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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塑造了建筑，而建筑反過來也影響了我們。”英國首相丘吉爾的話言猶在耳，環視世界，建筑以其矗立的姿態、形式、色彩等種種方式，訴說著權力與民眾的渴望與訴求。

迪耶·薩迪奇被當作建筑設計師培養，卻從未感到自己足夠“優秀”，優秀到可以設計某幢建筑。相反，他更關注建筑的外觀，關注它因何而建、如何建成，“這不可避免地讓我開始思考其政治意義。”

從未建造過一座建筑的薩迪奇成了建筑設計評論家。他曾任英國《藍圖》雜志主編、《觀察家》評論家，其間始終關注建筑與政治生活的關系。近期，薩迪奇的《權力與建筑》、《建筑與民主》中文版在國內出版。在他看來，“建筑真正的意義所在，并沒有從建筑師用立面和平面構筑的封閉世界中，或他們的自我審美表述中體現出多少。”在那些我們或記憶深刻，或視而不見的建筑中，隱含著豐富的政治信息。

建筑是權力和財富的表達

“沒有權力與野心，建筑不可能產生。”薩迪奇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的電子郵件采訪時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認為，“建筑是個人宣揚身份的利器，是有雄心的城市向全世界宣揚自己的工具，是權力和財富的表達”。

薩迪奇的書桌上曾一度放著一張從小報上撕下來的照片，其中“一個五短身材，留著濃密小胡子的人”，目不轉睛地盯著一個建筑模型。“薩達姆·侯賽因非常熱衷于建筑，我想，他在伊拉克到處建造宮殿，希望借此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薩達姆對建筑的熱忱并無明確的方向，但在薩迪奇眼中，他似乎天生具備一種本能，知道如何利用建筑顯示威權，恐嚇對手，告訴國內外的敵人：“伊拉克就是我的天下。”

當希特勒處于他權力和擴張的頂峰，他建造了新柏林宮。在薩迪奇看來，正是這座充滿著威懾與壓迫感的建筑，讓二戰時期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國總統埃米爾·哈查心生膽怯，兩次暈倒在希特勒的辦公室中，并簽下了恥辱的投降條約。在其人生最艱難的幾個小時中，哈查走過廣場的空曠空間，走過四分之一英里的長路，走過一個沒有窗戶、線條強硬的大廳，走在對手刻意用長路鋪設、用泛光燈營造的氛圍里。這個歐洲最黑暗的時刻，建筑再度以其強悍的姿勢，扮演了濃重的政治角色。“如果說建筑曾被用作戰爭的機器，那這里便是了。”

某些建筑，如英國的威斯敏斯特街道，幾乎是英國的同義詞。二戰期間，德國希望借炸毀威斯敏斯特來摧毀英國人的心理，但丘吉爾站到了殘缺不全的大街上，展示英國對轟炸的蔑視，訴說他在這個危急時刻的決心。丘吉爾最終選擇了按照原來的樣式重建威斯敏斯特，就如同美國在“9·11”之后必定重建世貿大廈。

“一個國家會信仰特定的主題，有些主題更重要，有些不那么重要。公共機構會根據建筑的重要性賦予其形式。”建筑常成為權力表達意志的核心，因而，小心翼翼地選擇風格、樣式、材質，也成了建筑師銘刻歷史的方式。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用抽象分離主義的樸素現代風格表明這個舊帝國向昨日的告別；融合了羅馬風格與東方風格的印度國會大廈，則大聲說出了新德里的英帝國印跡與民族感情。上世紀90年代末，蘇格蘭準備重建蘇格蘭議會大廈，“故意造得不像倫敦的議會大廈那樣，它是一條月牙形的曲線，表明蘇格蘭并不附屬于英國；同樣，蘇格蘭人認為，這種議會建筑的安排，不像英國的矩形形制那般具有對抗性。”

“現在，大部分領導者都更為溫和，他們談論建筑的透明度。同時，某些商業領袖努力將他們的辦公室安置在摩天大樓上，顯示他們的重要性。”建筑界有人一度認為，透明度是民主的象征，但，“是否真的存在極權主義建筑、民主主義建筑或者是民族主義建筑？”薩迪奇問道。

上溯至古希臘的民主建筑傳統

“很顯然，認為建筑與政治之間有一種天然聯系是很危險的。”薩迪奇提醒我們客觀看待其中的關系，“不應該簡單地認為，古羅馬的圓柱就是極權主義的象征，而國際風格的現代主義的平頂就是民主的象征。并且，建筑會在時間之流中改變其意義。”

但有一種建筑，在數千年的西方歷史中不斷改進、重生，成為西方人追求平等自由的象征，那就是薩迪奇在《建筑與民主》中談論的議會建筑。

“希臘人并未創造典型的民主政治，但他們有一套系統，讓女人和奴隸之外的所有人擁有參與制定法律的權力。”相應地，古希臘人也創造了一種建筑模式。雅典人經常集會的普克尼斯山，被設計成一個半圓形的磚石建筑，支撐著容納幾千人的劇院式結構。這種形狀保證每一個參加者不僅能看到發言的人，也能看到其他出席的人。通過把權力從封閉的世界轉到開放的廣場，希臘人用公共辯論取代秘密的操作過程，使得公民權利得以發揮。

“古希臘的政治遺產依然可以通過大量的政府建筑反映出來。”薩迪奇將現代民主建筑的傳統一直追溯至古希臘。一直到20世紀，古典主義風格作為民主觀念的象征，都對議會建筑具有深刻影響，愛爾蘭的議會大廈、美國國會大廈、印度新德里大廈，那種完美的對稱與均衡的構圖，無不在說明人們企圖從古典風格中尋求民主政治。“這種議會建筑的布局以會議廳、中心大廳等宏大的禮儀性空間為特點，并附以古典式結構圍成的宏偉入口。”

建筑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意識和觀念，這是丘吉爾的觀點，正是他，在威斯敏斯特議會大廈的重建過程中，力主恢復其原來樣式。“我們學會了不要盲目改變其外在結構，因為它們使得這個議會組織如此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在英倫小島上制止了獨裁的滋生并堅持不懈地消滅那些來自外部的獨裁侵略者。”

丘吉爾認為英國議會建筑的特征即在其長方形的會議廳，毫無疑問，這種會議廳更適合政黨體制。“對個人來說，所謂‘左’、‘右’立場很容易改變，但是穿過發言席的行為則需要慎重的考慮”丘吉爾認為這種議會建筑形式顯然更適于發揮效率，并讓個人在發表其言論時更加審慎。

“看看辯論席的位子安排，那是很有意思的。”薩迪奇說，威斯敏斯特的議會大廈實際上沒有足夠多讓議員坐的椅子，“這是故意的，讓它即使在沒有很多成員在場的情況下亦生機勃勃；而當所有人都在場的那一刻，場景就會讓人無比振奮。”這同樣來自丘吉爾的創意，后者認為，若會議廳太大，“十分之九的討論將在擁擠而急迫的氛圍中進行。”

議會建筑的民主功能，事實上只是諸多建筑與政治的關系的一個折射。盡管要斷定某種建筑帶有政治特征過于隨意，薩迪奇亦認為，在長期的建筑實踐中，人們創造了一些廣泛認可的標志。

“為了給國家創造某種標志，人們會使用某些傳統的樣式或材質。自然物同樣可以用來表示威脅或歡迎，這取決于它們的使用比例及光源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