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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現行經濟體制的特點

日本是一個后發展國家，其經濟屬于后發展類型經濟。也就是說，與歐美工業化國家相比，現代經濟增長起步較晚。從1868年明治維新到20世紀60年代日本現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大體上用了100年的時間。其間經歷了諸多重大的歷史和社會變革，走過了一條非常曲折的道路。但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不管國際國內形勢如何變化，日本政府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戰略思想則是一脈相承的，即趕超歐美發達國家、實行對外擴張和強化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干預。由于時代不同，尤其是戰后日本所處的特殊歷史條件，上述戰略思想的若干方面，其表現形式或采用的政策手段均有所不同。戰后日本現行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確立，也直接受到了上述戰略思想的支配。因此，導致日本現行經濟體制具有如下三個特點:

“趕超型”:即通過非均衡發展戰略，突出重點，將經濟資源優先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產業部門和地區，利用其波及效應，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而迅速趕超歐美發達國家。重視供給、生產至上、“經濟增長第一”是“趕超型”特點的核心內容。“外向型”:即通過以“貿易立國”為宗旨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不斷擴展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特別重視占領海外市場，以此來維持和加速資本的擴大再生產。

“政府主導型”:也可稱為“政官財一體型”，或稱“政官財鐵三角型”。即通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在宏觀上防止市場機制自發作用所引起的盲目性和破壞性，謀求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在微觀上采取一系列具體政策，對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部門實行指導和監督（包括保護和扶植），誘導企業按政府政策意圖行事，以確保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

上述日本現行經濟體制三個特點的關系，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趕超”是目標，“外向”是手段，“政府主導”是保證。這三個特點在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表現十分明顯。一言以蔽之，日本的現行經濟體制實際上是政（國會議員等政治家）、官（政府官員）、財（財界、企業界）“鐵三角”式的“趕超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的“骨髓”里充滿著政、官、財為趕超歐美展開“總力戰”的思想。以至于歐美人將整個日本稱為“日本股份公司”，意即日本猶如一家官民合辦的股份公司。它將經濟增長提高到國民信仰即意識形態的高度，推行生產第一、經濟至上的路線和政策，動員全體國民象投入戰爭一樣投入到生產勞動和商業競爭中去。與此同時，政、官、財緊密結合，一方面盡力保護本國市場和幼稚產業，政府規制成了限制外國商品和外國資本進入日本國內市場不可逾越的無形壁壘。另一方面又大舉進攻海外市場，奮力奪取經濟競賽的冠軍。

二、日本經濟的現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歷經了從戰時經濟到和平經濟、從統制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封閉經濟到開放經濟的巨大歷史性轉變，以重化學工業化為核心的工業化進入成熟階段，實現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罕見的高速增長，在70年代初基本上實現了國民經濟現代化，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大國。”自1991年春日本因泡沫經濟破滅而陷入蕭條以來，日本經濟經歷了1992-1994年三個年度的零增長、1997和1998兩個年度的負增長。世人都對這個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經濟現狀寄予了深切關注。1998年日本的經濟實績創下了戰后最糟記錄:第一至第四季度日本實際GDP增長率分別為-112%、-017%、-013%和-018%，[3]全年的實際增長率為-218%，經濟規模比1997年減少了1216萬億日元，創下了1955年開展此項調查以來的最糟記錄。日本長期銀行旗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日本租賃公司于1998年破產，負債額達2118萬億日元，創下單個破產企業負債額的歷史最高記錄，失業率也居高不下。1998年是戰后“日本經濟最黑暗的時期”。在進入1999年后，特別是自2002年2月開始，日本經濟連續5年保持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勢頭，其中2006年增長率達到211%。雖然日本經濟出現了些亮點，保持一種溫和的復蘇狀態，但日本經濟總體來看，仍不容樂觀。目前日本經濟面臨五大難題。

（一）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

日本如今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老齡化國家。在衡量一個國家和社會老齡化的尺度中，主要有兩個指標:一是老年人口比例，二是老齡化指數（老年人口/年少人口3100）。自90年代以來，日本的老年人口（65歲以上）比例急速上升，1991年就超過了美國，近兩年又超過了英國。日本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老年人口比例從7%到14%，瑞典經過了82年的時間，美國經過了69年的時間，而日本僅僅經過了24年。日本人1997年平均壽命男性為77119歲、女性為83182歲，均為世界第一。再從老齡化指數來看，盡管比較年份不盡一致，但世界上僅有五個國家該指數超過90，即日本、瑞典、德國、丹麥和意大利。1997年6月日本的該指數達到10013，成為世界上首次突破100的國家。與此同時，日本的出生率則呈下降態勢。據統計，日本的合計特殊出生率如果低于2107的話，就會導致將來人口逐漸減少。到1997年日本的合計特殊出生率就已經降到1139。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對日本經濟發展造成的難題是多方面的。首先，日本的社會保障成本日益上升，國家財政負擔日益加劇。1997年度日本的社會保障支出達6914萬億日元，其中養老金3614萬億日元，醫療費2513萬億日元，福利支出等為717萬億日元。根據厚生省進行的推算，社會保障支出在2010年將達到137-154萬億日元，2025年將達到216-274萬億日元。到2025年日本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將占國民收入的2915%-3515%。如此巨額的社會保障支出必然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從而加重國民的稅收負擔。其次，出生率下降直接導致勞動力逐步減少，勞動成本日益上升。對此，一些日本學者寄希望于老年人和家庭主婦加入勞動隊伍，但由于日本的社會風俗和傳統，其效果有限。還有的學者主張接納外國移民以解決勞動力不足，但外國移民的增多會使日本失去種族和文化上的同質性，加大社會摩擦，故困難更大。人口問題將使日本社會和經濟發展背上沉重的負擔，成為日本經濟增長的桎梏。

（二）失業率上升

由于企業的倒閉和解雇等原因形成的“非自愿失業”的人數，超過了“自愿失業”人數。有跡象表明，今后日本的就業狀況還可能繼續惡化。1998年3月，日本的過剩人員占全部就業者的616%，達43415萬人，如果將其與失業人員加在一起的話，日本的失業率將達到10%。日興調查中心也指出，1998年4-6月，日本有255萬人屬于過剩人員。如果企業為確保收益將這些人員解雇的話，失業率就會上升到8%。也有人提出這樣的看法:到2007年日本的總人口開始轉為減少，那么勞動力人口也會減少，失業率就會下降。但大多數日本學者認為，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因為總人口如果減少的話，消費也將萎縮，企業收益將下降，失業率將達到16%。1998年初以來日立、東芝、日本鋼管、住宅設備TOTO（東陶）等著名企業，都紛紛提出了削減人員的計劃。日本的失業者中有70%是由于結構性因素造成的。所以，失業問題絕不是日本政府在短時間所能緩解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必然影響占GDP60%以上的個人消費，從而阻礙日本經濟的回升。

（三）企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

由于日本國內個人消費低迷，面向亞洲各國的出口銳減，導致國內企業設備的生產能力嚴重過剩。日本三和綜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員島中雄二認為:日本目前供大于求的規模約達30萬億日元，約占GDP的6%。具體來看，目前日本石油業設備生產能力過剩18%，鋼鐵生產能力過剩39%，汽車（包括輕型汽車）生產能力過剩26%等等。由于企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致使企業不得不削減設備投資。日本制造業廠房和設備的平均年齡已超過美國同行業水準。這是自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時代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1999年4月，日本企業的機械訂貨已處于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日本企業的過剩設備和過剩投資，造成嚴重供大于求的局面。這些過剩設備和過剩投資成了日本經濟的“贅肉”，日本企業今后面臨著消除贅肉、調整產品結構的巨大壓力。而且，日本制造業設備的陳舊化，無疑會阻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致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降低，成為制約日本經濟中長期增長的負面因素。

（四）金融機構背負巨額不良債權

日本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本來僅指貸款對象發生經營危機無法償還和延期6個月以上償還的債務，后來又包括減免利息等債權，自1997年度決算開始又包括了延期3個月以上償還的債權。1998年9月末，日本所有銀行對各自的不良債權進行了審核，總額達731027萬億日元，比1998年3月末增加了11344萬億日元。其中17家大銀行的不良債權總額達441215萬億日元。至2000年3月末時，日本所有銀行的不良債權總額又比1999年增加了112萬億日元，高到8118萬億日元。如此巨額的不良債權成為日本經濟的主要“病灶”之一，使日本政府面臨兩難選擇:做手術將其徹底摘除，這將致使一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對日本經濟的復蘇不利；置之不理，這些金融機構又難以實現健全運營。據日本綜合研究所推算，如果徹底清理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就可能導致今后幾年日本的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018到113個百分點。但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銀行的融資機能和企業信用都難以恢復，國際信用評估機構對日本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將不斷下降。自1991年初日本經濟陷入衰退以來，日本的金融機構本來應該發揮為經濟復蘇“輸血”的作用，但是由于泡沫經濟破滅使金融機構本身背上了巨額不良債權的沉重包袱，它們不但不愿向企業貸款，還千方百計地將以前貸出去的款項盡快收回。這雖然有利于實現金融機構本身的健全經營，卻造成了企業尤其是廣大中小企業的資金籌措困難，致使許多企業破產，阻礙了日本經濟的復蘇。

為了促使日本金融機構積極向企業貸款，日本政府和金融當局實施了許多對策。1998年6月22日設立了金融監督廳，此后又打算拿出30萬億日元的公共資金來穩定金融秩序。其中13萬億日元用于金融機構的危機管理，17萬億日元用于保護存款者的利益。日本銀行于1998年9月9日將官方利率從015%下調至0125%，1999年2月12日又將隔夜利率由0125%下調至0115%。這種“超金融緩和措施”的最大受益者無疑是日本的金融機構。雖然這些對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防止經濟進一步惡化，但是由于日本銀行一再調低官方利率，其利率調整的金融政策空間已經十分有限，故日本銀行拋出去的這“最后一個球”很難從根本上達到刺激經濟回升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恐怕只有依靠向金融機構注入公共資金來求解困境，但此種對策的效果令人懷疑。

1999年3月，日本的金融再生委員會正式批準向金融機構注入716萬億日元的巨額公共資金。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馬薩諸塞工科大學教授萊斯特·瑟羅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采訪時指出:將一美分稅金使用在銀行身上都是錯誤的，稅金不應該用來拯救銀行，而應該用來拯救經濟。日本著名學者大前研一也認為:日本金融機構擁有的不良債權是個無底洞，究竟有多大數額誰也說不清楚。據他估計不少于100萬億日元。他認為不應該用國民的稅金來填補由于政府失策和金融機構經營不力所產生的赤字，日本政府為此投入公共資金是愚蠢的。巨額不良債權是禁錮日本經濟發展、侵蝕日本經濟機體的“病灶”。

（五）日本政府的巨額財政赤字

自1986年度以來，日本每年的財政支出中用于償還國債利息的費用均超過10萬億日元。2000年9月末，日本的國債余額已達511萬億日元，國債余額在6月末已突破了500萬億日元。此后又連續推行刺激經濟復蘇的赤字預算政策，致使日本的財政形勢更加嚴峻。日本的財政陷入極其嚴重的危機當中，勢必對日本經濟的回升起到巨大負面作用。

三、現行經濟體制失效的原因及對司法改革的影響

造成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和諸多難題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歸根結底是日本現行經濟體制的弊端所致，抑或日本體制失靈而導致的結果。

雖然日本早已實現了貿易和資本的自由化，關稅稅率也很低，但日本國內的封閉交易慣例、企業系列承包制、相互持股、政府規制等，這一切都構成了官民一體協調對外的經濟體制。它一方面大力向外輸出商品和資本，另一方面又極力利用各種非關稅壁壘及其它政府阻止外國商品和資本進入。可以說，日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由貿易自由化和資本自由化促成的世界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給日本帶來的機遇和好處。但是，日本國內的市場體系卻是排外的和封閉的，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外在于”世界統一市場的。

日本的這種封閉性的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日本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后，越來越招致世界許多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強烈不滿。冷戰期間，美國將日本作為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堡壘和反共防洪堤，對日本采取了政治上拉攏、軍事上保護加控制、經濟技術上予以扶植的“懷柔”政策，在經濟利益和市場競爭方面并不與日本斤斤計較。而日本則充分利用冷戰時機和美國的政策，采取“吉田路線”，即政治上和軍事上低姿態、集中精力實現經濟增長，使日本自身實力不斷增強，羽翼日益豐滿，很快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大國。冷戰結束后，美國開始重視自身經濟利益，日美之間的經貿摩擦頻繁發生，日趨尖銳，摩擦范圍已不僅僅限于汽車、半導體等商品交易，而且擴大到建筑市場、保險市場、流通體系等屬于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美國多次指責日本的經濟體制具有封閉性，要求日本改革現行經濟體制。

首先，日本現行經濟體制既然是在經濟恢復特別是高速增長時期最終確立的，那么它只能適應經濟高速增長，不適應經濟低速增長和經濟負增長。從企業之間的關系來看，承包制、企業系列、長期持續的交易關系這三者在高速增長時期都運行得很好，可是在轉入低速增長特別是衰退時期以后，大企業尚且自身難保，嚴重依賴大企業的大批中小企業所受打擊更大。

從企業的雇傭關系來看，日本的終身制雇傭關系不是正式規則，沒有明確寫在用工合同上，只不過是個慣例。它根本不是“鐵飯碗”，更象個比“泥飯碗”強一些的“陶瓷碗”。在高速增長時期，這種雇傭關系維持得很好。而在低速增長乃至衰退時期，大企業紛紛裁員。

從金融體制來看，在低速增長乃至經濟陷入衰退時期，企業經營陷入困境，使銀行的不良債權急劇增加，象北海道拓殖銀行、山一證券公司這樣大的金融機構也走向破產。許多企業看到銀行等金融機構馬上要破產，就賣掉銀行股，而銀行也賣掉企業股，這樣互相拆臺，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再加上銀行持有企業股份，它就站在企業的一邊為企業出力，特別是在泡沫經濟時期，為企業注入大量投機資金，從中也獲得好處。但是泡沫破滅之后，企業受到沉重打擊，銀行也不例外，甚至受打擊更重。銀行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喪失了有效監督企業的機能，遭到兩敗俱傷甚至同歸于盡的命運。總之，90年代初日本經濟陷入衰退以后，企業之間、銀行之間相互持股變成了相互拆臺，銀行不但不愿意再向企業貸款，還千方百計將過去貸出去的款項收回來，給日本經濟的復蘇帶來消極影響。

其次，過多的行政干預已經成為阻礙日本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在日本，政府行政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范圍極為廣泛和細致，干預形式也多種多樣。每一條規制的確立，當初都各有其具體的原因和道理。但是從總體上看，它是政、官、財“鐵三角”維持既定秩序、阻礙外國資本和商品進入日本國內市場的產物，是“趕超”時代的產物。在戰后初期日本的市場經濟秩序尚不完善、國內產業弱小、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時代，這個龐大的“規制”體系在保護日本的國內市場、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保障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等方面，確實也曾起到過相當大的作用。但是，在政府事無巨細的規制下，市場經濟規則常常被動于官僚機構的意志，并迫使企業為服從所謂的國家利益和維持市場秩序而忍耐或作出犧牲，妨礙市場經濟規律發揮作用。例如在日本的金融監管中，曾進行過這樣的事后調整:即使某個金融機構開發出了新的金融商品，但是在其他金融機構也開發和能夠推出類似的金融商品以前，大藏省不允許該金融機構銷售其金融商品，致使日本的金融機構與美國相比，開發新金融商品的積極性受到很大損害。政府規制還削弱了企業、銀行等各類經濟主體自負其責的意識和承擔風險的能力，造成企業和銀行不能獨立自主。

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商學博士奧村宏認為:日本屬于“無責任型”資本主義。日本的經濟體制屬于誰也不負責任的體制，政官財糾纏在一起，一旦出現問題，誰也不負責任。日本1995年發生“住專”（即住宅金融專業公司）問題（即由于各公司散漫經營、投機經營造成巨額損失）后，住專各公司的經營者、住專的母體即銀行、大藏省和農林水產省都被追究責任，但其結果為彌補損失稀里糊涂地往里投入了6850億日元的公共資金之后不了了之。過了這么久，各金融機構的巨額呆帳壞帳至今還沒有進行清理，其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卻都競相逃避責任。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初建立規制的前提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甚至已不存在，政府規制的必要性已大大降低，致使現行規制體系的作用開始走向反面，對日本經濟的發展開始起制約和束縛作用。

再次，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現行體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出來。80年代后期，由于泡沫經濟膨脹所帶來的虛假繁榮，不僅掩蓋了日本經濟中業已存在的深層次問題，也使現行經濟體制已經過時的問題未能充分暴露出來。泡沫經濟破滅后，這些被掩蓋的問題以更加激烈的形式充分暴露出來:金融領域危機頻發、國家財政日趨惡化、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連連攀升、國際競爭力相對衰退、支柱產業生產下滑、新的主導產業尚未形成、價格體系面臨嚴峻挑戰、國際收支更加不平衡、對外經貿摩擦日益尖銳、老齡化程度加重而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等等。可以說，在日本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面都存在著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些堆積如山的問題已經證明，日本必須對現行體制進行大幅度改革。

總之，日本的現行體制是在日本趕超歐美發達國家的特定歷史階段確立的。在這個特定歷史階段中，日本政治家、官僚、財界（企業界、產業界）一體在盡快趕超歐美這個強烈的意識形態之下，基本上是協調一致、共同對外，取得了卓越的經濟發展成就。在趕超任務基本完成之后，日本現行經濟體制確立的前提條件不復存在，其弊端逐漸暴露出來，尤其是政治家和官僚尋租行為日益猖獗，權錢交易連續發生，丑聞不斷曝光。政府規制已經嚴重窒息了日本經濟的活力，并且日本現行的一致對外的封閉經濟體制已經不適應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潮流，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國都要求日本開放其市場。而且，伴隨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資本的運行已經沖破國界，那么就要求各國法律采取統一的模式，世界貿易組織解決糾紛機制的司法化使日本國內的審判制度不得不做出調整，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日本在如今這種國內經濟萎靡不振、海外要求開放市場的強大壓力下，已到了必須對現行體制進行改革的歷史時刻。

四、壟斷組織財團對司法的制約

制約主要是指日本中間共同體或者說中間集團的專制，指與此糾葛的從日本弱勢群體到強權的扭曲以及權力的“無責任原則、無公共化”。作為個人與國家媒介的各種中間集團，壟斷政治過程中的資金和選票，享受各種特殊權益，將政治過程中的成本轉嫁給廣大民眾，在此過程中取得各種便宜。國家無力調整有關集團的公共性，在調整的角色中獲得既得利益。更有甚者，我們可以看到將調整責任委托給中間集團業內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各中間集團內部對持有異議或批判意見的個人采取非正式的專制施壓（日本的全村絕交、全職場絕交、全業內絕交等等排除異己的方式），國家為了縮減維持秩序的成本，對此放任自流。

有關中間集團維持擴大自身的特殊利益，國家（行政權力、行政化立法者的權力等）受益的同時扮演了縱容和保護者的角色。對集團內部針對個人人權的侵害，應該采取救濟的國家（司法權力）介入在集團自治或者說“集團小社會”的自治名義下被排除在外。對國家的這種依賴和自立的恣意靈活運用，與其說是保護個人的人權和一般社會大眾的公共利益毋寧說優先保護了集團的利己主義。更為嚴重的是，這種集團利己主義打著“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我們共同利益”的幌子，借著擬似公共性的假面而被合理化。因而，跟個人利己主義相比，集團利己主義變得更加難以駕馭和控制。

有很多人認為，日本社會的特質是所謂“父權干涉主義”，有關這種特質的內容未必明確。如前所述，對中間集團采取放縱態度的戰后日本的國家權力，作為取代保護而進行支配的具有“父權干涉主義”傾向主體的國家權力，其做法似乎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戰后日本國家權力與中間集團的關系可以說，不是父親對兒子進行嚴格教育式的印象，更像總是替兒子擦屁股、處理遺留問題的慈母形象，或許用“母權的干涉主義”形容更為貼切。在父權干涉主義國家有明確的保護和支配的責任主體存在，與此相對，母權干涉主義國家不存在明確的支配責任主體。被放縱的作為保護客體的中間集團在壟斷政治的過程中沒有絲毫的支配主體覺悟和責任意識。作為保護主體的國家一方，在不斷的干涉中又陷入“依賴于被依賴”所謂“共同依賴”之中不能自拔，被強行拖入保護客體的無理要求，其貫徹自身作為支配責任主體自我意識的能力嚴重萎縮。

在這種體制下，不僅個人的人權無法保障，實際上國家的權力也在不知不覺中喪失。與規制緩和論相得益彰，如今日本的行政權力在規制組織財團的角度分析并非過分強大需要緩和，而是過于軟弱，缺乏從公益角度規制特殊集團利己主義的行政力量。縱向來看，也有人擁護這種觀點，即可以促進行政各官廳間的政策競爭。其意思就是說，所謂省里有益處國家沒有益處，局里有益處省里沒有益處等討論那樣，將管轄范圍內業界的特殊利益依靠行政進行瓜分。這正說明官僚被規制對象的利益集團體制性的拉攏，正是官僚實力軟弱的象征。象征中央集權強大的“三成自治”的地方政府，就其實際而言應該是“七成自治”，公共事業的必要性、費用等承擔的應該都是地方政府，規制地域性利己主義、本土利己主義的權力不能靠中央政府，權限還是應該在地方。在利益誘導環境中的政治家無法具備規制中間集團的力量。進而言之，這種公共事業與企業的雇傭慣例、福利衛生等并列，是福利國家安全網的不正形態，有關社會安全保障的支出，日本和歐美發達民主主義各國相比，存在很大不足。

綜上所述，日本面臨的課題，與其說是“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轉換”，毋寧說是“軟弱的政府向強大政府的轉換”。為避免誤解，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強大的政府”并非時下流行的所謂“權力國家”，而是指具有貫徹公共性規則力量的“法治國家”。追求法治社會，以法治理念滿足普遍意義的正義觀和人權原理為核心。國家超越特殊集團權益，在保護普遍意義的民眾基本人權方面，平等政治上處于弱勢的個人和集團權利，抵抗將非正當成本轉嫁給一般民眾的特殊權益和既得權，建立足以抗拒受益集團強式政治干涉的統治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