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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章戎1劉文麗2作者單位：1云南大學法學院2昆明市五華區(qū)人民法院

德國“哲理法學派”予以的昭示

18世紀下半葉，在德國古典哲學基礎上出現的“哲理法學派”，順應了當時德國社會的需要，它以一種極晦澀艱深的方式表達了對革命和社會改良的迫切需要，其法學極端抽象的表達形式，深刻地揭示了法學中的哲學信念。它以強調思想“自由”，尤其是意志自由，表達著對新興社會的憧憬；它對于以往古典自然法學派所強調的“權利”、“理性”、“公意”、“分權制衡”等“自然理性”已不十分重視，轉而以“意志自由”作為自己理論框架的核心概念，從而展示了至今都無以企及的，關于法學對于哲學理性的詮釋。德意志人最善于從“意識流”的角度去把握恢宏的時代、敘述悠遠的歷史，于是出現了康德、黑格爾那樣的堪稱瑰寶式的人物，之后才會出現，迄今為止奠定了社會主義理論基石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之著，以及他們各自及合著的一系列經典之著。雖然德國哲理法學派也沿用了自然法學的思辯式方式，其研究命題也未完全脫離理性法或應然法的窠臼，但卻因較看重秩序的穩(wěn)健，反對動蕩的革命，因此，該學派在立論根據、理論核心、抽象程度及其邏輯體系等方面，都超越了原有的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學說。由于“意志自由”概念的引入，使“哲理法學派”不僅深化了法律權利即“法權”觀的理論，讓自己贏得了應有的歷史地位，而且，為后人提供了新型的認識社會法律現象的思維體系。以至于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法學的闡釋，無論他們對以往學說的批判還是繼承，都可謂是得益于“哲理法學派”的精髓，都是將德國法哲學的原理和精神運用于認識世界歷史及法律現象極其精彩的成果。只不過他們將自己的研究方式進行了調整，將原來的思維方式進行了顛倒而已；其核心價值觀，卻是大大提高了全世界勞苦大眾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同時賦以了他們應有的普遍人格尊嚴，并寄希望于在同一個天平上讓全人類都能得到一次真正的解放。其中，不僅道出了現代法學對廣大弱勢群體宏大關懷的法律情結，而且也昭示了現代社會“人權觀”文明發(fā)展的階段性成果及其法律價值。對于這種精髓的繼承和發(fā)揚，本應該是中國法學研究的重要使命。中國行為法學的研究，雖然不以意志自由為核心，但確實應以“行為自由”為根基來充實自己的學術領域。雖然法學研究并不應把政治研究作為己任，但卻應以“行為規(guī)范”作為同一尺度付之一世，以避免徒有虛名的，讓人人自危的同時還奢談著所謂“權利論”的高調。如，因南京“彭宇案”引發(fā)的，在中國千百年歷史上早已經解決了的是否應該扶老、攜幼的行為評斷，竟然成了現代中國人全民糾結不清的問題！誠如當代德國法哲學家阿圖爾•考夫曼所言：“個人，也包括法，是給定的，同時也是自我創(chuàng)設的，是不可以取消的客觀性和主觀性的合體，既是個性形成過程的‘內容’，也是‘方式’，通過此形成過程，人和法達到其具體的此在形式，而不是該過程的產品?！雹偎?，通過對人的行為及其法律行為的探究，我們應該給定實體（人）之上的法律程序正義，使人與法達到更真實更具體的一致，這應該是中國行為法學研究中必有的題中之意！

美國“經濟分析法學”給出的提示

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利用法學的規(guī)范性理論，對人們的經濟行為進行分析，取得了重大進展。例如，由產權制度引出的激勵機制與人們經濟行為的關系；又如，因產權結構形式對規(guī)范制定的要求，及其資源配置行為的影響，等等。②“產權”本來是地道的法學概念，被經濟學家借用后，不僅讓人們了解了經濟行為的法律性質，而且使“產權”這一法律概念的含義在法學以外的其他領域中得到了極大的拓展。因為，按照西方世界以往的傳統(tǒng)，歐美人常常忽略法律與經濟的內在聯系，他們認為，法律解決的是“公平和正義”問題，是在社會各成員之間，即在各法律主體之間尋找合理正當的“權利和義務”問題，而經濟解決的是社會整體的“效益和利潤”問題，即如何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盡快增加社會財富總量的問題。因此，法學與經濟學的論題基本是不搭界的。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產生的“制度經濟學”，運用制度—結構的分析方法斷言，人類的經濟活動不只是由經濟規(guī)律決定的，同時還是由社會制度決定的，因而必須通過人的行為，研究人類社會的制度變遷史，只有這樣才可找到答案，次而才能合理地闡釋法律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及其趨勢。由此，他們展開了有關人的行為與制度關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J•羅杰斯•康芒斯，他特別強調法律制度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并將法律制度看成是協(xié)調沖突的規(guī)則體系。他不僅承認并且強調發(fā)生在制度內的個人經濟行為，并把這種行為稱為在控制、解放和擴展個人行動方面具有集體行動的性質。然而，經濟體制發(fā)展和運轉的關鍵是政府，政府又是采取集體行動和進行變革的首要力量，因此，他探尋了思想觀念方面的開放，希望能夠得到企業(yè)、勞工和政府的支持，通過制訂一些規(guī)定，找出問題并尋求能為各方接受的解決辦法。由此，他建立了一種把政府作為對抗利益集團的調解人，把政府機構作為沖突利益集團談判場所的“制度理論”。在他的《制度經濟學》中提出了“法制據先于經濟”的觀念，他甚至認為，正是法律和法律制度，促使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fā)展?？得⑺沟乃枷雽σ院蟮摹爸贫冉洕治龇▽W”有著極大的影響，他們都主張，應該通過揭示法律和經濟演進過程的規(guī)律，去幫助人們選擇人與人之間的協(xié)調機制——法律制度。20世紀60、70年代，美國法學家運用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及其價值觀念，來分析和評價各種現行的法律制度及其社會功用，致使“經濟分析法學”在美國異軍突起。此學派認為，僅僅注意資源對經濟行為的約束是不夠的，還要密切關注社會制度及其法律制度的因素，社會法律制度的約束已然成了分析經濟行為和經濟關系的焦點。因為，一切現代社會的經濟行為都是在一定的法律制度制約下進行的。例如，在應用產權制度的許多重要經濟領域、在對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分析、對國外土地制度安排的分析等大量經濟活動及研究中，美國學者發(fā)現，由于所有的法律制度在運作和履行中都會給行為者帶來收益或成本，因此，完全可以用經濟學的“效益原則”來描繪和解析法學及其法律制度，甚至闡析法院的判例。由此也產生了一門新興的學科——法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學科，這一學科在美國大學各法學院成為了一門頗受歡迎的課程。另外，美國大多數聯邦法院的官員也都接受了法和經濟學的正規(guī)短期培訓，后來精英輩出。《法律之經濟分析》一書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納就是在此類的短期培訓中脫穎而出的一個典型人物，①并成為了美國經濟分析法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有人說，卡爾•馬克思應作為經濟分析法學的鼻祖，因為在其《資本論》中關于社會經濟行為的法學式論述比比皆是，以及其所證成的法和經濟學的結論，不僅折服了許多經濟學家，而且使法學家們難于望其項背。雖然歷史的發(fā)展未必像自然科學那樣，讓《資本論》在100多年的社會現實中得到一一驗證，但是，它卻一直接受著歷史的檢驗。其中的核心價值體系在160多年的全球發(fā)展史的檢驗中，大部分得到了應證。難道現今我們力圖尋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以《資本論》為代表的經典理論中的價值觀有著本質區(qū)別嗎？20世紀20年代西方社會的經濟危機，與21世紀初期的這場由美元引發(fā)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難道不能說明問題嗎？總之，就當代國外法學流派而言，新自然法學派重提法與道德的關系，從而升華了人類理智，錘煉了對人類終極關懷的問題；新分析法學派以法律規(guī)范及法制結構的研究為出發(fā)點，對法律的邏輯形式和規(guī)范手段進行了更新的，甚至量化的分析處理，增強了人們對法律規(guī)范外在結構的了解，強化了社會的守法意識和司法觀念；社會法學派從法的社會實效著眼，努力闡釋法或法律在現代生活中從靜態(tài)到動態(tài)的運作及其形式，增進了由立法到“活法”的兌現；②經濟分析法學站在經濟發(fā)展與法律效益的角度，利用經濟學的術語、實證性的手段，揭示了法律的又一價值要素——效益（效率），從而給古老的法學注入了新的時代基因；法人類學的研究，則提示人們從更廣闊更宏觀的角度去考察和認識法和法律的起源、本質及其形態(tài)；總之，各種法學流派，均在不失自己的特定領域中為法律的社會價值取向作出了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