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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作為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一種類型，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立法反映了立法者對環境資源保護的重視程度，以及所采取的刑法抗制措施的強度。環境犯罪所帶來的諸多理論問題在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因而較為全面地對這些問題進行歸納、總結，對于在理論乃至實踐中尋找突破提供了基本前提。從各國立法例的比較，可以反觀我國現行立法的得失，并由……

環境犯罪罪過形態包括故意、過失、無過失(注：無過失，即指英美刑法中所謂的“嚴格責任”。公害罪是普通法上適用嚴格責任的犯罪之一，公害對于公共健康和安全存有潛在的危險性，因此，該罪必須有造成一部分公眾受到損害的事實，至于犯意，不是該罪的必備要件。參見孫光俊：《論英美刑法中的嚴格責任》，載《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第94頁。但是最近美國聯邦及州之環保刑事立法一般以“明知”為構成要件，且通過工業界的努力，美國聯邦刑法建議案已取消對健康及生命安全危害之無過失責任，而將“犯意原則”(mensreaprinciple)適用于各種環境犯罪。)。在以處罰故意犯為原則，處罰過失犯為例外的刑法立法中，其環境刑法中大多有關于過失犯的規定，通常在一具體罪刑規范中附加規定有關過失實施同類行為的刑事責任條款。一般而言，這只是普通過失的規定，就是說沒有明示行為人的特定注意義務，但是從實踐看，基于過失的破壞環境資源犯罪是由從事生產經營的主體因違背有關環境管理規范，違反從事生產經營應當秉持的注意義務，進而造成環境破壞的危害構成犯罪，因而過失類型基本上可歸屬于業務過失。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舉示

我國刑法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即屬于典型的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罪。

德國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環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屬環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聯邦污染防制法、水務管理法、化學物品法及營業法、空運法、植物保護法、DDT葡蟲防治法、動物保育法、藥劑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規定。該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訂第28章“破壞環境之犯罪行為”有關環境刑法條文。90年代初，德國又開始了“環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環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進一步加強了刑法對環境的有效保護。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國刑法典第29章為針對環境的犯罪行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條款都有過失犯的規定。現行《俄羅斯刑法典》第26章規定了“生態犯罪”，其中包括了相當于中國刑法分則第7章第5節的一些條文，比如第248條違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劑或毒素的安全處理規則罪、第249條違反獸醫規則和植物病蟲害防止規則罪。該法典其他的罪名則屬于環境犯罪的范疇，其中，違反危害生態的物質和廢棄物的處理規則罪、污染水體罪、污染大氣罪、污染海洋環境罪、毀壞土地罪規定，因實施這些行為而過失致人死亡的，應當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但這些規定基本上屬于加重責任要件，并非典型的過失犯罪條款。

日本1970年《環境(公害)犯罪處罰法》第3條(過失犯)規定：“工廠或事業所，因其事業活動殆于為業務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國民健康之物質，致生公眾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該法還規定了法人犯罪的兩罰制以及推定的因果關系。

我國臺灣現行環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國、日本為參照，基本上采用附屬刑法的立法模式，將懲治環境犯罪的法則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內的附屬刑法中。對于環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環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為過失污染水體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險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臺灣環境刑事立法尚未進入成熟階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為人罪過形態方面很難找到可供評釋的規定，但多數學者認為環境犯罪應包括故意和過失。(注：參見趙秉志、王秀梅：《海峽兩岸環境犯罪之比較研究》，載《刑事法雜志》第43卷第2期，臺灣刑事法雜志社編印，第22～23頁。)

香港的污染管理條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條例》、《噪聲管制條例》、《保護臭氧層條例》，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都是環境刑事法律。(注：參見盧永鴻博士論文：《環境犯罪的立法與司法——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2001年版，第137、142頁。)香港環境刑事責任主要建基于嚴格責任，即犯罪者無論是否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觸犯污染管制條例導致環境污染，都要負刑事責任。除對少部分的違法行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則外，規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而如果有關條款沒有此規定的，則屬于嚴格責任犯罪，因過失違反污染管制條例而導致污染也須承擔刑事責任。(注：參見盧永鴻博士論文：《環境犯罪的立法與司法——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大學2001年版，第137、142頁。)

二、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主體

在英美法國家，處罰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會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論。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大多遵守羅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則，歐洲近代雖有愈來愈多理論采贊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傾向，但在實務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見解為主流。各國立法趨向，仍僅在行政刑法上承認法人之刑事責任，傳統刑法上仍不設處罰法人之規定。(注：參見黃家烈：《法人犯罪與組織體責任論——以公害犯罪為中心》，載《現代刑事法與刑事責任》，蔡墩銘教授祝壽文集，臺灣刑事法雜志發行1997年版，第337、343頁。)與此相應，環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為犯罪主體，從各國立法例上也分為三種情形(注：參見柯澤東著：《環境法論(二)》，臺灣，個人發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頁。)：一是，肯定法人應負環境刑事責任。通常為英美法系國家所采納。其理論根據有兩種：(1)間接說。其并不認為法人應為責任主體，但認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為了規避責任，會利用第三人的行為或事實為掩蓋或轉移其責任。因此認為，“因間接承認受雇人之行為之犯罪侵害環境，即應視為法人應負違反之責任”，除非該企業能夠證明受雇人的行為為企業所全然無知，并非其同意，且對其行為已盡預防責任。(2)直接說。認為法人(企業)本身即應視為犯罪主體。采取法人應負責任的國家為英美國家，但是如荷蘭、丹麥、委內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國法也采取這一觀點。我國刑法第338條和第346條也規定，單位可以成為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體。二是，否定法人應負刑事責任的立法例。為大陸法系國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獨立人格，不為他人之行為結果負擔責任，且刑事責任為專屬，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說。即認為法人不具有負擔刑事責任的能力，但是卻以罰金或罰鍰方式制裁處分法人。如比利時，即不認為法人負擔刑事責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罰金，但認為其組織、受雇人或委托人應負擔民事罰金。其它如德國、挪威、我國臺灣地區、日本也基本屬于此種類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對法人犯罪持否定態度，但是其行政法規上設有處罰法人的規定。比如前引的《環境(公害)犯罪處罰法》即采取兩罰規定，將法人作為犯罪主體之一，該法第4條規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從業人員，關于該法人或本人之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該行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該本條之罰金刑。”(注：德國在外匯、租稅法規設有處罰法人的規定，或在經濟法規中設有對法人或其它團體科處罰金之明文規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經濟法、保險法設有對團體處罰金之規定。參見黃家烈：《法人犯罪與組織體責任論——以公害犯罪為中心》，載《現代刑事法與刑事責任》，蔡墩銘教授祝壽文集，臺灣刑事法雜志發行1997年版，第337頁。)

現代公害的發生，大多源于事業活動，而事業活動則大部分采取法人組織形態，所以可以說環境污染的發生乃法人之行為所致。將法人(單位)作為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主體，從刑事政策上講，會比較有效地規制企業行為，使其盡責地履行從事生產、經營時應秉持的注意義務；對法人企業(單位)的不法行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對個人進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業(單位)的成員眾多，難以具體確定該負責的具體責任人；法人作為社會的成員，對社會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為，應當予以相應的非難，以防止因法人活動所造成的有害結果(注：參見黃家烈：《法人犯罪與組織體責任論——以公害犯罪為中心》，載《現代刑事法與刑事責任》，蔡墩銘教授祝壽文集，臺灣刑事法雜志發行1997年版，第337、343頁。)。因而，從立法上承認法人(單位)在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責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會的發展要求。

承認法人負刑事責任，其還應對兩個問題予以關注(注：參見柯澤東著：《環境法論(二)》，臺灣，個人發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頁。)：(1)何種法人應負刑事責任。在英國及荷蘭，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負刑事責任的能力。在中國大陸，并沒有嚴格區分公法人和私法人，從刑法典第30條關于單位犯罪的規定看，實際上認為這兩類法人都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2)如果法人應負刑事責任，那么以法人名義為行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責任?對此有兩種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規定法人應直接負刑事責任，其高級干部得免受刑罰，如美國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責任仍同時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國刑法典的規定，荷蘭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條，對公司負責人的刑事責任規定也屬于這一類型。

三、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之法益

傳統刑法所保護的法益，依大陸法系理論可以分為三大類即個人、社會、國家，即以“人”為保護重心，此為刑法法益的中心。環境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究竟屬于獨立之環境法益，還是為雙重之法益保護?所謂獨立之環境保護法益，是指以“環境”本身為保護重心，公害行為如對環境造成侵害，則為已對法益造成破壞，不必探究是否對“人”之生存環境造成具體或抽象的危險；雙重之法益，則與這一概念相對應，即法益侵害還包括對人的生活環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環境本身為考量重心，對環境保護而言，無疑最為直接，也最能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但是環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滅合法之事業活動與發展，所以應當以“人”之健康與安全為保護作為環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國環境保護刑法，承認所謂獨立之環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雙重之法益保護(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個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態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結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護。德國刑法典第29章所規定的構成要件的保護法益就是環境，不過這一法益不是在一個寬泛的、非實體意義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質(水、空氣、土壤)及其他表現形式(植物和動物的生存環境)上來理解。(注：參見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國刑法典注釋》,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對環境的保護，最終還是要保護人類當前和未來的生存條件。在環境犯罪中，除了侵犯個人的法益外，還侵犯生態學的法益，從作用上說，生態學的法益是為了社會公眾的，因此是一種應當加以保護的超個人的法益(注：根據德日刑法理論，以法益主體為標準分為個人法益與超個人法益。這一分類也為我國刑法學者所主張。參見張明楷著：《法益初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頁。)。(注：參見王世洲著：《德國經濟犯罪與經濟刑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頁。)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關環境的法規中分別規定了不同的保護客體：《公害對策基本法》中列舉了國民健康的保護，加上生活環境的保全。在其所謂“生活環境”中認為“包含了對于人生活有密切關系的動植物及其成長環境的保全”。《空氣污染防止法》和《水質污濁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環境保全為目的，但以其對于違反排出基準的處罰為中心，環境保護視為間接的(注：參見王秀梅、杜澎著：《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8年版，第9～10、9～10、10頁。)。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對環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從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中之相關條款入手，因而可以認為日本仍以人為保護法益為中心，間接的對環境加以保護，從其環境(公害)犯罪處罰法，即可以看出其為雙重之法益保護。

我國臺灣學者林山田認為：“生活環境本身即為刑法所應加以保護之法益，污染或破壞環境之重大行為，在刑法上評價，即直認定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環境刑法所保護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體法益或財產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謂之‘環境法益’，由于生態環境之破壞，將足以導致生命、健康或財物之危險或實害，故以刑法保護環境法益，亦屬間接地保護個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法益。”(注：參見柯澤東著：《環境法論(二)》，臺灣，個人發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頁。)臺灣公害法學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觀點。(注：參見柯澤東著：《環境法論(二)》，臺灣，個人發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頁。)因此臺灣環境犯罪的法益保護上，即兼顧公害防治與自然保育。

中國刑法學界關于環境犯罪的客體大致有四種學說(注：參見王秀梅、杜澎著：《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8年版，第9～10、9～10、10頁。)即環境保護制度說、環境權說、公共安全說、復雜客體說。這里涉及到“環境權”概念問題。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上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明確指出：“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從而提出“環境權”的概念，并視為基本人權(注：參見同利平：《試析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2期，第20頁。)。在此之前，美國于1969年頒布的《國家環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環境權的概念，其第3條規定“國會認為，每個人都應當享受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都有責任對維護和改善環境做出貢獻。”中國刑法學界有觀點認為，環境權是指“環境法律關系的主體享有適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環境，以及合理利用環境資源的基本權利。環境權的主體是公民、單位及其它組織和國家，環境權的客體是包括具有生態功能和經濟功能的環境自然資源。”(注：參見王秀梅、杜澎著：《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8年版，第9～10、9～10、10頁。)

關于環境犯罪法益(保護客體)的明晰，也就清楚了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法益。中國也和大陸法系國家理論界的爭鳴一樣，提出了獨立的環境法益即環境權，但非“環境”。依照德日的理論，環境權也屬于超個人的法益，但是從終極意義上講這一權利卻又是同時屬于每個人以及個人的集合——國家和社會。因此，可以說環境權實際上是個人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的重疊體現，進言之，以環境權作為環境犯罪的客體是恰當的。因此，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法益即應為環境權。

四、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因果關系

環境法上關于證明民事責任上因果關系的困擾問題，在刑事犯罪責任的因果關系上也同樣存在，即在于必須證明犯罪行為與損害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外，還往往涉及到證明長期潛伏性污染(比如輻射污染)或擴散性的污染損害(如有害化學物質)，這些均須予以注意(注：參見柯澤東著：《環境法論(二)》，臺灣，個人發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頁。)。對于這個問題，不同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態度(注：參見柯澤東著：《環境法論(二)》，臺灣，個人發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頁。)：

美國及法國法對于這一問題，隨著社會、經濟及企業結構之變動，逐漸從一般受害人與工廠污染加害人間而移轉為一般受害人與工廠加害人、環保團體、居民集體與多國籍企業及國營事業間的原、被告關系。但是由于原被告雙方經濟地位之懸殊，以及進入二十世紀以來經濟與工業的大發展，舉證責任一直偏向于工業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實務改革以及立法變動，而趨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護，而舉證責任也開始向原告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異于民事法上的因果關系證明法則。在民事立法上，采取舉證責任倒置的推定責任原則，除非被告能證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標準規定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標準在性質上不當，或取樣分析或鑒定之結果有瑕疵，否則推定被告對其行為結果應負民事責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規，對污染犯罪采取單純的推定責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樣分析之結果提出證明的，就構成犯罪(推定因果關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規定。又如，北極地區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資源法的規定，被告如果不能舉出反證，就分析證明書或報告書上陳述的事實，推定其具有因果關系。

澳大利亞法與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亞清潔水法，將舉證責任置于原告。該法要求水污染事實經行政機關證明確實違法超過法規上之標準界限而賦予原告權利時，原告(受害人)仍應提出“決定性之推定”事實，以證明是被告之行為導致水污染。

德國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實務上曾有就因果關系之舉證責任由被告負擔之判決，如果被告無法證明時，則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實，即為被告行為所致。

日本《環境(公害)犯罪處罰法》第5條明定因果關系推定，即只要證明工廠或事業營運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質，已達足以使公眾的生命或身體遭受危險程度，而于其危險物質所排放的地區內，因同種物質所生公眾之生命或健康發生危險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險是其排放的物質所造成。日本法上規定此一推定之效果為：因果關系應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證，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證成立時，才能免除刑事責任。

我國臺灣學者邱瑞智認為，公害現象嚴重到對生命、身體或健康產生具體危險時，常經長久期間即廣大空間之積聚，且有毒物質之檢驗及其危害程度之確定，常涉及極高深之科學技術，因此，在因果關系的追蹤上，既相當復雜，而且極端困難。如欲嚴守傳統之相當因果關系，則公害犯罪之適用，必絕無僅有。故疫學的因果關系說和推定原則的出現也屬當然。(注：參見邱瑞智著：《公害與刑事責任》，載臺灣《刑事法雜志》第16卷第5期。)何為“疫學的因果關系”，日本學者大zhǒng@①仁指出：“與公害犯罪等相關聯，提出了疫學的因果關系的問題。即，在存在疫學的因果關系時，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認定為存在因果關系呢?所謂疫學的因果關系，是疫學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認識方法，某因子與疾病之間的關系，即使不能夠從醫學、藥理學等觀點進行詳細的法則性的證明，但根據統計的大量觀察，認為其間具有高度的蓋然性時，就可以肯定存在因果關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論的基本問題》，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頁。)大zhǒng@①仁認為，既然在社會觀念上已經認識到某事實與某事實之間具有高度蓋然性的聯系，就不妨肯定其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并認為，占通說地位的相當因果關系理論也無非是按照人類的社會經驗所認識到的在實行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的實施某種行為就會由它產生某種結果這種高度的蓋然性，因此在這種意義上它與疫學的因果關系沒有本質的不同。(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論的基本問題》，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頁。)針對疫學的因果關系，中國學界對之持否定態度。(注：參見張紹謙著：《刑法因果關系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頁。)日本學界也有觀點認為，“既然沒有從醫學、藥理學的角度嚴密地確認存在科學的條件關系，就不能以它為基礎肯定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論的基本問題》，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頁。)德國學者ArminKaufmann等人認為，既然沒有確定自然科學的因果法則，就不能肯定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注：參見張明楷著：《外國刑法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頁。)

對于環境犯罪所呈現出來的因果關系判斷的困境，臺灣學者柯澤東甚至認為，為避免因果關系所產生對刑法適用上的阻力，其努力的方向應為：“環境之犯罪應以處罰其行為之危險為基礎，將行為獨立于其損害結果之外。亦即將行為與結果分開，不問行為之是否必然有效導致對第三者之損害，只要其行為構成危險，即應制裁之，而不必然須有損失之發生始予制裁。”(注：參見柯澤東著：《環境法論(二)》，臺灣，個人發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頁。)但是即便如此，對于已經發生實害的環境事故，仍要考慮危害行為與這一實害的因果關系，顯然是無法回避的；同時如果著重行為無價值來評價環境危害行為的不法，從而擴大環境犯罪的成立范圍，是否有違刑法的謙抑，也值得考慮。

就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而言，判斷危險狀態或結果狀態與環境危害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是歸責的基礎。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斷這一因果關系的成立，必須對傳統的因果關系理論進行突破。從實務上講，顯然適用推定原則比較有利。當然這一原則的適用是否有違無罪推定原則以及在刑事訴訟中貫徹的有關舉證責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過，對于從事生產、經營的人或單位，強化其對社會承擔的責任無疑是正當的，而在訴訟中予以較為嚴格的義務負擔也有必要，這有利于環境的保護，預防和懲治環境危害行為。

五、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客觀特征比較

由于資料所限，這里僅大致比較我國、德國、俄羅斯(注：如前所述，俄羅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過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這里將加重條款單獨提出來作為一種特殊的過失犯罪的規定并與其他立法例比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異。中國刑法典直接以一個獨立的條文來規定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的行為；俄羅斯的立法例則在數個條文中將過失行為(尤其是造成人員傷亡的結果)作為加重構成，并沒有規定獨立的基本犯罪構成；德國立法例則是在多個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構成中先行規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構成，而后又通過引證罪狀的形式規定過失犯的條款。這里首先有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但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對環境犯罪的規制范圍以及程度。中國刑法典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根據其犯罪對象可以分為過失污染土地、過失污染水體、過失污染大氣、過失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過失傾倒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過失傾倒有毒物質以及傾倒其他危險廢物等更為細化的具體構成，這樣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中國立法例與俄羅斯、德國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國刑法典并沒有規定以這些物質作為對象的故意犯罪(注：當然，如果行為人故意傾倒含放射性物質的廢物、有毒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則可能根據中國刑法典第114、115條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第1、2條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所以只規定了一個單獨條款的過失犯罪。從立法的差異上，可以看出，實際上這表達了不同立法者對環境危害行為的不同態度：(1)在俄羅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擴大了，例如污染水體罪和毀壞土地罪，其基本構成的罪過形式為間接故意；違反生態危險物質和廢料的處理規則罪的基本構成則是一個危險犯；污染大氣罪、污染海洋環境罪，則只要危害環境的行為引起了犯罪對象物理性質、化學性質的改變，即便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或者環境資源的具體損害，也都構成犯罪。(2)在德國立法例中，這種犯罪面擴大的情況也是存在的。空氣污染罪、與危險廢物的不許可的交往罪(第326條)、不許可的設施運轉罪、與放射性物質和其他的危險性物質和物品的不許可的交往罪(第328條)(注：但第328條第3款則屬于具體的危險犯。)、危害需要保護的區域罪都屬于抽象危險犯；造成噪音、震動和非離子輻射罪不許可的設施運轉罪(第325條a)、通過釋放毒藥造成的嚴重危險罪(第330條a)則屬于具體危險犯；而根據水域污染罪的規定，只要改變水域的性質就構成犯罪既遂，從表面上是一個結果犯，但是如果從造成人員傷亡或者財產損害、資源破壞這一后果看，則其也屬于一個潛在的危險犯構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條)的規定也就有危險犯的特征。與中國的立法例相比，其懲罰面大大提前了。從中可以看出，盡管三個國家的立法者對環境危害行為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并在刑法立法中進行了必要的體現，但是俄羅斯和德國的立法例在懲罰范圍和懲罰力度上顯然更為有力。

六、對我國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現行立法完善之建議

我國現行刑法典分則第6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6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共計9個條文14個罪名，但是對諸如污染大氣、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為卻沒有規定獨立的條款予以規制，有觀點提出應當規定獨立的罪刑規范(注：參見付立忠著：《環境刑法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頁。)。從上文的外國立法例舉示中可以看出，我國現行刑法典關于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犯罪規定得比較簡約，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對這類犯罪規定特殊的程序性條款以及其他規定也值得研究。筆者認為這里要解決二個認識上的問題：

(一)是否規定危險犯條款

我國現行刑法典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從罪狀表述分析，屬于過失實害犯的范疇，過失實害犯相對于過失危險犯而言。該條的罪狀結構可以概括為：故意危害行為+對結果存有過失。進言之，“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不僅是犯罪的罪過認識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備條件。而單就故意危害行為(即“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本身卻是不可罰的。這一點俄羅斯和德國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規定了一定數量的故意的危險犯條款，甚至是抽象危險犯的條款。如果將我國刑法典第338條中的“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的行為孤立出來，或者加以分解的規定，并規定獨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屬于所謂抽象的危險犯類型了。設若如此規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適用上的效果就會有變化：(1)不要求有具體的犯罪后果，即舍棄了造成公私財產損失或者人員傷亡的具體犯罪后果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圍上，行為人破壞環境資源保護行為成立犯罪的時間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加。(2)控訴機關舉證責任的減輕，就是說，控訴機關只要證明行為人有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等物質的行為，而該行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險，那么就完成了舉證責任，法院則可以在認定此項舉證事實的情況下認定行為人有罪。換言之，控訴機關沒有必要特別證明犯罪后果的發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沒有顯現出來或者很難取證的情況，同時相關的因果關系舉證責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環境刑法規范體系中規定故意的危險犯乃至規定故意的抽象危險犯，確實牽涉到立法價值的選擇問題。

(二)是否采用間接故意犯的規定模式

俄羅斯刑法典中的違反危害生態的物質和廢棄物的處理規則罪、污染水體罪、污染大氣罪、污染海洋環境罪、毀壞土地罪都屬于間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為人對構成實害結果或者危險的發生持放任的態度，既非積極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據我國刑法典的規定，如果行為人明知向水體、土壤、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廢物等物質的行為可能造成重大財產損失或者人員傷亡而放任這一結果發生的，則不應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論處，比較恰當的適用條款是刑法典第115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第2條的規定或者第275條故意毀壞財物罪來定罪處罰。設若行為人明知向水體、土壤、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廢物等物質的行為會造成水質、土壤、大氣質量發生惡化而仍有意為之，并且形成相當程度的污染卻沒有造成具體的財產損失或者人員傷亡的，則在刑法上是不可罰的。根據俄羅斯刑法典的有關條款規定，則類似行為可能構成犯罪。比如，違反危害生態的物質和廢棄物的處理規則罪，屬于具體危險犯，只要“構成嚴重損害人的健康或環境的威脅的”即構成犯罪；污染大氣罪屬于結果犯，但是只要具備“造成空氣的污染或自然性質的其他改變”即構成犯罪；污染海洋環境罪屬于結果犯，但是只有具備“污染海洋環境”的結果即構成犯罪，而所謂“污染海洋環境”具體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環境質量惡化、限制其利用、導致海洋生物資源毀滅、減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質和材料(注：參見黃道秀譯：《俄羅斯聯邦刑法典釋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頁。)；毀壞土地罪屬于結果犯，而其構成結果為“人的健康或周圍環境受到損害”。在這種立法例的情況下，行為人所預見的犯罪后果與事實上發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財產損失或者人身傷亡”這一后果而言，是比較輕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對于以“重大財產損失和人身傷亡作為犯罪結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說，對犯罪評價的重點也就從犯罪的具體結果上轉移到危害行為本身。在這種立法例下，規定間接故意犯也就順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間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問題，在實質上是如何規定犯罪的構成結果或者危險的問題，這也需要立法者進行選擇。

就我國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完善問題，應當置于整個環境刑法規范體系中進行探討，也就是說，要將環境刑法規范的總體完善的問題首先提出來，而后在這一體系中解決過失破壞環境資源犯罪的完善問題。筆者認為有四個方面可以作為改進的方向。

1.應當根據環境資源的具體構成要素作為犯罪對象

這里隱含的前提是：規定以這些要素為對象的故意犯罪。對此可以考慮德國的立法例。現行刑法典第338條將土地、水體、大氣的破壞規定在一個條款中，盡管比較簡約，但是由于這三種環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點，因而在具體犯罪中表現形式也就不同(注：嚴格從語法上講，第338條也是存在問題的。由于該條中犯罪對象和行為方式為選擇關系，如果進行詞語組合就會發生不搭配的現象，如“向空氣中傾倒”、“向空氣中處置”這樣的語法錯誤。)。如果規定了以這些環境構成要素為對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應當將相應的過失犯條款規定在一個法條之內，以不同條款出現。

2.應當周延各種嚴重的破壞環境危害行為

現行刑法典中對于破壞環境資源的危害行為的廣度是認識不足的，諸如噪聲污染、違反防治污染義務、破壞草原、破壞植被等危害行為并沒有予以犯罪化，而這些行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當的刑事可罰性。因而在規定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時，有必要在相應的條款規定過失犯罪。

3.有必要規定過失危險犯

為了有效懲治環境業務過失犯罪，有必要規定過失危險犯條款，當然由于過失危險犯將犯罪的成立標準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選擇上應比較慎重。同時，筆者認為，規定過失的具體危險犯是可行的，而不應當規定過失的抽象危險犯，否則可能導致犯罪面的過度膨脹，同時也會在司法適用上造成被濫用的弊端。

4.立法技術上的完善

除了考慮罪狀表述更加明確以外，在刑罰規定上要有所改變。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罰金刑規定缺少明確性，有必要在法條規定具體的可操作性的標準。如何確定罰金刑的量刑標準，是法定刑配置科學化的一個重要課題。關鍵是如何確定一個合理的罰金刑量刑指標，筆者認為，在數額確定上可以將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達數額作為基本的量刑指標，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對刑法所保護現有社會關系整體的侵犯，作為社會成員的居民即便沒有遭受到具體犯罪的侵犯，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秩序卻因此而遭到威脅，因而也構成對其權利的潛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為標準，則考慮到犯罪畢竟存在于一定的時空關系而具有個別性，因而將之置于具體的時空環境中考察是適當的。在確定量刑指標后，則規定一定的倍數幅度作為適用的選擇范圍。這種規定方式優勢在于，既考慮到量刑標準的統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注：參見拙文：《貸款詐騙犯罪之比較研究》，載高銘暄、趙秉志主編：《21世紀刑法學新問題研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土右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