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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翟新輝作者單位：上海政法學院

物權法的純粹化

如上所述，物權法作為民法或私法的一部分，在于配置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權利，當然，為進行該等配置，需界定什么是物、什么是物權、有哪些物權，從而進一步確定什么法律事實會引起物權如何變動，或者物權受到侵害會有什么樣的救濟手段或救濟權，從這個角度說，物權法的主要功用體現為其為裁判法。對于物權法中存在純粹的倡導性規范或公法意義上的規范，由于這些規范并不對民事主體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進行配置或產生影響，因此，不屬于作為民法規范的物權法規范。實際上，作為民法規范的物權法應當盡量“純粹化”———即盡量減少這些規范，從而方便法律適用、減少混亂。一些純粹的宣示性或倡導性的規范，由于不具可訴性或可司法性(即不能作為司法裁判的依據)，徒增找法成本及解釋成本，應當盡量避免———如我國《婚姻法》第4條，該條由于不具可訴性，我國最高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3條特別解釋“當事人僅以婚姻法第四條為依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對于一些重復的公法規范，自應在物權法中避免出現;對于一些含有“應當”、“不得”、“禁止”等詞語但又沒有任何民事法律效果的公法規范，更應謹慎出現在物權法中———甚至需再勞動學者研究、區分，說明其與相應的民事法律效果之間的關系，其結果只能是給民事裁判添亂。

作為裁判法的物權法的專業化

自然科學領域，各學科有其特有的概念，因此自然科學領域的專業成果，領域外的專家(更不要說普通大眾了)也很難弄懂，大家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也沒有人會要求有關自然科學的成果須通俗到普通大眾能夠讀懂———因為自然界的規律具有客觀性，它們支配著物理世界的運行，而且現代的自然科學已經各有自己的專業概念并建立了嚴密的體系。制度主義經濟學或謂產權學派的R•H•科斯發現的“科斯定理”準確地揭示了這一點:在交易費用不為零的現實世界，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影響資源配置的效率;而在交易費用為零的理想世界，任何產權安排均可達致帕累托最優。民商法作為裁判規則影響著人類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其規則也具有客觀性，由于歷史久遠，雖然現實中大家也時常在實踐著這些規則(比如買賣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人們也已經很難確定具體是誰“發現”了這些規則。民事立法的作用，就在于“發現”這些規則，并清楚準確地表述這些規則，便于法官在司法過程中準確適用這些規則分配權利義務，從而實現民商事法律優化資源配置的目標，而要求表述這些歷史久遠的復雜規則的民商事立法能夠為普通大眾讀懂、理解，不必要也不可能。經驗及常識告訴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進行交易，但除法律專業人士外，有幾個人去通讀過物權法或者合同法，從而準確掌握合同訂立的過程、買賣雙方的權利義務、物權的種類及物權的精確變動?每個人身體都會出毛病，但沒有人苛求所有人都要成為醫生;同樣，每個人每天都在經歷著民事權利義務的變動，但要求普通大眾都能夠通過閱讀法典搞清楚表述這些權利義務變動的規則，也是不現實的。自然科學之所以成為科學，就在于其表述嚴密，存在大量人工語言(專業術語);法學要成為科學，同樣不可避免要使用專業術語，這方面，德國的民法典堪稱用語精確而一致的典范。如特別要求立法通俗，減少專業術語、多用自然語言，舍精確而趨模糊，結果只能是法律之外，各種實施條例、實施細則、實施辦法大行其道，法院在各法律頒布之后不停解釋。實際上，物權法、合同法、公司法、婚姻法等頒布后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就一直解釋不斷。自治規范和管制規范，一為裁判法、技術法，一為行為法、政策法，有本質的不同。民法作為自治規范和裁判法的主要規范對象是法官，因此求其精準，技術性可以很高，人民只要依其個人利益判斷決定其行為即可，國家制定的自治規范不僅不須“使知之”，甚至不必“使由之”。反之，管制法既是基于一定政策目的而設，主要規范對象就是人民，為影響其行為，自應宣導周知;且法律的解釋偏重合目的性，技術的精確反而不是最重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