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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當前，我國環境犯罪刑事立法中還沒有環境犯罪危險犯的規定，也沒有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這是一個重大缺陷。為了有效地保護我國環境，做到防患于未然，有效遏制不斷增長的各種環境犯罪，我國環境犯罪的刑事立法應該規定危險犯，并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國家能否作為環境犯罪的主體，目前尚無定論。本文認為，國家可以成為國際環境犯罪的主體，這是國際法發展的趨勢。確認這一點將大大有利于防止國際環境領域犯罪的發生，以及有助于及時解決犯罪行為國的法律責任問……

環境犯罪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近代工業文明的興起，人類在開展科學技術革命，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對環境的嚴重污染與破壞日益突出，給人類自身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環境問題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目前，我國的環境犯罪現象十分突出，如何用刑法的手段來保護環境，杜絕環境污染，使生態免遭破壞，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1997年3月修訂的新刑法[1]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設專節規定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標志著我國依法治理、保護環境的工作已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筆者曾在《論環境保護的刑事立法》[2]一文中作過一些探討，在此，本文再就眾所關注而又意見不一的幾個問題談談自己的一點看法，以供商榷。

一、我國環境犯罪的刑事立法應該規定危險犯

危險犯不同于結果犯，它是指行為人實施的足以造成某種實害危險的犯罪行為，雖然其實害結果尚未發生，但危險狀態已造成即構成犯罪既遂，這種犯罪就是危險犯。我們這里所指的是環境犯罪的危險犯，顯然只有在環境犯罪概念的基礎上，才能對環境犯罪危險犯的涵義作出準確表達。

環境犯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污染或者破壞環境，危及人身安全或使生態平衡、重大公私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或危害的行為。這種行為的基本方式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不作為。環境犯罪的行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污染環境的行為，即非法向環境輸入大量的物質或能量，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調節機能引起環境質量下降，造成或足以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如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等。另一類是破壞環境主要是自然資源的行為，即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活動中，非法從自然界取走某些資源、物種，改變或破壞自然環境的原有面貌、形狀等的活動，超過了環境的自我調節及平衡機能，情節嚴重的行為，如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破壞性采礦罪、非法占用耕地罪等。

根據我國刑法分則第六章第六節的規定，環境犯罪是指違反國家法律、法規，故意或過失實施的污染或破壞生態環境，情節嚴重或后果嚴重的行為。由此引申，環境犯罪的危險犯是指行為人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實施的危害環境的行為，足以造成環境的污染或破壞，而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財產處于危險狀態者。這種行為雖尚未造成實際的危害后果，但危險狀態已造成即構成環境犯罪既遂，這種犯罪就是環境犯罪危險犯。

作為環境犯罪危險犯具有三個特征：（1）這里說的“危險”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主觀臆想或推測的；（2）“危險”是針對人類環境而言的，是使環境犯罪的客體處于危險狀態；（3）“危險”的程度是較為嚴重的，即有可能造成范圍廣、程度深、難以恢復的環境污染或破壞，甚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造成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

將某些環境犯罪規定為危險犯，主要是基于環境本身的價值考慮的。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對人類的負擔能力是有限的，長期以來，人類對自然資源變本加厲的掠奪，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們的生存環境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環境問題的嚴峻性和緊迫性要求我們必須嚴格控制環境犯罪行為，盡量防止這類事件發生。環境犯罪危險犯的規定，確認只要危害環境的行為足以使環境處于危險狀態就構成犯罪，其目的在于防患于未然，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第一，懲罰危險犯，把環境犯罪制止在危險狀態剛剛露頭之時，可以避免實害發生后再作“亡羊補牢”式的事后救濟，從而使環境得到及時的保護；第二，有利于充分發揮刑法的預測、指引以及威懾、懲罰作用，使人們能預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產生的刑事后果，從而使得人們更為謹慎地對待屬于自己的生態環境；第三，危險犯的規定既可以彌補行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結果犯的滯后，從保護環境刑法的貫徹實施看，這是較為積極、合理、有效的措施。

我國目前刑事立法中尚無危險犯的規定。1997年新刑法關于環境保護的刑事立法基本是以結果犯為處罰對象，沒有以危險犯作為處罰對象。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缺陷，就環境犯罪的特點而言，一旦行為人著手實施其行為，就將對環境產生現實的及潛在的危險。如果放任不管，結果必將造成環境的嚴重破壞，生態系統平衡不能恢復或難以恢復。因此，在犯罪結果發生以前，對可能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處于危險狀態的環境犯罪即危險犯予以處罰，才是對人類和環境的有效保護。就是說，為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無須等危害環境的實害發生，法律就應把這種足以造成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的行為定為犯罪。因此，筆者建議在立法上增加對環境犯罪危險犯的規定，充分發揮刑法懲治危險犯的先期屏障作用。

二、我國對環境犯罪應該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

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含義是無論侵權行為人主觀上出于故意、過失或無過失，只要實施了一定行為，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行為人都要承擔法律責任。這一原則在追究法律責任的民事和行政制裁中已被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所適用。而追究環境刑事責任采用此原則，只有英美法系國家。這種刑事責任的歸責方式的由來，顯然與近代高度危險工業的發展及伴隨出現的嚴重環境問題分不開。它通常作為追究刑事責任的一種補充，因而散見于個別的法律規定中。英國的《空氣清潔法》、《水污染防治法》，美國的《資源保護和再生法》、《廢料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等都規定了環境犯罪的無過錯責任原則。例如，英國的《空氣清潔法》規定，不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的主觀惡性，只要煙囪冒濃煙的，就應負刑事責任。

這些國家對環境犯罪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目的在于加強對環境的保護，切實維護社會公眾利益，表明社會對該行為的關注，要求全社會，尤其行為人加強責任心，促使人們小心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的危害環境的結果，并明確自己在這些方面有義務嚴加防范。另外，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也有利于案件起訴和審判，因為它無須證明行為人是否有主觀過錯，這樣可以及時對案件進行處理，避免放縱犯罪。總之，只要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危害了環境，就不必考慮他主觀有無犯罪的故意或過失，均構成犯罪，都要負刑事責任。由此可見，在環境犯罪越來越嚴重和復雜的今天，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對制止環境犯罪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各國國情不同，有不少國家尤其是大陸法系國家，在刑法上不承認這一原則。如德國，認為無過錯責任原則與刑法中的“無過錯即無犯罪”的基本原則相違背。我國1997年新《刑法》和以前的刑法一樣也不承認該原則，我國《刑法》強調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主張行為人主觀上的犯罪心理，是犯罪構成的必要條件之一，沒有主觀罪過，僅僅實施了有害行為，犯罪便不成立。有的學者由此斷言，無過錯責任的環境犯罪在我國刑法中沒有存在的余地[3]（p.94）；有的學者甚至歸納了多種考慮，認為在我國不宜規定無過錯原則[4]（pp.29～30）。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雖然，我國目前的刑法制度不承認無過錯責任原則，但不等于這個領域我們所確立的制度已十全十美，不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完善。實際上立法中所確定的每一項原則，都是為了適應社會的客觀需要而產生，并根據實踐經驗和客觀情況的發展變化而不斷改進，逐步趨于完善的，我們不能以一成不變的僵化觀點來看待問題，刑法中可否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亦然。首先要看社會需要和司法實踐的經驗，下面我們就以現實具體情況說明這一問題。總體而言，目前我國的環境狀況和大量的環境犯罪事實都不是輕松的話題。例如，大氣污染使空氣質量惡化在我國是明顯的事實，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大小煙囪仍有不少冒著黑煙也是事實，人們司空見慣不認為是犯罪行為，對這類“案件”，有關方面也往往以行政處罰了事，人們尤其是行為人思想上對此沒有什么犯罪感。我們再看看近日新聞傳媒披露的另一具體事例：2000年6月16日參考消息《治沙種樹保首都碧水藍天》一文，報道了“人為的破壞加劇了西北地區生態的惡化”。記者看到“草原‘游擊隊’正起勁挖地，摟發菜，拽甘草，西北大草原遭受鐵耙的搜刮蹂躪。每年下雨季節，數十萬外地大軍不顧政府禁令，成幫結伙開進內蒙古草原瘋狂采掘，草場如同剝去一層皮。據說，一斤發菜要以破壞20畝草地為代價，一斤甘草會令近10畝草場變為沙丘。內蒙古已有近1／3約5.8億畝的草場沙化、退化。”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和后果。難怪我國的沙塵暴愈來愈強烈，一年比一年次數多，尤其今年來勢兇猛，使國人深感它的威脅。事實表明對這類破壞環境行為必須嚴加禁止，我國草原法[5]中若規定實行無過錯原則的刑事責任，當能發揮其獨特的威懾作用，對這類危害環境的行為予以有效控制。

上述事例表明，就單個行為人而言，其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也許是微不足道的，正如一二個小煙囪冒煙，影響范圍有限，也易被大氣稀釋，但千百個煙囪冒煙后果就嚴重了。從整個大生態環境的保護著眼，從維護國家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考慮，為子孫后代著想，這類行為就是十足的犯罪。考慮到環境犯罪的特點，國外在這個領域規定了無過錯責任原則，把這類行為作為犯罪對待是有道理的。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并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我國對環境犯罪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就應當是必然的結論了。

有人擔心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將無過錯行為人定為罪犯處以刑罰，會造成“超犯罪化”傾向，不適當地擴大環境犯罪的范圍，從而帶來消極影響，給國家帶來一些不必要的負擔、給公司企業帶來訴訟之累，不利于國家經濟建設。筆者認為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實行什么原則都會存在利與弊，問題在于客觀地權衡利弊大小，并正確處理好利弊關系，盡量做到趨利避害，把弊病減到最低限度。借鑒國外經驗，世界上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國家如英國、美國，他們為避免這一原則的濫用，還規定了對無過錯責任的限制。英國，對無過錯責任原則的限制主要有“無過失辯護理由”和“第三者辯護理由”。“無過失辯護理由”規定，由于認識錯誤、意外事故或行為人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并且行為人曾作出了適當的努力來避免發生該項犯罪，就可以免責。而“第三者辯護理由”是要求被告人不僅要證明自己方面沒有過失，而且需要證明該違法事實是由于第三者行為或過錯引起的。在美國，憲法里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就是法院運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的限制條件。對無過錯責任的這種限制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減少由于對有過錯的人與無過錯的人都處以同樣刑罰而導致的不公正。我國若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也應規定相應的權利保障和程序限制。人們對無過錯責任原則可能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可以解決的，這絕不應該成為我國不宜規定無過錯責任的理由。

總之，筆者認為，對我國環境犯罪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進行立法，現在應該是提上議程的時候了。

三、國際環境犯罪的主體應該明確包括國家

法理上一般認為國家不能成為國內法的犯罪主體，因此，國內環境犯罪主體不包括國家，對此人們均無異議，但國家能否成為國際環境犯罪的主體呢？傳統國際法認為國家在國際上不負刑事責任，代表國家行事的個人所作的國家行為，個人也不負刑事責任，因為他們的行為一般被認為是代表國家的行為[6]（p.66），這種觀點已經被國際實踐表明是過時的。美國著名法學家巴西奧尼在《國際刑法典草案》中列出的國際犯罪主體是包括國家在內的，他把刑事責任分為個人的刑事責任、國家的刑事責任；《國際刑法和國際犯罪》一書也認為，國際犯罪的主體包括國家。但《國際法的刑事管轄權》一書則認為，國家不是刑事犯罪的主體，國家對侵略戰爭負責任，只是政治責任和賠償損失的責任，而不是刑事責任。筆者認為，國家完全可能成為某些國際犯罪的主體，如果某項國際犯罪是由某個國家實施的，那么該國就是此項國際犯罪的主體，應對此負刑事責任。

關于國家成為國際環境犯罪主體，筆者在此以跨國大氣污染的崔爾冶煉廠仲裁案為例來說明。此案是發生在近代最早的一起著名跨國環境糾紛案。崔爾冶煉廠位于原英國自治領地加拿大哥倫比亞省，這家工廠因排放過量的二氧化硫給美國境內的農作物、牧場、森林造成損害引起環境糾紛。該廠從1896年起開始冶煉鋅和錫，1919年前每月排硫量最高達5000噸。在1925年和1927年，曾兩次增設高度122.7米的兩根大煙囪來提高生產量，致使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猛增。1930年統計，每月的排硫量高達10000噸。該廠含硫煙氣隨氣流南下，沿哥倫比亞的溪谷越境進入美國的華盛頓州，污染了該州的土地、農作物、森林、牧場，使美國蒙受損害，為此，美國將此問題提交給美加聯合委員會（注：美加聯合委員會是根據1909年《美加邊界水域條約》設立的，是解決兩國邊界水域糾紛的常設機構。）審理。1932年2月該委員會向冶煉廠發出勸告，但未能滿足美國的要求。雙方為了謀求該問題的徹底解決，同意將糾紛提交仲裁法院。

仲裁法庭于1938年和1941年分別發出第一和第二裁決書。法庭認為：根據國際法原則，“任何國家無權使用或允許使用其領土，在他國域內或對著他國國民財產，以這樣一種方式施放煙霧，只要這種施放具有嚴重的損害后果和明白可靠的證據。”還認為“國家有義務尊重他國及其領土，有義務對他國領土給以保護，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領土內的個人行為而造成的損失。根據國際法，加拿大自治領地應對崔爾冶煉廠的行為負責。加拿大政府有責任弄清它的行為是否與加拿大根據國際法所應負的義務相稱。”這一有名的裁決，不僅為美加兩國，并且逐漸被各國所接受，成為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顯而易見，此案中國家實際上成為國際環境犯罪的主體。這方面的案例還有1978年1月前蘇聯“國際宇宙954號”衛星墜入加拿大境內造成的核污染案等。

另外，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第21條對此也有明確規定。這一規定的含義就是：防止跨國污染是各國公認的一項國際法律義務，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必須承擔國家責任。還應指出，此類跨國界污染糾紛的解決，包括崔爾冶煉廠仲裁案等著名案例在內，都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按此原則，作為犯罪主體的加拿大等國必須承擔受害者所遭受的全部損失。

筆者認為，國際犯罪主體可以包括主權國家，是國際法發展的趨勢，這自然也包括國際環境犯罪。當然，不同觀點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這需要國際社會進行合作，共同努力以求達成共識，并盡早制定一整套包括國際刑法典和國際司法機構在內的懲罰犯罪國家的措施辦法。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國家作為國際環境犯罪的主體，將以什么形式承擔這種犯罪的刑事責任？對此，國際社會還未形成共識[7]（p.24）。參照有關國際條約、慣例，目前能夠初步確定的國家責任形式主要有：終止不法行為、賠償、恢復原狀、補償、道歉、保證不重犯、國際賠償等。而國家刑事責任的主要形式則是：限制主權、恢復原狀、賠償和道歉等。

總之，國家作為國際環境犯罪的主體應該沒有問題，只是這一觀點還需要時間和一些條件，才會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和接受。隨著人類環境危機的降臨，尤其國際環境領域出現國家犯罪的大量事實，都將涉及到特殊犯罪主體——國家，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

國家作為犯罪主體的確認，必將大大有利于防止國際環境犯罪的發生，以及有助于及時解決諸如跨國污染、國家管轄外的環境——大洋、南極洲和洋底等犯罪行為國的法律責任問題，這也正是探討這一犯罪主體問題的意義之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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