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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法治建設方面，西方國家的確有許多較為成熟的思想，值得我國在法治建設中借鑒和學習。西方法治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就對我國的法學觀有很大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及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法治建設也受到了西方法治思想的影響。當前，我國的法治建設仍存在著一些不足，我國的法治建設仍需借鑒西方法治思想中的精華成分，為實現全面依法治國戰略提供其法律涵養，從而進一步適應我國的政治經濟水平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西方法治思想;我國法治建設;借鑒

一、西方法治思想在中國的傳播

(一)西方法治思想在近代中國的傳播

西方法學啟蒙思想家有許多重要的言論，比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提到“平等是共和政體的靈魂。”、“我所謂共和國里的美德，是指愛祖國、也就是愛平等而言。這并不是一種道德上的美德，也不是一種基督教的美德，而是政治上的美德。”、“法律應該是對一切人而制定的。”、“法律，它支配著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場合，就是人類的理性”、“法律自己就應該是護民官。”英國法學家波洛克說“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到:“由社會公約而得出的第一條法律，也是唯一真正根本的法律，就是每個人在一切事物上都應該以全體的最大幸福為歸一。”“沒有法律，已經形成的國家只不過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它雖然存在，但不能行動。”不僅如此，《獨立宣言》中寫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其若干不可褫奪之權利，人們建政府于其中。”由此可見這些法學啟蒙思想家的言論體現了西方法治的核心觀點:法律是社會公認的，是對一切人而制定的，它體現著大多數人的意志。法律的目的就是為人民謀幸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總之，這些言論所代表的西方法學價值觀即自由，平等，博愛等等，政府的存在就是要保護公民的權利。這些法學觀經過了法律文獻的規定和確認之后，便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它們也在我國引起了很大的影響。清朝末年，伴隨著西方列強的武力入侵，西方的法學觀念同西方的商品一樣通過各種渠道涌入中國，例如各類政法類的刊物、書籍的出版發行、法律專家傳授法律知識、中國留學生出國進修學習法律知識等使西方法學觀在近代中國得到傳播。相較其他東方國家，西方的法學觀在中國的傳播有其鮮明的特點。首先就是西方法學觀在中國的傳播遭受眾多挫折，在我國法學觀受到西方法學觀的影響初期，就有中國到底實行內閣制還是總統制的爭論、司法制度改良的爭論、檢察制度存廢的爭論。而爭論的核心就是西方法學觀是否可以成為中國近代的立法指導理論。從近代保留下來的大量的文獻中，我們就可以發現西方的許多基本的法學觀就已經在近代中國廣泛傳播，許多先進的法治思想已經被我國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所認可。比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的記載就體現出來“法律是公眾意志的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法律至上”的思想。孫中山在《五權憲法》中提到:“何謂民權?即近來瑞士國所行之制:民有選舉官吏之權，民有罷免官吏之權，民有創制法案之權，民有復決法案之權。此之謂四大民權也。”由此可見，此時已經有了主權在民的思想。不僅如此，高一涵在《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中在介紹西方的法治觀點時，闡述了“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容許的事情”這一思想。這些西方的法學觀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對中國的法學觀的影響有很重要的意義。

(二)西方法治思想在我國的法治建設中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黨政權時期的法律體系被徹底廢除，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法制建設的初步探索，為我國新時期的法治建設構筑了基本的起步平臺，其間就借鑒了一些西方法學觀念。20世紀50年代后期特別“”時期，我國法治建設遭受嚴重挫折。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西方法學觀在我國的傳播又一次興起。當時，我國對于西方法治思想的吸收有了明確的選擇性，使西方的法治思想在傳播時與我國的實際國情更加貼近。目前，我國已經真正做到了“法律是公民意識的體現”這一思想。我國的法治建設致力于達到為人民謀幸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旨。法律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精神財富，知識無國界，西方法學觀在我國的傳播也會不斷地延續下去。在法治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應該積極吸收、借鑒西方國家法律文化中的精華，取長補全，讓我國的法治建設更加完善，從而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

二、探究西方法治思想，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法治建設

(一)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的思想

柏拉圖把政體分為三種: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然而他同時認為這三種政體最終會演變為暴民制，這也是實行單一政體不可避免的結果。大約公元前119年，古希臘著名的政治學家波利比奧斯認為，當時的羅馬融合了以上的三種政體:執行官代表了君主制，元老院代表了貴族制，公民代表了民主制。這樣突破了單一制度，這樣的混合制度通過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便成了三權分立思想的雛形，后來，被美國所實施。總統代表了君主制，參議院代表了貴族制，眾議院代表了民主制，不同的部門各司其職，相互制約。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到:國家的權利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其中，立法權和行政權應該由不同的國家機關來行使，行政權和對外權由一個機關行使。立法權屬于議會，行政權屬于國王，對外權涉及到戰爭與和平，外交與結盟，也為國王行使。繼洛克之后，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便在《論法的精神》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權分立”的思想，即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別由國家的不同機關管轄，這樣這三個機關既能保持各自的權限獨立，又能相互制約，相互保持平衡。

(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的思想對我國法治建設的借鑒意義

無論是哪種政體，在一定程度上，都會有被濫用職權的可能。而三權分立的思想，能讓不同的權利執行權分散在不同的執行機關，這樣能有效地起到權利相互制約，防止權利高度集中的情況發生。這也是三權分立的思想核心。而且，孟德斯鳩還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要比權利的分散更有意義。三權分立的思想對西方的法治建設有很重要的意義。從三權分立的思想中，我們可以取其精華。學習三權分立的核心思想，用其來完善我國的法治建設。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基本國情，因此，不可以盲目地直接把西方法治思想譬如三權分立移植到我國的法治建設中，而應該適當結合國情對我國法治建設提供借鑒。在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立法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行使司法權，國務院行使行政權，將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執行分開。由此可見，在我國的相關的權利執行機關的分配中，立法權是首要的，行政權和司法權的行使都要受到全國人大的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設置和實現，最大限度體現了一切權利屬于人民的法治宗旨，可以讓國家更好地服務于人民，我國權利的分配體系優于三權分立的思想。因此，我國決不會采取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而是要充分發揮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人大對于行政權、司法權的監督制約。然而，我國目前的行政權限制了司法權的發揮，法院在發揮司法權的過程中，要受到行政權的制約，但司法權又不能制約行政權。真正做到司法權獨立，可以有效解決這一現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研究司法獨立的徹底性。首先是讓審判權獨立行使。我國在憲法和法律中明確規定了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審判權的行使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譬如要受到行政機關和相關制度的影響，使人民法院不能完全徹底地行使審判權。黨的領導是我國法治建設的前提，司法獨立是在黨的領導下的司法獨立，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方針政策的領導。因此，黨委與審判機關應該各司其職，相互不能混淆。然而在實際的執行環節中，有些地區的政法委員會領導會利用自己的職權直接干擾法院的審判權，讓審判權不能完全徹底的獨立行使，這樣的情況的確時有發生。因此，我們要做到嚴格獨立執行法律法規，保證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因為，憲法中規定的保證司法機關對人大負責，這種負責是建立在嚴格執行法律規定基礎之上的。只有這樣，才能夠實現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其次，應該建立垂直的法院體系，以防地方的保護主義現象。目前我國的司法體系有高度行政化的傾向，法院的設置和行政區劃分相吻合，并且法院與行政機關之間有財政和人事上的一些利益關系，這使得法院在地方上的執行權就不能徹底的發揮出來。我們可以參考西方的巡回法院的模式，以此更好的防止地方保護主義的情況發生。如果地方法院的人事能夠通過中央垂直管理，從而與地方政府之間減少利益關系，這樣就能提高執法效率。再次，通過改變法院的內部運作的行政方式，保證法官在裁決中的獨立性。法院院長處于一個行政化的權利體系之內，在對于案件的審理和裁決上，經常會受到上級的影響，這樣院長往往直接干預法官的案件審理。同時法官審理一個案件時存在繁瑣審批環節等，有時候法官對一個案件的審判會與行政領導的利益相沖突，法官很難保證自己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去獨立行使審判權。因此，必須保障法官的合法權益，應該保證法官在沒有過失的情況下，任何人不得對法官進行降職、免職的處罰;還要建立對重大錯案的層層追責及終身追責制度;改革法官的員額制度及薪酬分配機制，激勵法官的獨立審判的信心和積極性，確保法官能極大程度地做到公平公正。最后，我們還要加強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造就一個全民信法、全民守法、并且尊重司法機關的良好大環境。加之從頂層設計層面上去保障法官的獨立審判，這樣能逐漸建立起司法獨立的長效機制，真正有效地做到司法獨立，從而實現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謝源成．西方法律信仰對中國的影響及發展趨勢［J］．商情，2012(42):292－292．

［2］黃春歌．論西方法律文化對我國法律意識現代化的意義［J］．甘肅農業，2006(3):172－173

作者：姚 兵 單位：武漢工程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