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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賠償和刑事賠償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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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月1日,罪犯付某駕駛一輛套牌的白色林肯轎車,在長春市亞太大街將一9歲女孩肖金萍撞到,并將其卷入車下。付在明知被害人被卷入車下的情況下,加速行駛,拖帶被害人致其當場死亡。這就是當年轟動一時的長春林肯車拖人案,在2005年4月5日塵埃落定肇事者付中濤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除了用生命償付刑事責任外,法院還判決付中濤賠償被害人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共計14.8萬余元。然而死刑雖然執行完畢,付中濤卻留下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其附帶的民事賠償責任無人擔負,受害人拿到款基本無望。

無獨有偶,近日在天津市也發生一起汽車肇事案,由于行人無故闖紅燈,與疾馳而來的寶馬車相撞,當場昏迷被送入醫院。法官在判決時無奈只能判決寶馬車有罪賠償行人醫藥費用。其實法官也知道,寶馬車基本無罪他沒有違規駕駛,但是如果判處他無罪,在醫院中的傷者將會因無錢醫治,而死于醫院。為了維護人的性命沒有辦法只好將司法正義與被告的利益一并犧牲掉了。

調查顯示,當越來越多的刑事案件的加害人被繩之以法以后,許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卻都沒有得到應有的來自罪犯人的附帶民事賠償。他們面臨的情境是,罪犯確實被繩之以法了,法院的民事賠償款項判得也比較高,但最后他們所得到的結局大多是“空贏了一張紙”。大多此類案件的發生,使刑事訴訟案件中,得不到賠償的被害人成了新的弱勢群體。被害人獲得了形式上的法律正義,卻因為親人受傷致殘或失去生命而陷入生活的困境。被害人欲哭無淚,陷入無限的無助與絕望中,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法律正義作用何在?我們的國家為什么不能利用國家賠償的形式讓這些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家屬不在絕望?為什么不能在刑事案件中施行國家賠償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國刑法學泰斗、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昌先生深有感觸地說,這些情況,以及這些受害人所面臨的一切,絕不僅僅是個例;作為最高人民法院的特邀咨詢員,他經常聽到或遇到類似的情況。(1)(法律快車頻道張倩)據馬老介紹,我國對刑事被害人的補助和救濟之所以一直處于比較薄弱的局面,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建立國家對犯罪被害人的救濟補償制度。而這項制度早在二戰以后,就被新西蘭和歐美等國迅速采納、波及,日本甚至成立了專門的國家賠償委員會。并設立了《犯罪被害者等給付金支付法》。而這項制度的宗旨就是不管采用政府撥款還是慈善募捐等何種形式,反正要設立一種公基金,對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者進行救濟,說白了就是由國家代那些確實拿不出錢的刑事被告給受害人以應得到的補償;既讓受害人切切實實得到法律的保護,同時也維護了國家法律的尊嚴。刑事訴訟案件中國家賠償的立法基礎國家賠償法的宗旨在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享有依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兩個方面。有觀點認為,國家賠償法就是公民合法權益的保障法,故在宗旨中無需專門規定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該問題涉及到整個國家賠償法的架構,以及賠償原則、補償規則、賠償義務機關設置、賠償程序、追償機制等方面。我國憲法有“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的規定,行政訴訟法也將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作為立法宗旨之一。在行政訴訟法基礎上制定的國家賠償法,立法宗旨應體現促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的目的。盡管國外的賠償法立法宗旨對此也沒有明確規定,但其追償機制的設置、歸責原則的適用等,事實上有此作用。植根我國法治政府宏偉目標的設立和自上而下政府推進型法治道路的構建,堅持國家賠償法的這兩個宗旨殊為必要。(2)社會主義國家對公民承擔的責任應當是全面的,也就是說,國家賠償立法應該有一個總體考慮。不論是國家機關違法行為還是個人犯罪造成的損失,國家都應負責填補。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法制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我國的國家賠償法不僅要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違法行為造成損害的賠償,也應該造成損失的補償做出規定。而且從法理上來說,犯罪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是對整個國家的破壞,公民履行了國家賦予的義務就應當擁有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權利而國家對其國民負有防止犯罪的責任。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主要責任當然應由實施犯罪者個人來承擔,但是國家并不能因此免除所有的責任。因為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是國家的義務,公民受到犯罪侵害,說明國家沒有盡到全部義務,這就是國家負責的最根本理由。基于國家對于公共安全和秩序負有的責任,因犯罪致使公民受到傷害時,國家就應承擔一定的責任。于道義來看,因犯罪使得被害人個人和家庭均受到重創,社會應該有扶助弱者的道義,因為其困境不是自身原因所致,整個社會都應當關心他們,這與全社會關心殘疾人有異曲同工之處。因司法救助可恢復被害人或家屬繼續生活的信心。換一步說,被害人的訴訟地位被公訴機關分流后(個人起訴權變為國家公訴),已然喪失了被害人執行者的地位,犯罪人的救濟性利益被國家所占據或是被被害人、國家所分流,最后國家獲得了司法利益,維護了社會穩定,但被害人剩下的恐怕就只有精神撫慰了,犯罪者“進去”了,被害人找誰要錢去?如果國家不能用公力來救濟那些無法得到賠償的被害人這些弱勢群體,難道要他們用自己的私力來救濟自己么?他們最后也許會鋌而走險,用犯罪來救濟自己或報復社會。而且這種制度也將是對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的一種救濟,就如我方才說的汽車肇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判罰很顯然判被告有罪的證據不足,判被告有罪顯然違背了刑事訴訟法的無罪推定原則。而2007年向擇選老師的概況則更為深刻:刑事訴訟具有通過證據間的相互印證,再現犯罪事實,確定犯罪實施者刑事責任的特性。刑事訴訟程序中證據判斷和證據采信的主觀特性,以及追訴程序對犯罪事實認定的漸進性,決定刑事訴訟程序中發生錯誤帶有某種程度的必然性,刑事訴訟程序的動態平衡也隨之被打破。這決定對刑事訴訟程序進行救濟或者補救的必要性,刑事賠償正是以其特有的方式發揮對刑事訴訟程序的救濟功能。(3)(向擇選2007年2月14日)刑事訴訟案件國家賠償的可行性我們可以對照《國家賠償法》的有關規定來看待這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以下簡稱《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在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根據該條可知,國家賠償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違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并造成損害,由國家承擔賠償責任的法律制度。其中國家機關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監獄管理機關。而刑事訴訟案件是國家對被告人的起訴,意在維護國家秩序,實現國家刑罰權,在嚴格遵行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保護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國家的正常穩定。都是在違法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病造成損害時,只是由于主體不同罷了,在我們的公民合法權益遭受損害時,由國家進行賠償是合理合法。我國目前的國家賠償法在此類司法實踐中顯然有些規定范圍過窄,顯然這是由于目前大眾還未對被害者權益維護進行真正認知,所以這個問題現在并沒有太多的質疑反對聲。(4)國家賠償法其實,建立這個制度這個想法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出現了,20世紀60年代西歐與日本相繼建立了該項制度,而如今已經發展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法律制度。我國這項制度還沒有建立,在大眾的普遍觀點中還沒有形成國家賠償這種觀念的確,如果被告人無法或確實無賠償能力,被害人只能自認倒霉,怨不得國家,這種觀念長期以來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這與我們法學教育中一貫偏重對犯罪行為的研究而輕視對犯罪者及被害人的研究有關,也與過去很長時間以來在實踐中注重保護被告人的權益而忽視被害人的權益保護有很大的關系。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和財產權,是國家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公民因為暴力犯罪受到傷亡,不僅是加害人的過錯,而且很大程度上源于國家的過失,即國家未能盡到有效保護公民的責任。對加害人不能賠償的,由國家予以補償,這是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5)尹伊軍《制度與錢孰重孰輕》刑事訴訟案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阻力就這樣的一個眾所認之的制度,在我國確遲遲不能建立執行。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人民檢察院政治處主任段振華說,“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是個好東西,我們也正在研究和琢磨這個事,但我們目前還沒有條件把它做起來。西部地區地方財政緊張,司法機關的辦公經費也多是捉襟見肘,補償說到底主要是錢的事,沒有錢,再好的事也只是水中月、鏡中花。”地方財政拮據,連辦公經費也捉襟見肘,如此看起來倒是很明顯了,我們的國家沒錢來救濟那些需要救濟的被害人。但是怎么看起來都覺得很荒唐,每年的犯罪被害人能有多少,而需要國家來補償的被害人是不是更少了?我們這些納稅人所納的稅,交的錢,連這點小問題都解決不了?這其中的其他問題我們就暫且不說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檢察廳廳長王晉就說,“錢不是最大的問題,關鍵是要有個制度要求,這些資金就能真正落實到位。現在最緊迫的是,有些觀念和認識上的問題應該盡快澄清。”(6)劉文輝《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紀要》首先是關于刑事被害人補償對象的界定。國家不是對所有的刑事被害人都會給予補償,而只是對其中因犯罪行為造成死亡或者重傷、殘疾的,喪失全部或部分勞動能力,家庭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且加害人不明或加害人無法賠償而窮盡一切社會救濟手段的適用。其次是明確刑事被害人補償的性質。這種補償屬于社會救濟性質,它不同于國家賠償,也不是國家替犯罪人埋單。國家并沒有代替加害人進行賠償的義務,這種義務首先應該由加害人承擔。

國家只是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進行補償,起到讓被害人在經濟上能夠得到自立,在精神上能夠能到安慰,平息被害人復仇心理的作用。國家支付刑事被害人補償金后,在補償范圍內,對犯罪人或者其他負賠償責任的人享有代位追償權。“最后要強調的是,近些年來,檢察機關一直致力于刑事被害人補償制度的呼吁和倡導工作,尤其是在吁請立法層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這一制度事關刑事司法的各個環節,事關社會穩定、一方平安,只有政府和相關機構更廣泛和更有力地參與進來,才能把這件事做成。”王晉說。補充:疑案處理中的國家賠償疑案在司法實踐中是經常出現的,在訴訟期間和延長訴訟期內仍未能查清,案件就可能成為疑案。疑案中的被害人是無法得到被告的賠償的,那么在這個時候也需要我們建立國家賠償制度來對被害人進行救濟。查不到證據、延長訴訟期所造成的疑案問題在司法領域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算不上犯罪,沒有理由進行懲罰,但是在實際中卻已經對被害人造成了傷害,如果不建立這項賠償制度,又該讓正處于疑案中的無辜困難的被害人何去何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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