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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方式論文:商業罪起訴方式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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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方式論文:商業罪起訴方式簡述

本文作者:葉慧娟作者單位:南寧市興寧區人民檢察院

比較視野中的起訴方式

(一)被害人程序選擇權的立法借鑒

世界上多數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韓國、泰國等立法均將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起訴方式規定為“告訴乃論”。告訴乃論是指對于某些犯罪,必須有被害人的控告,司法機關才能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由于各國訴訟程序上的差異,告訴乃論的具體含義也有所區別。在一些國家,告訴乃論并不是僅指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訴,比如日本將強奸罪規定為親告罪,強奸罪采取的是告訴乃論的起訴方式,對該類犯罪提起公訴時需要以告訴為前提。不過,日本法學界也認為“過長地將是否提起公訴擱置于被害人的意思狀態下,持續這種不安定的狀態是不當的”,因此日本立法上也規定“親告罪控告期限為‘知曉犯人之日’開始六個月內(強奸等性犯罪除外)”。由此可知,在告訴乃論概念中的司法機關,并不是僅指法院,而是包括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在內的刑事司法機關,而其中只有法院對于被害人告訴的直接受理才屬于我國傳統意義上的自訴。筆者認為,對于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起訴方式,在公訴領域內借鑒“告訴乃論”的理念,公訴機關對普通的該類犯罪不主動追訴,而是賦予被害人程序選擇權,若被害人向公訴機關告訴或同意公訴機關控訴時,公訴程序才啟動;若被害人在知曉犯罪行為后的一定時期內,不行使告訴的權利,則不可再選擇公訴程序。

(二)被害人程序選擇權的實踐反思

關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追訴上使用“告訴乃論”制度,一些學者認為我國對于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起訴應該選擇自訴的方式———由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訴。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1.從我國對商業秘密保護的法律規定上看,被侵權人可以通過民事、行政、刑事三種救濟途徑來追究侵權人的責任。司法實踐中,被侵權人在尋求救濟途徑時具有很大的自主權。他們在知道被侵權之后,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選擇救濟途徑,大多通過提起民事侵權訴訟來維護其權益,即使損失達到刑事追訴的標準,也很少選擇刑事途徑救濟。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被侵權人擔心在訴訟過程中導致商業秘密的進一步泄露,另一方面是在刑事訴訟中,國家公訴的訴權完全控制在司法機關,被侵權人既無權限制其出示證據,也無權撤訴,所以,被侵權人一般不愿通過刑事救濟途徑尋求法律保護。本該是屬于國家權力介入的范圍,理應運用國家強制性制裁手段來調整該類法律關系,卻由當事人左右程序的運行,這就是追訴程序上的缺陷。

2.由于商業活動的特殊性,國家主管機關無法及時掌握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一般情況下都是當事人舉報后,有關部門才進行立案偵查,刑事追訴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3.由于侵犯商業秘密犯罪的隱蔽性與專業性都非常強,且相關的證明犯罪的資料一般均掌握在侵權人手中,在證明環節與標準十分嚴格的刑事訴訟中,被害人在取證、舉證與質證方面都會面臨巨大的困難。而公訴機關在證據收集與法律專業素養上較普通公民有著巨大的優勢,能夠為商業秘密受害人提供有效的刑事救濟。因此,在一定范圍內保留公訴制度還是有其合理性的。

侵犯商業秘密罪起訴方式的重構

對于起訴方式的選擇應綜合考慮各個國家對國家、社會利益與個人權利之間的價值取向,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取證的難易程度多方面因素。對于商業秘密的刑事法保護,一般基于以下兩種理論:一是保護私人財產權;二是維護競爭秩序。各國之間有關商業秘密罪起訴方式的差異也決定于其偏重于上述哪一種權利。因此,在選擇侵犯商業秘密罪的起訴方式時,應該綜合考慮侵犯商業秘密行為對權利人合法權益的侵犯程度、對公平良好的市場競爭秩序的危害程度以及應該選擇某種訴訟程序可能帶來的社會效果。筆者認為對于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的刑事程序,除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以外,應該采取的起訴方式是自訴為主、公訴為輔,自訴與公訴相結合。具體的操作模式是:對于一般的達到刑事標準的侵犯商業秘密罪案件,借鑒告訴乃論制度,公訴機關不主動追訴,而賦予被害人程序的選擇權,被害人可以選擇不起訴、自訴或要求公訴機關追訴。從法理角度來看,對于普通的侵犯商業秘密的案件,賦予被害人程序選擇權是比較合理的一種起訴方式。

首先,商業秘密作為人類智力勞動結果,能為權利人帶來實際的或潛在的經濟利益或競爭優勢,也可以通過轉讓、許可實現其財產價值,具有明顯的財產屬性,各國立法者在商業秘密的法律保護基礎上采取了較為一致的財產權傾向。基于這種私權為主的性質,應該賦予被害人———權利當事人對程序的選擇權,包括對起訴或不起訴、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自訴或要求公訴機關追訴的程序選擇權,以達到靈活保護權利人利益的目的。在獨占性、專有性和排他性上,知識產權顯然要弱于物權,受到“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使用”和“強制許可使用”等制度的限制。特別是商業秘密權,通常是發生爭議后,由權利人初步舉證其秘密符合商業秘密的法定要件。

其次,從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方式來看,侵犯商業秘密行為表現為盜竊、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商業秘密的行為,以及與披露、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商業秘密的行為密切結合的特點。前一行為往往并非行為人的主要目的,一般不會造成權利人重大損失。而后一行為侵權人一般是因工作的關系、業務關系、許可合同等因素知悉權利人的商業秘密,導致權利人喪失市場競爭優勢和重大損失,是一種違約責任,違約責任是一種典型的民事責任。因此,對商業秘密的保護應充分發揮權利人的作用,在立案方面嚴格把關。并且此類犯罪對于國家、社會利益的侵害相對于權利人的侵害是十分微弱的(限于普通侵犯商業秘密罪),應當將是否發動刑罰的權利交由受害人。

最后,從法條分析角度來看,賦予被害人程序選擇權也與我國現行的法律與司法解釋的精神相符合。最高法院1998年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和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5條,規定除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侵犯商業秘密犯罪案件,普通的商業秘密罪案件均可由被害人提起自訴,這也體現了我國法律對于普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的案件,將程序選擇權賦予被害人的價值取向。同時,司法解釋也強調了當出現取證困難等情況時可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因此基于被害人的告訴,實際上也可能引發包括公安機關在內的司法程序的啟動,這也是賦予被害人程序選擇權的一種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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