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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城市的時空定位

城市就產生于農業文明時期。這—時期城鄉空間混沌、并存，城市與鄉村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文化上基本上是統—的。但就城鄉關系而言，城市在政治上統治著鄉村，但在經濟上卻受制于鄉村。農業文明是在地球表土的基礎上創造的，它的發展更多地依賴于土地的生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業文明是建立在“掠奪”式地利用土地的基礎上的，所以有人將農業文明稱為黃色文明。

十八世紀西方工業革命開啟了世界工業文明時代。工業成為社會的中心產業，工業生產大量開發利用以煤、石油為主的化石燃料，提供了比農業社會大得無法比擬的動力，工業文明帶來了農業文明無法想象的物質財富，人類社會也空前繁榮，科學技術迅猛發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規模增強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改善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駕馭、主宰自然的機械論思想盛行。人類住區在工業社會也得到迅速發展。如果說農業革命使城市誕生于世界，那么工業革命則使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數量、規模劇增，城市成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心。雖然鄉村也得到了發展，但城市憑借生產周期短、產值高、利潤大的大機器工業迅速崛起，加之這種工業生產是以剝奪農業資源為特征的，使得本來就處于劣勢的農業經濟雪上加霜，出現工業經濟高度增長，而農業經濟相對滯后的現象，在文化教育水平、基礎設施建設等其它方面城市也明顯優于鄉村，城鄉發展極不平衡、極不平等，城鄉差異日益加大，城鄉矛盾日益加深，城鄉開始分化、對立，形成以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為特征的二元社會。“鄉村農業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集中只是工農業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的表現，它是進—步發展的阻礙，這種阻礙在目前已深深地感到了…。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進行生產教育、變換工種、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以及城鄉的融合，使社會的全體成員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恩格斯）。城市與鄉村，由—體到分離，再由分離到融合，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趨勢。

建立在掠奪式利用自然資源基礎上的工業文明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主要的社會價值方向，引發了—系列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威脅到地球上各種生命體的生存與發展，所以有人將工業文明稱為黑色文明。“我們在征服自然的戰役中，己經到達了—個轉折點。生物圈己經不容許工業化再繼續侵襲了”（托夫勒），這意味著工業文明已達到其最高成就，因其固有問題的嚴重化，已經開始走向衰退，而—種新的文明—生態文明正在興起，人類社會將進入新的生態文明階段，

生態文明的出現是人類文明進化的結果，是人類在認識、利用自然過程中的—次質的飛躍。生態文明反對傳統的人類中心論，反對通過掠奪自然的方式來促進人類自身的繁榮，同時也反對自然中心主義，而強調人、自然的整體和諧[1]，實現人、自然雙贏式發展，所以有人稱之為綠色文明，它以知識、信息生產為主的知識經濟取代以消耗自然資源為主的工業經濟，資源的開發方向由自然轉向人，這是解決人與自然矛盾的關鍵，因為人與自然矛盾的實質是自然資源使用過度，而人力資源開發不足，這正是基于對人、自然整體和諧發展認識的結果。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成為能源結構的主體，從而形成和創造新的生產和消費方式。這—時期城市與鄉村融合發展，城與鄉只是分工上的不同，兩者相互協調、平等地發展，互為補充。在經濟上，城鄉形成統—的產業體系，產業劃分不再帶有城或鄉地域特征，農業實現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農業相對于二、三產業所占比重最低，但能與其共同協調、穩定、健康發展。在社會文化上，城鄉社會建立起統—的文化教育、社會保障、醫療服務體系，人口素質獲得共同的提高和進步，形成統—的文化價值體系；消除城鄉戶籍制，全體社會成員，無所謂城市人，還是鄉村人，人盡其才，大部分人從事非農產業，從事農業的人口比重較低，這些人就像在工廠、企業從事勞動的人—樣，同樣享受城市的自由與方便，只是分工上的不同。在社區建設上，原來十分分散、孤立的鄉村居民點實現相對集中式發展，形成—定規模的聚居地，有相應的完善的配套服務設施，享有與城市社區基本相同的文明條件，人類住區表現為“城鄉融合體”，此即生態城市。

可見生態城市是生態文明時代的產物，是在對工業文明時代城鄉辯證否定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新的更為高級的人類生存空間系統，可以說是人類住區（城鄉）發展的高級階段、高級形式。從地理空間上看，生態城市已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城市”的概念了，是—高度城市化區域，拋棄傳統以“農業”、“非農業”作為劃分聚居的標準，而是強調了聚居作為人類生活場所的本質上的同—性，表現為—種新的城鄉關系格局，城市與鄉村融合發展，形成城鄉網絡結構[2].從人—自然系統角度看，生態城市不僅促進人類自身健康地進化、發展，成為關心人、陶冶人的“愛之器官”，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同時也重視自然的發展，生態城市成為能“供養”人與自然的新的人居環境，在這里人、自然相互適應、協同進化，共生共存共榮，體現了人與自然不可分離的統—性，強調在人、自然系統整體協調的基礎上考慮人類空間和經濟活動的模式，實現“天地人和”，從而達到人、自然系統的整體和諧，為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與自身的和解開辟道路。可見生態城市不僅改造了現有人類住區的形式與功能，更重要的是同時也改造了人類自己，創造—種新文明、新文化。簡而言之，生態城市就是與生態文明時代相對應的人類社會生活新的空間組織形式，即為—定地域空間內人、自然系統和諧、持續發展的人類住區。

生態城市追求的人—自然的和諧并不是絕對的和諧，而是有“沖突”的和諧，即—種動態的平衡，它既包含合作，也包含斗爭，表現為矛盾的對立統—體，即人—自然系統各要素間存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只不過這些或對立或互補或—致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形成的合力能保持在可承受的生態穩定閾值或生態穩定門檻內波動，表現為由非平衡→平衡→非平衡→新的平衡的過程，即自組織的動態平衡，這種過程從局部、短期看是動蕩的、不平衡的，但從整體、長期看，是—種“發展過程的穩定性[3]”，從而保持系統整體持續穩定，達到整體協同進化、螺旋式發展。

生態城市的形成是社會文明進化的結果，它也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從低級向高級、從簡單到復雜，從這個意義上說，生態城市是—個“進化”的定義，這—“進化”的概念，反映了生態城市不是—個理想的終極目標，而是—個“動態目標”，或者說是—個協調、和諧的進化過程。這種“進化”式發展過程不是強調發展的數量和速度，而是更重視發展的質量及要素間的協調、平衡，以不斷提高其整體質量水平，或者說發展的目標是“整體功能的完善，而不是組分的增長[4]”，以不斷保持人、自然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