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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法對綁架罪的規定較為原則、抽象，司法實踐中，在認定綁架罪時，對該罪的構成要件及有關量刑情節的認定不盡一致，影響到刑法“罪刑法定”與“罪刑均衡”基本原則的貫徹。

本文擬對綁架罪進行具體探討。綁架罪是指以勒索財物或滿足其他不法利益的要求為目的，采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的行為。近年來，綁架案件的發案數較高，由于刑法對綁架罪的規定較為原則、抽象，司法實踐中，在認定綁架罪時，對該罪的構成要件及有關量刑情節的認定不盡一致，進而對罪輕與罪重、一罪與數罪以及此罪與彼罪的認識產生分歧，影響到刑法“罪刑法定”與“罪刑均衡”基本原則的貫徹。本文擬結合辦理綁架案件遇到的疑難問題，對綁架罪進行具體探討。

一、如何準確區分以勒財型綁架罪與索債型非法拘禁罪一般情況下，綁架罪與非法拘禁罪的界限十分清楚。但是，由于非法拘禁是綁架罪的必然結果，加之不少非法拘禁案件也是為了索要債務或財物，從而產生索債型非法拘禁罪與勒財型綁架罪不易區分的困難。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區別：首先，行為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主觀目的不同。綁架罪是以勒索財物為目的，采取暴力、脅迫、麻醉或者其他方法綁架他人，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行為；而為索取債務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罪，行為人采取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為，目的是索要債務（包括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不是無故向“人質”及其家人或單位勒索錢物，非法扣押、拘禁他人是其逼還債務的手段，不具有勒索財物的目的。其次，從犯罪對象看，為索要債務而非法拘禁他人區別于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的關鍵，就在于行為人實施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行為之前是否存在能夠引起“債務”的特定行為或事件。綁架罪是行為人純粹無中生有地向他人索取財物，雙方一般不存在特定的債權債務關系，因此，犯罪對象通常是不特定的、財產上富有的人。而在為索取債務非法拘禁他人的情形中，行為人與被拘禁者之間存在特定的債權債務關系，即使是在賭博、高利貸、等非法活動中發生的不受法律保護的“債務”，行為人也是“事出有因”才向他人索取財物，因此，犯罪對象通常是特定的甚至是自身有過錯的人。

再次，在客觀上，綁架罪中采取的暴力、脅迫、麻醉等犯罪方法，對人的健康、生命有較大的危害。而非法拘禁罪中在實施扣押、拘禁他人的過程中也可能會有綁架、推搡、毆打等行為，但主要是侵害他人的人身自由，對他人的生命健康造成的損害一般要比綁架罪小。最后，以強索債務（包括不受法律保護的債務）而扣押、拘禁他人，與單純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給受害人、受害人的近親屬和社會造成的心理影響、不安全感和危害也有很大不同。前者的不利影響、危害性要小些，后者則相對嚴重。根據上述索債型非法拘禁罪與勒財型綁架罪的區別，索債型非法拘禁罪一般是以存在債務關系為前提，那么，對于債務關系難以查清或根本不存在的，是否一律認定為綁架罪呢？筆者認為，如有證據證明不存在債務關系，或憑常理推斷是客觀表象導致行為人認識錯誤，誤以為存在債務關系，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和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仍應以非法拘禁罪論處。否則，即是客觀歸罪。此外，對于非法劫持、扣押他人后向被扣押人的親友索要財物超出債務額的行為如何定性，主張定非法拘禁罪和綁架罪的觀點都有。筆者認為，應根據具體案情進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對索要財物超出被害人所欠債務數額不大的行為，應以非法拘禁罪論處。對于索要財物明顯超過被害人所欠債務數額的，說明債務只是借口，實際是勒索財物目的，應以綁架罪論處。至于行為人索要錢財與被害人所欠債務的差額究竟為多大才屬明顯超過，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未予明確。筆者認為，一般應綜合考慮三點：①行為人實際索要財物的絕對數額是否巨大；②索要超出債務本身的錢財數額與債務本身數額差額是否巨大；③索要數額雖特別巨大，當實際得到的與所欠債務數額相當，是否將扣押的人放走等實際情況，依法認定。

二、如何正確認識綁架罪罪名根據最高法院對罪名的解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規定的三種綁架行為均以綁架罪論處。筆者認為，該解釋與犯罪構成理論矛盾。第一，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或偷盜嬰幼兒與綁架他人作為人質，其中一個犯罪目的是勒索財物，另一個犯罪目的是為了滿足其他非法要求，將兩個犯罪目的包括在一個綁架罪之中，在論述其犯罪構成要件時，必然會存在兩個犯罪目的之結論，這與一個故意犯罪只有一個犯罪目的的犯罪構成理論相矛盾。第二，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或偷盜嬰幼兒的犯罪行為與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犯罪行為，在犯罪客體上也是不同的。前者不僅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而且也侵犯了財產權利，為復雜客體，而后者只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將二者概括在一個罪名之中，究竟將該罪的客體論述為復雜客體還是論述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為簡單客體抑或分別加以論述。如果論述為復雜客體或者簡單客體，顯然與犯罪行為侵犯的社會關系之實際情況不相符合，如果分別論述，又有悖于一種犯罪要么是復雜客體，要么是簡單客體的犯罪構成理論。因此，對刑法規定的三種綁架行為不宜以綁架罪一罪論處，應分別規定為綁架人質罪、綁架勒索罪，如此規定，符合罪名的區分功能和準確反映犯罪特征的特點。超級秘書網

三、如何正確理解殺害被綁架人殺害被綁架人是綁架罪適用死刑的法定條件，而殺害被綁架人刑罰又是絕對確定的最嚴厲的法定刑，因此，正確理解殺害被綁架人對于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做到罰當其罪至關重要。有觀點認為殺害僅有故意殺人行為即可，也有觀點認為殺害不僅指故意殺人行為，還包括故意傷害行為。筆者認為這里的殺害僅指有故意殺人行為且發生了死亡后果的情形。理由是：①在法律未對條文含義做出特別規定時，對殺害的解釋不能隨意脫離人們日常所能理解的范圍，作擴大或限制理解，殺害作為日常用語的含義。既包括殺的行為，更主要強調出現殺害致死的后果。②“殺害”一詞在刑法318條第2款、321條第3款中也有涉及。從上述兩條規定看，殺害是被排除在“造成被組織人、被運送人重傷、死亡”之外，需做另一罪單獨評價。③刑法規定殺害被綁架人為單一刑種死刑，并無其他刑種可以選擇適用。因此，如果不將殺害解釋為有故意殺人行為并發生死亡后果，必然導致只要有殺害行為，不論結果如何，是造成輕傷、重傷、嚴重殘疾，還是死亡，都只能無一例外、毫無選擇的判處死刑，這顯然不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有違立法真實意圖。綜上所述，由于綁架罪中的殺害被綁架人配置的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因此，對其的解釋應從嚴掌握。

四、如何對綁架罪中故意傷害（不包括致死）或殺害被綁架人未遂的行為確定罪名有觀點認為，綁架罪中關于“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殺害被綁架人的，應處死刑”的規定，以及該罪條款設置中沒有單獨規定綁架中有其他更重犯罪行為的，依重罪論處，可以得出綁架罪客觀行為嚴重程度沒有任何限制，以至無須對綁架行為中其他重罪另行評價，由此會產生放縱犯罪的后果。比如綁架中即使有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行為，也只能以綁架定罪。

綁架罪基本法定最高刑為無期，而故意傷害手段特別殘忍致人重傷且造成嚴重殘疾的或殺害未遂但手段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應判處死刑。筆者認為，刑法239條的條款設置只是對特別法定刑的規定，旨在表明此種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以及刑法對此種行為的刑罰評價。在綁架過程中故意傷害致殘或致死以及故意殺人未遂，說明此種行為的犯罪已轉化或行為無法為綁架罪客觀要件所涵蓋，根據刑法數罪理論，應以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