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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成人教育的不同認知

英國學者克羅普雷指出：“在貧窮的、遼闊或人口稀少的地區與國家，學員地理位置上的分散可能意味著與參加學習相關聯的‘代價’（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包括時間損失、家庭的分離等等）可能非常高。如果這些得不到較高的補償（或者是物質的、或者是精神的），就很難激發參加成人教育的積極性。”約翰斯頓和里弗拉發現，居住在中等城市里、經濟收入較豐富、社會地位較高的成人公民中有85％的人“至少知道一處成人能夠接受指導的地方，而相同數量的居住在小城鎮或農村地區、社會經濟地位低下的人中只有19％的人知道這種信息”。英國學者克羅普雷指出：“在貧窮的、遼闊或人口稀少的地區與國家，學員地理位置上的分散可能意味著與參加學習相關聯的‘代價’（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包括時間損失、家庭的分離等等）可能非常高。如果這些得不到較高的補償（或者是物質的、或者是精神的），就很難激發參加成人教育的積極性。據筆者問卷分析發現，在比較發達的城市，90％以上的精英階層認為，接受教育是時代的必然，有的人甚至把成人教育的作用成為“時代的命脈”，而85％的中間階層、弱勢階層也非常重視教育、再教育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在發達或比較發達地區，新科技的傳播、發展速度較快，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擴充了對職業技能的更新要求，技術上的變革改變著傳統的行業或增加了新的職業，因而要求大規模訓練或再訓練；那些不適應變革的職工由于體制或是自身的原因成為了失業或半失業者，成為社會的弱勢階層，他們對社會變革的感觸更深，對自身知識水平不足以及對教育的重要性更有很深刻的認識。而在欠發達地區，各個階層由于對教育的作用認識不足，即沒有意識到或者感受到教育對自身生活改變的重大作用，從客觀的角度上來講，由于周圍缺乏提供比較有針對性的成人教育培訓機構，或是由于成人培訓機構經費困難、距離遙遠，尤其是不發達地區有大約3/5的人處于弱勢階層，因此不堪經濟負擔、不能補償時間和家庭分離造成的困難，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每天都為生活奔波，即使有再學習的想法，也很少有學習時間和精力，即使有的人有閑暇時間，也用在玩樂、休息上，從整體而言成人進行學習的氛圍不濃。因而在對接受再教育的意識這方面，這些地區的精英階層、中間階層、弱勢階層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但盡管不發達地區，尤其是農村由于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使他們職業的代際繼承性比較強，但是他們都很尊重有知識的人，認為讀書“有出息”，因此，他們把自己上學的愿望寄托在自己孩子身上，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有“出息”。

二、對成人教育內容的不同選擇

受教育越多，就越想受教育，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均發現有這種傾向。許多人研究了先前所受學校教育對成人參加教育活動的影響，約翰斯通被認為是最有權威的。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只接受過小學教育的人，每年參加的比例為6％，完全接受中學教育的人參加者為2％，在大學學習過的人參加者為36％。本格森也指出：“盡管成人教育存在開放的潛力，但對成人教育所作的研究始終顯示出一種‘精華效用’——一部分已有最高水平的第一次教育的人參加成人教育的比例數偏高。雖然工人經常組成最大的單一團體參加成人教育活動，但他們仍然不是主要代表。即使在有意識地采取開放傾向的國家也是如此。”日本學者持田榮一等人認為，一般學歷水平越高的成人學習的積極性越高，學習的內容也越深，并且掌握著“基礎學習”和自學的方法，因而原有較高的學歷程度是成人教育、終身學習的有利條件。同時，成人原有的不同的教育水平還影響著社會各階層選擇接受成人教育動力、方向及其內容。1980年，成人教育專家戈夫南蒂（Governanti）專門利用.P.S——教育參與量表對參與社區學院學習的成人學習者做出調查，其結果還表明了如下一種趨向：教育程度較高者，較傾向于“知識興趣”和“社會接觸”方面的學習，而教育程度較低者則較傾向于為了滿足“職業進展”、“教育補救”和“外界期望”。當然，這其中也不排除一部分受教育水平由于缺乏與當前生活發展相適應的專業技能，選擇一些專業性較強的教育內容，而一部分教育程度不高者但滿足現狀或擁有較高的物質生活水平學習及較廣泛的交際圈子而學習閑暇或者人際關系等相關的內容。對于受教育較少的男子來講，他們一般很早就開始了自己的事業，并不需要在大學待4年至8年，就工作的滿意程度、報酬、責任而言，他們在三十幾歲便達到了高峰。他們參加成人教育活動的相對于白領階層來講，除了數量有限之外，而且其原因往往是適應性的，即往往是在失去了某種工作之后而不是在做某種工作之前參加學習。在弱勢階層中間，教育“只是兒童的事”的觀念非常盛行。

三、對成人教育有不同的評價

與不同的經濟地位相關的價值觀、態度和經驗導致不同的教育情境。在相當一部分成人教育研究者看來，成人卷入教育活動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與不同經濟地位相關的價值觀、態度和經驗有關。從馬斯洛的理論中，米勒提出了一種假設，認為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成人，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在于獲取和工作有關的基本技能；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成人，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則在于滿足個人的成就感和自我實現的需求。約翰斯頓和里弗拉通過一系列調查研究企圖證實這一點。他們認為，社會階層不同的人對學習、教育有著完全不同的認識與評價。社會階層低的人不僅認為接受高等教育沒有意義，而且他們對于教育的估價也完全根據接受教育后能否得到實實實在在的好處。他們覺得僅僅為了獲得知識而學習是毫無價值的……這些人完全意識到良好的教育能夠使他們獲得就業機會，找到穩定的工作，但在他們看來，學習并非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實際上對于典型的社會經濟地位地下的人來說“，學習”與“消遣娛樂”毫無關系，其涵義正好相反。按照約翰斯頓和里弗拉的“一家之言”，一定的價值觀決定著一定的教育態度，進而影響著一個人的教育成就。筆者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即社會階層越高的人對知識的認可性越高。但是，與此同時，筆者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即作為精英階層的私營企業主，由于他們特殊的成功背景，使他們對接受教育的觀點相對于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要分情況而定。他們有的是憑借自身的知識取得的成功，這部分同上述分析比較一致，但是，私營企業主來源十分復雜，他們有很多連小學都沒有畢業，憑借自身吃苦、耐勞，再加上頭腦靈活，能夠抓住機遇，才躋身成為社會——經濟精英。因此，他們看不起有文化的人，對接受教育，再教育不屑一顧。這種思想與上述分析的社會低階層的思想有很大的雷同。但是，盡管如此，他們卻在潛意識里對文化抱有一定的崇拜，因為他們喜歡與有文化的人來往，同時，他們很多人喜歡通過給自己的生活、工作環境設置一些書籍等文化用品，借以向外人顯示自己的文化品味；雖然自身沒有文化，感覺知識沒多大作用，但是根據筆者的調查顯示，95％以上的私營企業主階層都希望自己的后代有文化，并不惜代價的供自己的孩子學習，這說明在潛意識里，他們對知識、對教育有著較高的認同感。

四、對成人教育有不同的需求

筆者在訪談問卷中發現，很多情況下，年齡、性別的差異對會導致成人對成人教育產生的觀念。同時，米勒認為，參與學習的動機傾向，也跟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有關，年輕人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傾向于保障經濟安排之考量，而年長者參與學習活動的動機，則較傾向于自我實現之需求。就年齡來講，越年輕的成人，由于不服輸的心理狀態、充沛的精力，再加上他們的職業生涯剛剛起步，懷有對自身現狀的不滿，強烈要求通過各種方式，來提升自身的素質以及社會地位，實現自身的價值，在其中，教育無疑是促進他們發展的重要的一個手段，同時，迅速發生變化的職業要求，也迫使他們需要不斷充電，獲得與本職業相關的資格證明。這個年齡階段的成人，絕大部分處于中間階層或弱勢階層，因此，教育主要被當作是實現他們各自目標的方式，實現向上流動的一個重要途徑，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內容大多是專業技術性較強或是證明自己知識水平的學歷教育；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工作經驗的積累、人生閱歷的豐富，最重要的是固定社會地位的獲得，大部分超過四十歲的成人的進取心日益消退，因此，他們有的放棄了再學習的機會和想法，有的轉向了以休閑、娛樂為目的的學習活動，來消磨時光或是娛樂身心，一般來講，三大階層都顯示了這一特點。但是，比較特殊是精英階層中的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這主要是因為作為掌握一個國家重要組織資源的管理者，除了必須擁有豐富的生活、工作經驗之外，還必須擁有過硬的政治素養和知識水平等綜合素質，因此雖然現在越來越要求干部隊伍的年輕化、知識化，但是就目前我國的國情來講，國家和生活管理者階層的年齡大都在四、五十歲以上，尤其是作為國家一級的領導人員。在這一階段，尤其是他們需要努力學習、發揮能力的時刻，因此定期或不定期的接受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他們的教育取向除了進行相關的管理等知識之外，還包括黨的政治思想理論學習以及黨的大政領導方針。除了年齡差異之外，性別的差異也對成人教育產生了不同的需求，由此也導致了成人教育不同的發展內容與方向。無論弱勢階層、中間階層還是精英階層，男性從三十歲開始都被認為是事業剛剛起步的時期，對未來躊躇滿志，而這個年齡階段對女性來講，她們大多已經結婚生子，其生活重心已然放在家庭。為了維持現狀，除了因為單位統一組織或強制進行的資格認證學習、考試或提高其專業要求之外，她們很少積極主動的學習與職業相關的知識、技能，至少在短時間是不可能的，即使主動接受教育，也是學習育兒、保健、烹飪等與家庭生活比較相關的知識，除了沒有空閑時間的問題外，她們從大都認為自己的年齡已經大了，已經不適合學習了。亨德里克森報告說，已婚年輕婦女對成人教育的興趣主要在家庭裝潢、改善人格、事故的緊急處理、心理學、理解兒童、恰當地使用收入和新鄰居相處上。根據貝莉的調查，年齡在35歲以下的母親有四分之三的人說，兒童的撫養問題會大大影響她們參加成人教育活動。參加成人教育的年輕母親說，她們參加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接觸新人，逃避乏味的日常家務……筆者在訪談問卷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處于這一年齡階段的婦女，即使在定期或不定期的參加由自己單位所組織各種形式、各種目的的培訓學習活動，他們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平常參加過學習，或正在學習。由此可以看出她們從潛意識里就對接受再教育的意識淡薄，或者是根本沒有從思想上加以重視，只是盲目的聽從統一的安排，并安于現狀。當然，很大一部分白領階層的女性，尤其是發達地區的這部分女性，他們除了更加注重生活質量之外，由于高素質決定了她們的獨立意識較強，即便是結婚生子，她們還是能夠很好的處理家庭與工作的關系，能夠保持工作的積極狀態，并不斷接受各種培訓，爭取與男性獲得相同發展的機會，實現她們向上流動愿望。

五、接受成人教育的不同目的

約翰斯頓和里弗拉在對23950名參加教育活動的成人學生進行調查后指出，職業階層較低者參與教育活動的主要目的在于學習應付日常所必需的技能，而“當一個人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之后，學習的目的便不在于適應基本的生活，而通常轉向較無生活壓力的事情，如閑暇教育的充實等”。精英階層掌握著三大資源的絕對優勢權，相對于中間階層和弱勢階層，他們更多的是追求生活的質量，這種質量包括工作的質量與休閑娛樂的質量。精英階層作為國家和社會、企業的領導階層，時刻把握時展的方向，具備作為一名管理者所必需的素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他們接受教育的目標是不斷學習現代化的管理理念與經營理念，這也是他們身上所背負的責任決定的；同時，他們更希望學習比較有品味的休閑娛樂方式以及消費方式，以排解壓力，放松心情。對中間階層來講，他們往往具有不斷開拓的進取心和事業心，敢于干大事業，求大發展，他們往往通過勤奮的工作來實現收入的安全感、地位的優越感和權力的滿足感。他們由于受現代化管理知道的約束和熏陶，再加上內心也有渴望名望與成功的需要，促使他們刻苦的工作，而且抓住一切有利于提高職業素質的培訓機會，不斷充實與提高自己，以期長遠的發展。在我國，受“讀書才有出路”的固有觀念影響及直接的經濟利益驅動，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教育的重要性，大批參加工作的人也加入到受教育的行列中來。由于中外交流合作機會的增多，外企對中方雇員的教育要求一般都承襲了在母國的要求，因此對外語、計算機、公共關系等方面的要求也擴大了他們對相關內容培訓的需求。與傳統社會的工人與農民相比，當代的中國中間階層具有較強的現代公民意識和較少的臣民意識，再加上他們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學術水平和較高的素質，因此他們對現代民主和法制的理解比較深刻、全面，反對專制與不平等，希望通過平等競爭來實現各自的向上流動，因此他們也認識到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法制教育，通過學習法律，利用所學知識保護自身的權益也是他們在社會流動非常頻繁的今天確立自己地位的一種很重要的手段。產業工人，城市的無業、失業、半失業者、農民階層等處于弱勢階層的原因，有的是因為初級教育水平太低，或是由于自身擁有的與職業相關的知識水平的落伍等（當然不排除其中先賦因素的作用，這是對于農民階層來講，他們所處的農村的環境決定了他們大部分人終生被束縛在土地上，勞苦工作，付出大于收獲）。因此，他們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提高就業能力，學習與職業技能密切相關的知識技能，這種目標直接是與滿足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相聯系的，是與經濟直接掛鉤的。對他們而言，學習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休閑、娛樂等學習目的、學習內容來講，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