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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法教育的生態人類學解讀

1．環境法的教育目標:促進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人類生活的生態系統中始終進行著人口與資源的交互作用。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進程中，盡管自然生態系統具有自我恢復屬性和再生潛能，但生態環境的承載并非是無限的。這就要求人類應自覺自省維持環境承載量的平衡。環境法的產生與發展，從環境人類學的角度上看，即是人類對環境生態憂慮后作出的持續行動。環境法的教育目標，從根本上而言不是純粹環境法法律體系的理解與掌握，而是認識環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及保障這一要求的國家強制性保障手段應如何不斷持續建構。環境法的教育目標不是掌握了多少環境法規則，而是是否內心確信了對環境生態的尊重并自覺有所行動。環境法的教育不是象牙塔內的單一法律講授，而應是社會生態現實問題的法律適用與法律應對。在環境人類學的意義上，環境法教育目標的實現應該有與普通部門法學不同的教育模式。盡管普通法律學科的傳統填鴨式教學模式飽受指責，但不幸的是，目前仍有許多院校的環境法教育仍停留于“教師———教科書———課堂”這種教育主體單一、教育內容單一、教育空間單一的教學模式上。該模式無法從生動、真實的生態環境中去認識環境生態的緊迫性與可持續發展的可選路徑。不僅如此，一旦將環境法的教育重點歸結于法律條文的傳授，也就無法為生態環境改善的法律行動作出敏銳而全面的回應。無論是環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癥結分析，還是治理措施的尋求，無一不要從真實化、情景化的環境生態事實中加以進行，所有環境法的規則制定及修訂均是生態實踐需要的結果，且需與其他生態治理措施體系協同而進。因而，環境法的教育始于對環境生態維護的需要，也就要因環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而革新教育模式。

2．環境法的教育理念: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與環境資源分配正義。人與其他生物一樣都是地球上的一份子，人與人、人與其他生物既相互依存，同時其又都對環境資源存在天然的依賴。隨著人類對自然界控制力的增強以及自我意識的膨脹，自然資源被人類過度開發，甚至是侵奪。人與自然的對立，使生態和諧遭受破壞，環境分配正義成為20世紀以來持續待以解決的課題。作為對環境生態問題積極法制回應的主要手段，環境法及其教育即應在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與環境資源分配正義的理念中進行生態倫理教化和法制推進。這一理念不僅應是環境法的基礎理念，還應是環境法教育所要傳達的思想之一。無論是環境法總論，還是分論的教育，莫不應該如此。在環境法總論環境法的理論基礎、環境法的歷史發展、環境法的基本原則、環境法基本制度、環境標準等內容中，除講解各要點之外，還應講透各總論知識是在回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與環境資源分配正義上才確立了存在的內在依據。環境法分論均是具體的個法，其產生和演進都是對變動著的生態環境的法制干預過程，是人類自我進行的積極“救贖”。何以如此?目的依然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與環境資源分配正義。教師在教學中，不可重法條、輕理念，應把環境生態與人類共生共榮和環境資源的分配正義結合進環境法律規則向受教育者釋明。

3．環境法的教育對象:環境中的每一社會人。環境法是對環境問題的法律回應，是人類治理環境問題、促進環境生態和諧的自覺行動。這一行動的理解者、響應者、參與者應是生存于生態環境中的每一個人。環境法的教育對象包括學生，但是學生并不是唯一群體。環境生態的破壞者、旁觀者以及生態環境的守護者、建設者都應是環境法教育的受眾者。環境破壞者會從環境法教育中感受法的強制，生態環境的守護者能從中獲得法的支持，而生態環境的建設者則能熟知肩負的職責與應有的工作方向。

二環境法教育本土化的環境人類學意蘊

人類與環境構成命運共同體，人類活動包括人類的環境法教育活動，應在尊重生態環境、融入生態環境中合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環境法教育的本土化是對環境法教育方向與方法的回答。從環境人類學的視角看，環境法教育的本土化應以地域生態文化為基礎，圍繞本地生態環境的法律治理而展開。

1．環境法教育不是單一的法律技術教育。環境法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也是一門邊緣、交叉學科，既有獨立的法理存在基礎，也有生態學、經濟學、倫理學、社會學、文化學等的交叉、滲透，其制度、原則和專業術語的制定與修訂都與該國的經濟發展、自然資源、民族文化、生態倫理等緊密相連。因而，環境法的教育過程不是單一的法律技術規則傳授、講解，而是根據本土生態建設需求，綜合運用環境法律技術、本土環境生態倫理、本土生態思想的教化等促進當地生態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

2．對本土環境資源安全的憂慮與批判是環境法教育的應有品格。環境法教育本身即是人類積極治理生態環境的舉措。不過，環境法的教育中，身懷對本土環境資源的深切愛護和憂慮，堅持對環境生態損害的理性批判應是其應有品格。環境法的教育不是主要用于闡釋當前環境法制如何科學、合理，而是著眼于對本土生態環境的破壞和問題癥結，引法批判，用法疾呼。在嚴峻的生態環境背景下，環境法的教育應保持一定的張力與活力，強力支持本土生態環境的嚴格治理，將教育的重心置身于環境問題的如何法制防范上。愛護與憂思本土生態環境，應廣開言路，暢通環境法律知識的傳播渠道，積極培育環境法治的氛圍，針對典型環境侵害事件和重點生態破壞領域，大膽揭露環境違法、犯罪行為，警示震懾潛在違法人。同時，教育者還可以通過傳統媒介和新媒體，就當地環境質量狀況、污染違法事實及應負法律責任，真實、客觀地向社會披露，增強環境治理的憂患意識。

3．本土環境法律文化自覺是環境法教育的必要目標。人類在發展中逐漸意識到了自身行為對環境的影響，并對該影響加以控制或避免。人類的這種自省、自覺對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認識程度及個人利益的緣故，并非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有自覺的環境保護意識和行為戒律。環境法的教育應是使人們養成對環境生態的內心敬畏，引導本土環境法制意識與行動的自覺形成。為此，在環境法的教育中，如何觸動受教育者的心靈，加快其環境意識自覺是教育者應思考的命題。

三環境法教育本土化的方向思考

1．本土傳統環境習慣法思想的弘揚與教學利用。本土傳統文化源于本土生活實踐，扎根于本地，有廣泛的民眾信同基礎，應合理挖掘利用。對生態環境的尊重和保護戒律，在我國的許多民族傳統習慣法中均有出現。西藏甘加思柔、仁青部落法規定，“搬遷牧場，重新落帳，經各戶協商，都要統一行動，不允許早搬或者遲搬。部落每年遷居六次……。”貴州苗族“議榔”的部分款約規定，“存壞意，放火燒山嶺，亂砍伐山林，地方不能造屋，寨子沒有木料，我們就罰他十二兩銀子。”［在環境法的教育中，教育者可以利用本地的傳統環境習慣法及其背后的優秀環境倫理，由古到今，由遠及近，從當地生活或生產中的傳統環境法制思想入手，分析當前的環境違法心理，指明生態道德立場與環境法制化治理的應有出路，以增強教育的效果。

2．環境法律人才培養目標的區域化協同。環境法律人才的培養，從根本上是服務于本地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環境法律人才的知識與能力結構應與區域環境保護的需要相適應。教育管理者應積極捕捉人才市場的需求變化，定期評估環境法律人才在目標市場的適應性，及時調整環境人才培養方案，從而使環境法教育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為區域環境治理提供高適應性的人才產品。

3．環境法學科研課題的本土化。環境法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應用法學，環境法的課題研究應緊緊圍繞本地環境治理的困境思考法制化治理的應有方向，環境司法者、環境執法者應結合本地環境案件實務，就應改進的法律機制及工作思路進行探索。遺憾的是，目前，環境法學的科研課題還存在著不同程度脫離本地實際需要的情形。環境法的研究應力戒以下五種問題:第一，選題的擬定不著眼于本土生態安全治理中急需破解的問題，而是僅從自己的個人興趣或從未經深入調研所設定的問題領域確定了價值性不高、緊迫性不強的選題;第二，在環境調研上虛功多，高價值、資政性調研報告寥寥無幾;第三，課題的完成習慣于以為結題形式，未能將科研成果有效轉化為環境保護的決策咨詢建議;第四，課題全程在辦公室、資料室、圖書館內進行，未走近環境治理機構、工廠、企業等環境損害的制造部門;第五，課題組成員的結構單一，高校科研人員與環境司法部門、執法機構人員間的聯合不夠，課題人員組成來源的部門化、單一化色彩明顯。

作者：穆伯祥單位：凱里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