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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將來的“改革和發展”去解決現在的矛盾，本質上就是回避問題，希望用時間去沖淡不公平、不正義，這是一種黑社會的邏輯，是一種用將來的發展成果對現在的不公正進行“洗白”的錯誤理論。同時這也是違背以人為本的理論，因為為將來的改革和發展犧牲現在的公平正義，是把人當做“改革和發展”的工具對待，人民有要求任何時候都受到“公平正義”的對待的權利。——題記

中國青年報報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說：“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由他擔任課題組負責人的最新醫改研究報告于近日，報告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進行了總體性評價和反思，并提出了醫療改革的新框架。報告指出，當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問題，其消極后果主要表現為，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報告還說，現在醫療衛生體制出現商業化、市場化的傾向是完全錯誤的，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直接用“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完全錯誤”來批評一項改革措施，這是難得的客觀的態度。（《中國青年報》，國務院研究機構：我國醫改工作基本不成功，2005.7.29，）

對于醫改的評價，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專家們的意見當然具有權威性，這個結論也將使我們對醫療體制改革重新定位，確立新的目標和改革方案。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結論還有非常重要的標志性的意義就是：對一項改革措施的推行，我們至少能夠回頭看了。承認“不成功”和“完全錯誤”需要勇氣和膽識，但是又只是實現了實事求是這一最基本的要求，敢于認錯，直面失敗，才能使我們不至于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才能確定新的發展和改革的方向，使改革事業不斷進步。如果“改革沒有不成功的，成績沒有不輝煌的”，那才違背了改革具有探索性、摸著石頭過河的客觀規律，如果是這樣的結論，那一定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

衡量改革成功的標志應當是什么，1992年年初，鄧小平同志指出：“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此，三個“有利于”成為人們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新的時代，“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2.19講話）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相當于同期全球的5.4倍，增長速度高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和諧社會理論告訴我們，總體經濟指標不是衡量一項事業是否成功的唯一標準。是不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同樣應當成為我們衡量各項改革措施是否成功的因素。

“我國改革發展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歷程表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經濟社會發展就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在這個階段，既有因為舉措得當從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平穩進步的成功經驗，也有因為應對失誤從而導致經濟徘徊不前和社會長期動蕩的失敗教訓。”（2.19講話）而當前我國在發展過程中，就應當去反思這些“失誤”和“教訓”。是否成功，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改革是成功了，有些是基本成功、基本不成功、不成功和完全失敗，都應當及時總結，這是避免“應對失誤”的前提和基礎。

據李昌平先生分析，“我國中西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的家庭農業收入在繳納稅費之后的剩余，難以維持農民家庭的簡單再生產；絕大多數的農民工的工資難以維持本人勞動力的再生產。”“中西部農村的原有基礎設施功能退化，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實亡，農村市場蕭條，農村金融萎縮，農民生產生活艱難，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圖景已經成為歷史。”那么，在這些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農村改革是不否算成功了呢？

又如教育改革，雖然按照義務教育法，國家實行九年義務教制，但目前我國的教育投入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低于世界平均5%的水平。國務院早在1993年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就確定在2000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要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盡管2001年這一比例走出長期保持的2.4％左右的低谷，上升到3.19％，但與世界5％的平均水準仍相差甚遠。只能與柬埔寨（2.9%，1996年數字）、尼泊爾（3.1%）等亞洲窮國相提并論。以至于竟荒唐的淪落到比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烏干達還低的水準。成功是相對的，是相對于應當制定和已經制定的目標而言的，相對于我國義務教育的立法目標，我國義務教育的現狀，完全可以判斷為“基本不成功”。

在貧富差距方面，國際上對貧富差距的通用表示法是基尼系數。這個系數越大，表示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中國的基尼系數1991年為0.282，屬于較低水平。到2000年已達0.458，增長幅度較大，目前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這說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到了非正視不可的地步了。除了基尼系數逐年擴大外，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區間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而標志著信息化程度的家庭電腦擁有率，東部最發達地區和西部最不發達地區竟相差幾十倍。也就是說，如果不抓緊解決貧富差距的話，在信息時代這種差距會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擴大。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9頁）兩極分化的程度到底有一個什么樣的標準，如果現在的情況是屬于兩極分化，那么是不是可以說某些方面“改革就算失敗了”呢？

除了上述問題以外，經濟改革方面，是否體現了保護環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政府是否高效廉潔，人民是否民主自由；在司法改革方面，是否實現了公正與效率，等等，都應當去問一問是否成功的問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全面發展。這表明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更加明確地由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所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在哪些地方面有成功的經驗和不成功的教訓都應當認真的反思。否則，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導致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所以不能以穩定為借口打圧不同意見，拒絕監督，掩蓋錯誤。

有一種理論認為，“改革的不斷深化必然涉及利益關系的調整，不同的人、不同的群體在享受改革發展成果方面有所不同是難免的。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根本上要依靠改革和發展；而改革和發展又需要維護穩定。只有維護社會穩定，才能不斷深化改革、加快發展，也才能為解決改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創造有利條件。”（維護穩定促進發展，人民日報，2005年07月28日）這是一個顯然矛盾百出的邏輯，“在享受改革發展成果方面有所不同是難免的”，那要看是什么樣的不同，是不是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否則，這種情況要進行糾正。“依靠改革和發展”去解決現在的矛盾，本質上就是回避問題，希望用時間去沖淡不公平、不正義，這是一種黑社會的邏輯，是一種用將來的發展成果對現在的不公正進行“洗白”的錯誤理論。同時這也是違背以人為本的理論，因為犧牲現在的公平正義為將來的改革和發展，是把人當做“改革和發展”的工具對待，人民有要求任何時候受到“公平正義”的對待的權利。

反思我們的事業是否成功應當通過民主的方式來進行。是非得失的標準是由人來把握的，成功的程序性標準應當是由人民回答滿意不滿意，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使不成功的原因得以發現，問題得以糾正。“民主法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切實落實，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廣泛調動。”（2.19講話）通過改革政治體制，建立健全各種民主制度，才能及時發現錯誤，減少錯誤成本。民主的政治體制的一項重要的內容是允許人民批評政府，讓人民的表達自由權利充分實現。表達自由的重要表現形式包括新聞自由，信訪權利。只有通過表達自由，人民才能把對一項工作是否滿意，他們認為是否成功的結論告訴政府，政府才能及時對不正確的決策、不成功的工作有清醒的認識，才能知道什么是“完全錯誤的”，是“基本不成功”的；只有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用“民主法治”的手段，才能使“不成功”和“錯誤”降低到最低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