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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民工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后新型的勞動者群體,其權利受到限制和遭受侵害的現象比較普遍和突出,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因此,對勞動法的適用范圍､勞動合同制度的完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的改革等方面的探討,力求借助勞動法的修改來尋求農民工權益保護的根本途徑,已經成為農民工權益保護亟待研究和解決的重要課題｡

關鍵詞:農民工;權益保護;勞動合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

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由于自身經濟狀況､文化水平､法律素養等因素的影響,以及現有農民工權益保護體制中客觀存在問題的制約,農民工權利受到限制和遭受侵害的現象比較普遍和突出｡作為調整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勞動關系的法律,《勞動法》無疑是我國現行有關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律體系中的一部基本法律｡這部法律的頒布,對于構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模式,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建立和維護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推動勞動力市場化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勞動法》實施后的十余年中,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對勞動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這部勞動法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已越來越明顯的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嚴重忽略了農民工的利益｡

一、農民工權益保護面臨的法律現狀

農民工權益保護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勞動合同制度不落實,合法權益難以維護;勞動報酬得不到保障,拖欠工資嚴重;安全防護措施差,生命健康難以保障;缺乏應有的社會保險保障等｡農民工問題的產生,從根本上講,是由于我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所導致的,我國傳統的行政集權體制､城鄉二元體制､戶口制度等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是導致農民工問題的根本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國法律制度的缺陷同樣也是農民工權益保護不力的重要原因,尤其現行《勞動法》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存在很大的滯后性｡

1.現行勞動合同制度在保障農民工權益中的不足

依照《勞動法》規定,建立勞動關系須簽訂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書面勞動合同｡實踐中,由于受固有生活方式和淡漠的法律觀念影響,農民工很少和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許多用人單位企圖通過混淆事實勞動關系和雇傭關系來達到轉嫁義務,逃避責任的目的,也拒絕和農民工簽訂合同｡由于勞動關系主要由勞動法調整,其產生､變更､終止及糾紛解決均應適用勞動法律規范｡而雇傭關系則主要由合同法為主的民法調整,其產生､變更､終止及糾紛解決均適應民事法律規范｡近幾年來,雇主借故拖欠､拒付､克扣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十分普遍｡越演越烈的農民工欠薪問題之所以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將農民工當作簡單的勞務提供者,而沒有看到在農村城鎮化､產業化和現代化下的農民｡特別是無地農民,其在勞動中的處境與城市市民已無太大的差異｡《勞動法》要求必須簽訂書面合同是出于維護勞動者權益,但沒有規定不簽訂書面合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所以,即使被認為事實勞動關系存在,常常因為事先沒有明確的要約而發生勞動糾紛,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

2.現行勞動爭議解決機制對農民工權益維護不利

根據《勞動法》第79條的規定,我國勞動爭議處理機構包括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和人民法院三種,實行“一調､一裁､兩審”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1]｡即發生了勞動爭議,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當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經過仲裁､一審､二審､再審等漫長的法律程序,細細算來,一個勞動爭議案件走完全部程序需要一年多的時間,對于社會的弱勢群體農民工而言,無論是時間､費用､精力上,都很難完成這“馬拉松”式的維權之路｡

另外,《勞動法》第82條規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60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申請仲裁的期間只有60日,而且不適用中止､中斷的規定｡導致的結果是勞動者尋求司法救濟的仲裁時效遠遠短于《民法通則》普通訴訟時效2年的規定｡而勞動糾紛牽扯的都是涉及勞動者生老病死､安身立命的重大權益,對農民工來說,由于受經濟､社會及個人認知因素的限制,很難全面及時認識到自己的權益遭到侵犯,以及采用正當的救濟途徑｡現實中大量的勞動者權益受到侵害的案例,都因為超過了仲裁時效而被排除在仲裁和司法救濟的大門之外｡

3.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的缺失

長期以來,由于受經濟､社會二元化結構的影響,我國的社會保障一直將重點放在城鎮,而占全國總人口80%的農業人口被排除在法定的社會保障項目之外｡至今尚無一部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險的全國性專門法規或規章,現行城鎮職工享有的養老､失業､工傷､醫療､生育五大法定保險項目,農民工幾乎都未享受到｡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險的專門規定,目前僅限于地方政府的規章,而且各地對農民工設立的社會保險險種很少,待遇與同地區的城鎮職工相比要低得多｡

二、勞動法的修改與農民工權益的保護

對于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長期任務在于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具體而言,就是逐漸改變在我國實行了幾千年的行政集權體制,加強地方自治,把各級地方政府打造成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政府;逐步廢除城鄉二元化管理體制,實行城鄉一體化管理;逐步廢除戶口管理制度,實現人口的自由遷徙｡而近期任務則是加快勞動法等相關法律的修改,加大對農民工等勞動者的保護力度｡

1.明確《勞動法》對農民工的適用范圍

由于現行《勞動法》制定于20世紀90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沿襲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之基礎上的,其第二條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適用范圍并沒有明確包括農民工｡有人認為農民工不能成為“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只能成為“雇傭法律關系和勞務法律關系”的主體;主張在現行《勞動法》之外,再單獨制定專門適用于民工的《雇傭法》｡這種基于“身份識別”的分別立法模式并不科學,正確的解決之道應是修改現行《勞動法》,把農民工明確作為勞動關系的主體｡農民工是農民還是工人可以有爭論,農民工是勞動者毋庸置疑｡《勞動法》頒布已經十年,但《勞動法》的陽光從未真正照耀在農民工身上｡近年來,一場聲勢浩大的幫民工“討工錢”運動引起了全國人民對民工群體的普遍關注,但所“討”的也僅僅只是“工錢”,民工的超時加班､勞動條件､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勞動者依法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問題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但因法律沒有明確賦予農民工的勞動關系主體身份,實踐中他們的這些合法權益就得不到平等的保護,這與我國憲法確立的平等保護原則不相符,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

2.完善勞動合同制度

勞動合同是確立勞動關系的重要法律依據,是勞動權利和義務的載體｡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勞動使用者之間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合同制度是整個勞動法律制度的基礎,它是直接搭建在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一座橋梁,與每個勞動者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國現行《勞動法》第3章共有20條規定了“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除此之外,就是雜亂無章的部門規章､地方規章､地方性規范文件和政策調整,其法律效力和穩定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可喜的是,《勞動合同法》(草案)已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四次審議,不久的將來即將出臺｡在草案中,對勞動合同的簽訂､履行､變更､解除､法律監督等作了詳盡規定,增加了試用期內用人單位應支付勞動報酬､不簽訂勞動合同承擔的法律責任等內容,這無疑給廣大農民工朋友帶來了福音｡

3.修改現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

理論界普遍認為,我國應實行“裁審分軌､各自終局”的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實行這種處理機制,是指未能和解的當事人不愿調解或調解機構調解不成的爭議案件,可以由當事人在申請仲裁或提起訴訟之間自由選擇其一,申請仲裁的不得再提起訴訟,已提起訴訟的不得再申請仲裁[2]｡其中,訴訟實行兩審終審制,仲裁則有一裁終局或兩裁終局兩種選擇｡分軌體制較之單軌體制,其優點在于可以縮短爭議處理時間､減少爭議處理成本并尊重當事人的選擇,尤其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更具積極意義｡

勞動爭議處理機制的改革,勢必對現行的調解､仲裁和訴訟制度產生較大的影響,必須以相應的配套改革為前提｡在相應配套法律沒有修改之前,可以對現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做進一步的修改完善｡主要包括:(1)適當延長仲裁時效,可按一般訴訟期間2年規定;對仲裁時效適用中止､中斷的規定,延長農民工權益法律保護的時間｡(2)對農民工普遍存在的欠薪問題,只要證據充分,人民法院可按一般民事案件直接受理,減少法律救濟環節｡(3)訴訟制度方面,盡量增加用人單位的舉證責任范圍,減輕農民工的舉證負擔;對農民工群體性的欠薪案件,適用集團訴訟程序;對農民工訴訟費用適用減免措施等｡

4.加快配套法律的制定

在1994年《勞動法》制定時,由于我國剛剛進入市場經濟初期,對于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勞動關系缺乏經驗,又迫于現實中勞動關系亟待法律調整的壓力,在立法中很多方面只能做原則性規定｡因此,《勞動法》的有些條款過于原則和寬泛,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制度沒有相應的具體行為規范｡以致作為勞動行政主管部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不得不以“規章”充實《勞動法》的內容,但“規章”畢竟就是規章,其法律效力和等級都是不能與“法律”同日而語的｡至于“法規”,除了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等少數幾個外,配套的“法律”,如至關重要的“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險法”這些年來都是千呼萬喚也難出來｡對農民工權益的保護,除修改現行《勞動法》外,同時還必須不斷的完善相關配套法規的制定,這樣才能構建起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完整法律體系｡

參考文獻:

[1]王全興.勞動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84-485.

[2]周長征.勞動法原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