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憲法性界限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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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價值在于保護社會，保障人權，而人權本身的概念和范圍就是不夠確定的。按照法益理論，法益作為一個規范性概念，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本身具有可變性與多樣性。按“法益是在以個人及其自由發展為目標進行建設的社會整體制度范圍之內，有益于個人及其自由發展的，或者是有益于這個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種現實或者目標設定”的表述，這種法益概念提供的僅是一種評價準則，意味著人為的裁量。法益理論成為刑法中最不精確地得到說明的基礎問題。因而，刑法的憲法性界限具有如下的特點：第一，一般地全面地規定了刑法保護的對象。第二，基礎性（憲法性）地提供刑法保護的依據。第三，還不能清楚地劃清在具體行為中刑法保護與其他保護之間的界限。第四，刑法的憲法性界限為刑事實體立法規定了一個總的原則。
二、犯罪論中的憲法性界限
（一）人身權利的憲法基礎與刑法保障
人身權利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現代人權和有關法律規范保護的重要內容。我國刑法中的狹義人身權概念，是指公民享有的受刑法保護的生命權、健康權、人身自由權和人格名譽權，包括婦女的性的不可侵犯權，以及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權。我國刑法中的廣義人身權概念，是在上述公民享有的狹義人身權基礎上，加上婚姻家庭權的內容。現代國際人權法在人身權保護方面主要遵循了以下一些原則：第一，平等保護原則；第二，法治保護原則；第三，全面保護原則；第四，特別保護原則。我國憲法在人身權保護方面，規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權保護國際標準的根本性準則。以憲法為基礎，刑法對諸項人身權利都給予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但我國人身權的保護水平仍然需要根據國際人權標準來提高，降低刑法的起刑點是改革我國刑事法律制度的正確方向。
（二）民主權利的憲法基礎與刑法保障
民主權利是一國公民依法享有的參加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以及參與上述活動所必須的各種權利。民主權利是現代民主社會所確立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公民享有民主權利的充分性和廣泛性是衡量一個民主國家之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其內容主要包括：1．平等權，平等權是一種概括性的權利，作為獨立、自由的人格主體，在法律面前應該是平等的。2．政治權利和自由，H•凱爾森認為，政治權利是“公民有參與政府、國家‘意志’之形成的可能性”，即公民可以參與秩序創造。政治權利是實現其他實體性憲法權利的手段和保障，具有“作為高階層之手段的性質”，被有的憲法學家認為是“主權上的權利”。對政治權利的保障是實現人民民主的前提條件，也是人民民主原則和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公民只有通過自身直接或間接參與到國家的政治形態或法律秩序的創立中，才能使自己的人身權利、社會權利等其他的憲法性權利得到實現。3．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享有根據自由的內心信念，自愿信仰宗教的自由，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參加宗教儀式的自由、參加宗教團體的自由和傳教的自由等。4．獲得權利救濟的權利，“無救濟就無權利”，由于國家權力具有膨脹的性質，所以必須防止國家權力對權利的侵害，公民有權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機關人員提出批評建議，當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來自國家機器的違法侵害的時候，公民有權提出申述、控告并依法取得賠償。
（三）財產權利的憲法基礎與刑法保障
2004年憲法修正案第22條規定：《憲法》第13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財產權入憲將對下位的部門法產生重要的影響。盡管我國現行刑法是1997年修訂施行，但已經在第五章設“侵犯財產罪”專章，共十四個條文，主要針對侵犯“公私財物”的行為予以了規定。但是，有關“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財物是否僅限于有體物”“財物是否僅限于動產”“財物是否包括他人用于犯罪的工具或財物”等諸多問題仍待探討，總之，應當根據每一種犯罪構成的具體特點，圍繞財產權利的保護予以分析。
三、刑罰論中的憲法性界限
（一）禁止酷刑
我國在已經制定或修改的法律中，雖沒有直接規定“酷刑”條款，但有多處條款都間接規定了反酷刑的內容。我國《憲法》第3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由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或以其他方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由于禁止酷刑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權，因而憲法對公民權利的確認，為禁止酷刑提供了基本前提，也為刑法禁止和懲治酷刑提出了基本要求。
（二）死刑問題
死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如果不能控制死刑的濫用，那么生命權這一最為基本的人權將會通過死刑的適用而被“合法地”受到侵犯，生命權的保障就會在以這種保障為對象的法律制度內部喪失。我國基本上貫徹的是“保留死刑，但是嚴格限制死刑”的政策，在主體、情節、程序和死緩制度等方面限制死刑。但是，我國刑法對非暴力性犯罪還規定有較多的死刑，對新生嬰兒的母親和精神病患者沒有明確規定禁止死刑，這些是不符合國際人權法的標準和要求的，降低了對基本人權的保護程度，因此我國刑法在死刑方面的有關規定應當進一步完善，通過嚴格限制來最終廢除死刑。另外，從犯罪控制的角度來講，故意殺人罪不可能因為死刑的適用而不產生，而死刑卻可以因為故意殺人罪的不發生而不被適用，因此加強“綜合治理”，通過思想教育、精神文明建設、監督制約機制、基層治安、調解、防范制度等手段，建設使犯罪（包括故意殺人罪）難以發生的條件，是廢除死刑的根本條件。
（三）刑罰執行中的“侵權”——以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社區矯正對象為例
在社區矯正實際工作中，對這類人員的監管主要存在一個重要問題。目前，矯正對象被要求進行定期電話匯報和書面思想匯報、定期報到談話、遵守外出請銷假制度和參加公益勞動。以上措施是否是對剝權罪犯的人身自由這一憲法性權利的限制，從而超出了其應受到的刑罰范圍，此類問題受到部分矯正對象和法律界人士的質疑。筆者認為，剝權類矯正對象的管理標準和矯正責任應當在目前狀況下降低。依據刑法規定的剝奪政治權利的范圍，應當取消其外出請銷假和參與公益勞動的內容，這類規定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嫌疑。而對于定期匯報和談話的內容則應當予以保留，定期匯報談話是一種合理合法的監督方式，也是剝奪言論自由權利的執行體現，通過談話教育，使矯正對象增強法律意識和自律意識，從而有效地回歸社會。這也符合社區矯正的題中之義。
四、結語
以上是對刑法的憲法性界限的探討。刑法的憲法性界限在實踐當中的進一步確立，還需要結合我國的特點，進行一系列的制度設計，并且還需要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觀念更新和實踐遵從，如此這般，才能真正確立刑法的憲法性界限，推動刑事法治乃至整個中國法治的發展。
作者：張海鷗 單位：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公訴二處助理檢察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