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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現狀

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有關單位的負責人應當支持證人作證。證人確有困難不能出庭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不能正確表達意志的人，不能作證。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十七條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由當事人質證。未經質證的證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當事人在證據交換過程中認可并記錄在卷的證據，經審判人員在庭審中說明后，可以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不能作證人。

（二）實踐現狀

證人出庭作證是證人應盡的法律義務，從嚴格意義上說，證人積極出庭作證表明的是人們法律意識的強烈且支持運用正當程序來解決糾紛。同時，證人出庭率可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一個國家人民法制觀念的強弱。然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證人出庭表現出的一個明顯特征——難。在需要證人出庭的案件中，只有極少數的證人會出庭作證，更多情況下，證人不出庭作證，只提供書面證言甚至是根本不作證。根據吳丹紅先生的調查，北京市海定區法院刑一庭所處理的刑事案件中，證人出庭率在5%左右；河南省開封市南關區人民法院1999年元月至2003年10月審結的728起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約為1%；安徽省某中級人民法院2001年1月開庭審理的26件民事案件中9名證人到庭，證人出庭率不到10%。[1]而在美國，非簡易程序審理的案子，證人幾乎100%出庭。[2]可見，在我國訴訟中，證人不出庭是一個非常普遍且嚴重的問題。

正是由于證人不出庭作證，出現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削弱和限制了當事人訴訟權利的行使。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是當事人在訴訟中依法所享有的權利，如在訴訟中得到平等對待的權利、在庭審過程中有詢問證人的權利。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經過實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訴訟當事人的該項權利的有效行使，是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內容和機會，而證人不出庭作證，法庭只是一味的宣讀證人的筆錄，這就使雙方當事人的交叉詢問無法進行。訴訟當事人詢問沒有對象，質證沒有內容，使得法律的規定形同虛設，削弱了法律的強制性。

其次，妨礙了法官作出公正的判決。一個公正的判決，不僅證明一個國家法律的全面性和正當性，還表明了國家維護合法權益的決心和人類具有了追求社會公平公正的信念。如果沒有公正的判決，那么邪惡將生長在人類的心中，影響世世代代，也就沒有了社會和諧發展，更談不上國家繁榮昌盛。就像弗.培根所說，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斷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敗壞了[1]。法官在作出公正判決之前，他要通過訴訟當事人和律師所提交的證據、庭審辯論和對證人的詢問來了解案情，再結合法官自由心證，作出判決。然而證人的不出庭，沒有當事人的質證，使法官得不到客觀真實的證人證言，從而依據不客觀的證據作出不公的判決。再次，違背了公開審判原則和直接言詞原則。公開審判原則和直接言詞原則是訴訟中所應遵循的原則。

公開審判，使案件審理透明化、公開化，利于社會公眾輿論的監督，以實現審理公平公正的目的。直接言詞原則，就要求證人在法庭上就自己所見證的事實進行直接陳述，不允許他人轉述或用文字方式表達。這樣，訴訟當事人可就證人證言進行質證，有利于發現證言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但是證人不出庭作證，只提供書面證言，易導致了證人作偽證和司法機關存在暗箱操作的現象，最終損害司法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