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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犯罪，根據2000年《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定義，專指由多人組成的，在一定時期存在的，為了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而一致行動的有組織結構的集團。強調“有組織結構的集團”，可見“有組織犯罪”并非泛指一切“有組織的犯罪”，因為有些共同犯罪也是有組織的，但這種“組織”還不具備狹義“有組織犯罪集團”的結構特征。其社會危害不僅侵害個人安全，同時也不同程度地侵害公共安全（包括社會經濟安全）或者侵害國家安全。

一、有組織犯罪與我國社會發展進程

科學的刑法思想應當建立在對犯罪規律正確認識的基礎上，而對犯罪規律的正確認識，應當建立在對所處的國家、社會發展狀況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如此才能科學地對有組織犯罪并在其預防與打擊等諸問題上有宏觀的、高屋建瓴的認識。

哲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上，始終有兩種思維方式，即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和辨證的思維方式。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產生的結果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抽象普遍性只是低級的認識階段即知性階段。而辨證的思維方式所達到的結果就是具體的普遍性，這是高級的認識階段即理性階段。

體現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理論運用了具體的普遍性思維方式，達到了具體普遍性的理性認識結果，即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特殊實踐相結合，把社會主義的特殊模式與普遍本質區別開來，把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與具體制度區別開來，正確認識了中國的基本國情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的本質，并將社會主義的本質與特定模式區別開來，把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和具體制度區別開來，并且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中把握社會主義的本質，即不僅生產關系可以作為社會制度的質的區別，生產力也可以作為社會制度的本質的區別，認為馬克思最重視發展生產力，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就需要社會主義階段’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故該理論打破了過去僅僅從體制、分配制度來談社會主義的本質。故在對我國社會及其發展的認識上，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上述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我國社會發展實踐在刑事法學領域對有組織犯罪預防的理念方面至少給我們三點啟示：

1．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特有的犯罪現象我國必然會出現。我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本質是社會主義，其根本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所以其根本制度導致的犯罪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例如，由于土地、生產資料完全歸國有或者主要歸國有而直接產生的犯罪在我國存在。

2．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特有的犯罪現象我國必然會出現。我們也要發展生產力，也要搞市場經濟，也要進行現代化建設，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在社會進程中所出現的犯罪現象我國也必然會出現。例如，發展中國家在社會進程中所經歷的暴力犯罪和財產犯罪兩者的增長，并且財產犯罪的增長超過侵犯人身罪的歷程；又如西方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有組織犯罪的各種具體類型都會在我國社會發展中出現。

3．我國現階段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國還會存在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犯罪現象，這主要是指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出現的一些犯罪，如礦山開發、企業改制、政府征地過程中有組織犯罪集團利用自己控制的公司同政府官員相勾結的犯罪。這樣的犯罪方式是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特有的。

二、有組織犯罪與我國現代化進程

關于“現代化”一詞的含義，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基于階級、政治、歷史、文化、傳統等觀念，迄今還沒有一個無爭議的被廣泛認同的現代化定義，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對現代化概念實質的把握，筆者認為，就目前的認識而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當然，還有一些具體的指標作為考量因素），朝此目標前進的過程，就是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其實還是一個社會發展的過程，國外有學者指出：有組織犯罪看來幾乎是在發達國家才有的現象，有組織的犯罪的發展不僅已與當今時代相適應，而且看來它的發展是對現代社會的當代條件的合乎邏輯的反應。⑴從本文論述的第一個問題的啟示中可知，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特有的犯罪現象在我國也必然會出現，國家統計局在2007年9月18日的發展回顧報告中稱：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躍居第四位，人均國民收入從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4年翻了近一番。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是中等收入國家并不等于中等發達國家，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離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⑵這個定位是恰當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是全國的平均數，而中國東西部發展極不平衡，西部貧困地區，可能遠遠低于此數，而東部沿海地區市場經濟化程度很高，城市化、工業化進程非常快，某些地區的發展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指標。這樣的國情對我們在探討有組織犯罪預防時應當有以下啟示：

1．就時間維度而言，在犯罪發展觀方面要具有超前性，雖然我們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但是發達國家出現的有組織犯罪形態在我國將會提前出現。犯罪對社會發展的伴隨性屬性決定了我國的現代化過程也是一個“犯罪發展”的過程，本文的作者之一在2001年就提出要重視犯罪發展的問題，并指出：20世紀出現的有組織犯罪（organizedcrime）是犯罪發展的第二（類）形態，20世紀末的恐怖主義（terrorism）作為有組織犯罪的極端發展，是犯罪發展的第三（類）形態。⑶即我們在進行刑事政策的總體考量和刑事法改革時應當給予有組織犯罪及恐怖主義犯罪做出充分的關注。

2．就空間維度而言，應當在全球背景下關注有組織犯罪，我國在現代化進程中，要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并且經歷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開放，無論是第二形態的有組織犯罪還是其極端發展的第三形態恐怖主義，從所侵害或者直接侵害的是廣大民眾利益的這個角度來看，世界是一個地球村，經濟全球化，法律在趨同。在此時代背景下，我們對有組織犯罪的關注體現在刑事立法中要充分考慮到我國加入或者簽署的有關有組織犯罪的國際公約的國內法化問題，充分考慮在簽署雙邊司法協助條約、引渡條約中遵循國際法基本原則以便有效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問題。在刑事司法中要充分考慮到國家、地區之間的橫向協作問題。對有組織犯罪的預防應當將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結合在一起加以考慮。

三、有組織犯罪與我國刑事法律改革方略

通過前面對有組織犯罪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一般發展規律及在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發展兩個方面進行預防應具備的基本理念的論述，筆者認為，在前述有組織犯罪預防理念的指導下，我們探討現行的刑事法，對其改革問題也應當從宏觀方略（刑事政策）和微觀方略（刑事法，包括實體法與程序法的修訂）兩個方面來考慮。

（一）宏觀方略

不能僅僅把有組織犯罪看作是一個刑法分論的問題，甚至它也不僅僅是刑法分論以及刑法總論中涉及共同犯罪的刑法問題，否則就將有組織犯罪狹隘化，從而在預防理念方面可能就會出現不周全。犯罪是一種社會現象，最有效的對策存在于社會之中，在有組織犯罪預防問題上，應從以下方面考慮：

1．要從刑事政策角度應對有組織犯罪。什么是刑事政策?筆者之一曾撰文指出：刑事政策是指國家和社會依據犯罪態勢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運用刑罰和諸多處理手段以期有效地實現懲罰和預防犯罪目的的方略。并提出刑事政策的對象包括認識對象（即犯罪態勢，主要是指犯罪狀態、犯罪變化原因和發展取向）和實踐對象（即犯罪行為和犯罪人）；刑事政策的目的具有雙重性（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刑事政策的手段不僅僅是刑罰，還包括行政、經濟、教育等等手段的配合。⑷為什么首先要從刑事政策的角度看待有組織犯罪?理由如下：

（1）由我國有組織犯罪發展過程的特殊性所決定，如前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決定了在社會發展進程中有組織犯罪既有其他國家有組織犯罪所具備的共性，如有組織犯罪的類型、特點、行為方式等等，也存在個性、特殊性，許多到了資本主義發達階段才出現的有組織犯罪形式在我國提前出現以及我國有的有組織犯罪在運行方式上所特有的社會主義的烙印。

（2）法律滯后這一不爭的事實要求我們要以刑事政策為指導，法律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學科，實踐總是走在法律前面，當然我們的立法者要盡量縮小法律和實踐之間的差距，但實踐總是走在法律前面，要與時俱進，還是需要刑事政策來支持。

（3）目前我國刑事政策主要是寬嚴相濟，結合我國的綜合治理來談，我們認為，寬嚴相濟不僅僅是一個刑事政策，更不僅僅是一個刑事司法政策，否則遠遠降低了它的地位。綜合治理的本意是發動全社會和不同部門的力量，采用不同的手段，共同治理違法犯罪現象，原本中央政法委將其定位于一個方針，所謂方針，是具有明確指向性的東西，但是從一切社會現象都是社會賴以存在的各種條件綜合的產物之一角度講，綜合治理也可以在更廣義的意義上來理解，也就是說一切社會上不好的現象都可以做綜合治理。同樣，寬嚴相濟作為春秋以后到秦末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治國的經驗總結，被歷朝歷代統治者作為治國的策略，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公共社會政策。這一政策充滿著辯證法的思維之光，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仍然是治國經驗的智慧結晶。就中國目前的狀況而言，不僅刑法領域，而且民法、經濟法、行政法領域都應該講究寬嚴相濟。比如，在行政法領域，前沿理論就認為過去的行政法理論以及我國的行政法立法剛性色彩過濃，柔性不足，所以主張在行政法中增加柔性條款或者說彈性條款。民商經濟法領域，立法的趨勢是處罰越來越重，而引導、教育、勸說的手段越來越少，換言之，剛性色彩越來越重，法律的嚴厲性愈來愈強，政策上的柔或者說處罰手段上的寬顯得不足。在小國如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生活地域的局限性以及經濟的發達程度決定了剛猛、嚴厲的法律手段是國民所能容忍的，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寬廣，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這種手段很容易激起人們的逆反或者逃避心理，因此，在中國，更應強調綜合治理意義上的寬嚴相濟。故從綜合治理意義上理解寬嚴相濟在有組織犯罪立法、司法層面上的作用能加強政策和法律的互補性。

2．在有組織犯罪的立法、司法方面，應有別于以往傳統犯罪的立法、司法觀，應樹立關系刑法學、關系犯罪學、發展刑法學、發展犯罪學、刑事一體化等思想。如要充分考慮到刑事法同其它部門法、甚至其它學科之間的關系；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犯罪在演變，刑事法網的設立必須與之相適應；要樹立刑事一體化的意識，不要人為地分割刑事政策學、刑法學、刑事訴訟法學、犯罪學、監獄學等學科，應當融會貫通，也只有在此基礎上的立法才能對刑事司法實踐有著良性的互動作用。

（二）微觀方略

在對有組織犯罪的預防中，我們就現行刑事立法的預防功能進行重新審視，要切實發揮刑事立法在有組織犯罪預防方面的作用，至少應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鑒于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修訂工作正在進行，反洗錢法通過僅年余，立即制定有組織犯罪防治法不現實也不可行，故目前應充分考慮《公約》的內容先完成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以及對刑法進一步完善；在適當的時候應當制定統一的有組織犯罪防治法。

2．采用對法律進行局部修訂模式：在刑事實體法中，需考慮如下問題：要考慮單位犯罪同有組織犯罪中的單位問題；考慮有組織犯罪同一般共同犯罪中主犯及首要分子的懲罰問題，在此尤其要界定清楚有組織犯罪中的“組織結構”同有的共同犯罪中也具有的“組織性”的區別，在本文伊始，我們依據《公約》的定義，采取的是狹義的“組織”含義，有組織犯罪中各行為人的刑罰問題，從刑罰的種類到刑期長短，輕輕重重，寬嚴相濟，應當在對有組織犯罪的懲罰中得到體現。

在刑事程序法中，需要考慮如下問題：針對有組織犯罪的管轄、偵查、訊問、審判等程序，有無特殊的、有別于單個人犯罪或者是一般共同犯罪的措施；在證據的合法性問題方面是否應當作出特殊的規定；等等。

3．采用單獨制定有組織犯罪防治法，需要考慮該法的可操作性及同其它法律的銜接問題，應當將實體法和程序法甚至行政刑法規定于其中，包括有組織犯罪防治所涉及到的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專家們以及高校的學者（不限于刑事法學者，還應當包括國際法、民商法學、經濟法學、憲法行政法學等部門法的學者）應當共同就該防治法涉及到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探討，以增強立法與實踐同步性。

最后要說的是，無論是采取哪種方式對現行法律進行改革，都應當注意國家公約或條約的國內法化問題。

注釋:

⑴參見[美]路易絲·謝利著：《犯罪與現代化》，何秉松譯，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09頁。

⑵參見張毅：《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載《團結報》2007年9月22日第2版。

⑶參見儲槐植：《全球背景下的犯罪形態發展與刑事制裁方式的演變》，《美國刑法》第三版代前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1-12頁。

⑷參見儲槐植著：《刑事一體化論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9-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