了培育與弘揚民族精神的時代課題，這并非歷史的偶然巧合，而是反映了我們國家和民族的進一步成熟。因時代的局限，當年志士仁人對民族精神的認知，不可能十分周全正確，但就其自覺地提出了這一重大的時代課題并作了自己的努力而言，畢竟又是難能可貴的。我們應當在繼承前人認知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對培育民族精神問題的認識。我以為，就歷史教育與培育民族精神的關系而言，可以提出以下幾點：

其一，歷史教育是實現作為民族精神核心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基礎。

愛國主義在不同的時代固然有不同的內涵，但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卻是一脈相承。這是一個民族能夠自立于民族之林，競存于世界的根之所在。章太炎曾說過愛國主義好似莊稼，需要施肥、澆水才能成長，而歷史教育就是為愛國主義施肥澆水，作培植根的工作。這是十分深刻的見解。所以我曾多次表述過這樣的觀點：歷史教育是最基礎、最有效的愛國教育。它像貴如油的春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在不經意中將民族的根，深深地植入了人們的心中。他們將來不論走到哪里，都懷有一顆“中國心”，而永遠根系祖國，生生不已。錢學森等一大批杰出的學人，并沒有人對他們做什么專門的愛國主義教育，卻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各方面條件極差的情況下，志愿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沖破各種阻力，歸國效力，不是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嗎?通過歷史教育培育國人對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感、歸宿感和自豪感，同時也就為其他多樣化、現實性的愛國教育，提供了一個必要的承接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缺乏這個承接面，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可能真正有效。

其二，歷史教育是實現繼承與弘揚民族優良傳統的基礎。

民族精神，說到底，就是民族優良傳統的精髓。十六大報告將之概括為：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它看似抽象，實際卻是具體的，因為它是歷史的積淀。民族精神、優良傳統是在歷史上形成的，欲繼承首先必須要認知，欲認知便離不開歷史教育，這是不言而喻的。以“團結統一”為例，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逐漸形成了“大一統”觀念。隨著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統一的封建國家，“大一統”從此也成為中國政治鮮明的價值取向和中華民族共同的心理。秦以后，歷代開國君主都不滿足于偏安政權，而以天下統一為己任。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有一代天驕成吉思漢，所以被后人推崇，很重要一點，就是因為他們都具有雄才大略，或完成了統一大業，或安定了天下。而中國的民族心理，也習慣于把天下統一，認作是“治世”，而將割據紛爭的時代，認作是“亂世”。事實上，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也是統一的時間長，分裂的時間短。可見，統一是中國歷史與人心的大趨向。與此相應，中國各民族人民都追求團結和執著于祖國的統一大業。在古代歷史上，漢族政權與少數民族政權間，常常通過聯姻來溝通民族感情和發展民族友好關系。各民族都把聯姻，稱作“和親”，說明彼此都珍重相互間的親和關系。因而，“和親”在歷史上被傳為美談，而王昭君等歷代勇敢承擔“和親”使命，并為民族間的和睦作出貢獻的許多女性，也成為了各族人民共同緬懷的巾幗英雄。而從鄭成功收復臺灣，到甲午戰爭中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割臺斗爭，再到今天黨和國家為實現海峽兩岸的統一，所做和正在做的不懈努力，不都是中華民族注重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的生動的歷史見證嗎?很顯然，如果我們不了解上述的歷史，我們也就不可能理解“團結統一”何以是我們民族傳統的精神了。同樣的道理，“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等優良傳統，也都不是抽象的，而是中華民族千百年無數生動的歷史實踐的記錄，是民族精神氤氳化育的結果。歷史是最好的教師。要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首先必須向歷史請教。離開了歷史教育，既無法真正了解優良的民族傳統，弘揚民族精神也就無從談起。

其三，歷史教育是引導國人培養歷史責任感的基礎。

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目的是為了“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而要使國人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歸根結底，就是要引導國人培養熱愛祖國、振興中華的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在這方面，歷史教育同樣具有不可替代性。首先，一個人歷史責任感的形成，有賴于具備開闊的歷史視野和正確的歷史觀。難以想像，一個缺乏基本的歷史常識和歷史感的人，會有振興民族的歷史責任感。歷史教育可以為國民提供必要的歷史素養，以開闊視野，并養成科學的歷史觀，進而如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所說，懂得“科學判斷”黨和國家的“歷史方位”，“做到既不割斷歷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時代，又不超過階段”，自覺做時代的建設者。其二，一個人歷史責任感的形成，還有賴于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和高的理想境界。一個目光短，思想卑微的人，不可能有歷史責任感。歷史教育既利于國人開拓視野，同時也有助于國人蕩滌胸襟，志存高遠，如同志所說，學習歷史，“歷史知識豐富了，‘寂然凝慮，思接千載’，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為開闊，精神境界就可以大為提高”。

、鄧小平、等黨的三代領導人歷來都高度重視歷史教育。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落實不力，多年來歷史教育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不斷被削弱。商潮滾滾，人多浮躁，歷史和歷史教育既不能創造經濟效益，自然不被重視。電視上倒有不少歷史劇熱播，但那是出于商機需要的“戲說”，不是真正在講歷史，許多胡編亂造，甚至誤人非淺。國民的歷史教育，本來主要是依賴基礎教育階段中的歷史課來實現的，但現在小學是停開歷史課了，中學歷史課的時數也一壓再壓，像首善之區的北京，初中歷史課將只乘下每周一節課了，聊勝于無而已。初中是義務教育，高中以后就是非義務教育了。如果學生初中畢業就去就業，他的歷史知識能有多少呢?即便是上了大學，如果不進歷史系，這些學生終生不再接受本國歷史教育，中學學的那些少得可憐的歷史知識，大概也都忘得差不多了。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國民教育的歷史教育還有多少成效是可想而知的。現在許多青少年包括大學生，“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對祖國歷史知之甚少。對此，有識之士深感憂慮，不斷提出了批評意見。不久前，一位中科院院士著文認為，建國以來教育的主要失誤有二，一是重應試教育，輕能力培養；二是不重視歷史教育，許多學生愛國思想淡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原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楊叔子先生也著文說，在美國大學任教的朋友曾對他講，現在有一些中國留學生，ABC即英文很好，美元、英鎊也分得很清楚，就是不懂得長江與黃河，即中國歷史文化，對自己的祖國缺乏感情。中國史學會前會長、著名歷史學家戴逸先生說得更沉重，他說：日本右翼勢力正在篡改教科書，歪曲侵華歷史，誤導日本青少年。日本的青少年我們管不了，我們中國自己的青少年總可以加強教育吧。但是，如果我們不重視歷史教育，年輕一代對自己的歷史都搞不清楚，將來他們又怎么知道人家在篡改歷史呢!耐人尋味是，戴先生說上述話后不久，就出現了個別年輕藝人因于歷史無知，不自覺為日本侵略者張目的事情，引起輿論嘩然，網上更是一片譴責聲。這不是偶然的，難道還不應當引起我們的反省嗎!

在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培育與弘揚民族精神”以及“國民教育”新的重大課題后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歷史教育的作用與地位，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真正加強國民的歷史教育：

其一，對歷史教育要重新定位。泛泛地說歷史教育可以增強凝聚力、培養愛國精神是不夠的，至少還缺乏尖銳性。龔自珍說，“亡人國必先亡其史”，強調歷史教育是關系國家興衰榮辱的大事。這才是一針見血的判斷。借現代的語言，我們必須明確，歷史教育關乎國家與民族的安全，應列為國民教育最重要的環節之一。培育與弘揚民族精神應當從加強歷史教育入手，主管部門應加強統籌規劃。

其二，高度重視中學歷史課程的建設。國民教育重在向青少年施教，國民的歷史教育主要是通過中學歷史課的教學來實現的。因之必須高度重視中學歷史課程的建設。首先，要規定歷史課應有的教學時數，不能隨意減少。其次，編寫高質量的教材是關鍵。目前教育部制定了中學歷史課程的編寫標準，并出版了新的教材。其積極的意義應當肯定，但不少專家也有意見。我以為有兩點值得討論：一是制定“課程標準”的標準是什么?現在的課程標準，似乎是預設已有教材存在“繁、難、多、舊”的弊端，然后，反其道而行便是標準。已有教材是否可以概括為“繁、難、多、舊”，這里可不置論；我強調的是，制定課程標準首先要有一個標準，它的根據應當是，國民教育所規定的國民在歷史素養方面必須達到的水準。否則，便成了拍腦袋式的隨心所欲了。二是教材要保證一定的歷史知識總量，不是越少越好。著名歷史學家龔書鐸先生的意見是對的：“中國人知道本國歷史，主要就在中學階段。中學生應該接受比較系統的歷史教育，否則形不成基礎。中國文化有代表性的都應寫進教材，學生要知道。”不能簡單強調學生興趣，將歷史知識搞得支離破碎。沒有一定的量，就不能保證一定的質。歷史知識達不到一定的量，青少年就無法形成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基本認識，也就無法形成對祖國的熱愛，民族精神的培育與弘揚，自然也落空了。

其三，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要制定政策，支持和引導專業史學工作者以多樣化的形式，積極參與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目前北京市社科聯組織的“北京歷史文化普及論壇”，就是一種很好的形式。除了出版圖書、開辦講壇之外，覆蓋面廣的影視制品也應當重視。從中國歷史上看，廣大民眾的歷史知識更多是通過通俗的作品獲得的，所以，《三國演義》在民眾中的影響遠遠大于《三國志》，這是值得注意的。今天影視作品影響千家萬戶，現代生活節奏快，生活工作壓力大，民眾更愿意接受寓教于樂的作品，而疏離沉重的歷史專著，這是必然的趨勢。因此，借助影視普及歷史知識，還必須重視歷史劇這一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形式。“戲說”歷史是另外的問題，一些成功的歷史劇，如描寫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大決戰》、《長征》等作品，確實起到了宣傳革命歷史的很好作用。應鼓勵史學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以產生更多更好的作品。在這過程中，史學工作者尤其需要打破輕視歷史知識普及工作的傳統觀念，將自己的書齋研究與宣傳普及工作很好結合起來，從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更大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