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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資源配置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同時,我國的各種教育也獲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正如我國經濟發展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區差異一樣,我國的教育發展水平也出現了發展不均衡的現象。王善邁等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我國教育經費的區域性差異確實呈上升趨勢。[1]王蓉的研究發現小學和初中的教育經費支出上的不平等主要是由省內差異引起的,而非省際差異。[2]蔣鳴和對于地區性不平等的成因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公共財政分配的差異是導致教育投資不均的主要原因。[3]單純地研究教育發展的區域不均衡問題,而脫離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地區差異,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本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利用基尼(Gini)系數的方法來研究我國省際之間教育發展水平究竟有多大,教育發展與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聯系如何等問題,并從宏觀經濟角度來探討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與效率。基尼系數是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設計的判斷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基尼系數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那么基尼系數也越大。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本文將運用這一方法來研究其它經濟指標和教育指標。在現有的文獻中,這些指標的基尼系數還沒有一致的劃分以反映平均或差異的程度,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不同變量的基尼系數的大小來說明相對差異性。例如,可以比較人均GDP的基尼系數和人均教育經費的基尼系數來反映教育投入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

二、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1.人均GDP的差異

使用《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我國近年來人均GDP的差異越來越大。[4]從1996年到2001年,人均GDP差異的基尼系數由0.268上升到0•338。如果按照聯合國有關人均收入的平均程度標準,基尼系數在0.3以下表示比較平均,我國人均GDP差異的基尼系數從1997年開始超過了0.3。這顯示出我國人均GDP的區域分布已經不屬于平均的范疇,值得引起人們關注。2000年,人均GDP指標反映出以下幾個特點(見表2):第一,省際之間的極差很大。全國最高的上海市人均GDP為34547元,而全國最低的貴州省僅為2662元,兩者之間相差12倍。第二,人均GDP的地區分布差別明顯。在人均GDP最高的10個省中,除了黑龍江省外,都屬于東部沿海省份;而在人均GDP最低的10個省中,除了廣西外,都屬于中西部地區。第三,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速度比中西部更快。2000年東部12個沿海省份人均GDP增長速度平均為9•8%,而同期19個內陸省份人均GDP增長速度平均為9.3%。另外,從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數據看,情況也是如此。

2.人均收入的差異

2000年,各地區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具有兩個特點:第一,省際之間很平均,基尼系數僅為0.140(見表2)。最高的上海市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為11718元,而最低的山西省為4724元,兩者之間相差僅1.48倍。第二,地區分布差異明顯。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最高的10個省份中,東部沿海省份占了8個,其中前5位全部是東部沿海省份。2000年,各地區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具有兩個特點:第一,省際之間比較平均,基尼系數為0•217。最高的上海市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為5597元,而最低的西藏為1331元,兩者之間相差3.2倍。第二,地區分布差異明顯。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最高的10個省份全部都是東部沿海省份(海南和廣西除外)。2000年,城鄉居民收入表現出三個特點:第一,各省內都存在明顯的城鄉差別,即所有的省份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都高于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第二,東部沿海地區的城鄉差別相對較小。在城鄉差別最小的10個省份中,東部沿海地區占了8個。其中,江蘇省的城鄉居民收入的差別不到1倍(0.89倍)。第三,一些東部沿海省份的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接近甚至超過了某些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例如,上海市的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超過了山西省等15個省份的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這一現象值得關注。

3.人均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差異

2000年,我國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的省際差異很大,基尼系數高達0.431(見表2)。人均地方財政收入最高的上海市達到2900元,而最低的四川省僅為105元,二者相差27倍。在人均地方財政收入最高的10個省份中,除了重慶市以外,其余的全部為東部沿海省份。2000年,我國人均財政支出的省際差異也較大,基尼系數為0.321。人均財政支出最高的上海市達到3635元,而最低的四川省僅為225元,二者相差15倍。在人均財政支出最高的10個省份中,沿海省份和內陸省份各占一半。

三、我國城市化發展狀況

1.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緩慢

城市化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的歷史過程,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以及城市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城市化不僅表現為城市的數量增長和城市人口規模的增長,還表現為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上升。對城市化的測試,國際上通行的方法是用城市化水平(LevelofUrbanization),即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與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我國城市化水平偏低,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為47%,發達國家平均城市化水平為75%,發展中國家為37%,我國只有30.9%。我國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業化水平和人均GNP增長的幅度,根據有關專家統計計算,提出了以下數據:在城市化水平達到30%左右時,工業勞動人口的比重指數和城市人口比重指數的比例關系是:發達國家為2∶3,發展國家為1∶3,我國只有1∶0.8。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比例推算,1990年中國城市化水平應當達到43%。這就說明,中國城市化滯后工業化約15%—17%。[5]

2.地區差異明顯

從1978年到2000年,中國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67個,建制鎮由2173個增加到20312個。市鎮總人口由1.7億增加到4.56億,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由17.9%提高到36.1%。在667個城市中,東部地區占300個(45%),中部地區占247個(37%),西部地區占120個(18%)。目前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省際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215(見表2)。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達到88.3%,最低的是西藏,為18.9%,兩者相差3.7倍。排在前2位的是上海和北京,其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天津也接近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排在4至8位的分別是廣東、遼寧、黑龍江、吉林和浙江,其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排在9至14位的分別是內蒙古、福建、江蘇、湖北、海南和山東,其城市化水平已經超過了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以上14個省份中,有10個屬于東部地區,4個屬于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1個也沒有。

3.城市化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是相互促進的

城市化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大量統計資料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水平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從靜態上分析,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時候,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均占有GDP的量就越大。或者說,凡是人均GDP高的國家,一般城市化水平也比較高。根據歷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和《世界發展指數,2001》的數據計算,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的關系與上述結論完全吻合。從動態上分析,英國、美國、日本、法國等發達國家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與人均GDP的增長基本上是同步的。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化水平也呈現出很強的正相關關系。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2000年我國31個省份人均GDP與城市化水平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0.91。此外,城市化水平與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相關系數為0.89,說明城市化水平與各省份的經濟和財政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我國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發展速度也慢。要想加快經濟發展,發揮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就需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見表3)。

三、我國教育發展狀況

1.我國教育發展的變化

從預算內教育經費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比重看,政府的作用在減輕。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經費總投入增長迅速,從1991年的732億元上升到2000年的3849億元,增長了4.3倍。但是,預算內教育經費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比重下降了,從1991年的62.8%下降到1998的53.1%。盡管1999年和2000年這一比重又回升到54.2%,但是仍然明顯低于90年代初的水平。另一方面,學雜費占教育經費總投入的比重卻持續上揚,從1991年的4.4%上升到2000年的15.5%,也就是說,私人對教育的投入比重越來越大了。從師生比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教育投入中起的作用減輕了。從1991年到2000年,我國初中師生比不斷上升,1991年這一比例為1∶15.7,到了2000年這一比例變為1∶19;小學師生比從1991年1∶22上升到1997年的1∶24.2。不過,這一比例從1998年開始逐漸下降,2000年這一比例變為1∶22.2。其中的一個原因不是教師數量的快速增長,而是因為小學在校生的數量下降。

2.我國教育發展狀況的地區差異

2000年,我國人均教育經費投入的地區差異較為明顯,基尼系數為0.314。人均教育經費投入最多的北京為1397元,最少的是貴州,為123元,二者相差10.4倍。排在前10位的省份中有8個屬于東部沿海地區,前6位是經濟發達的省市: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廣東和江蘇。義務教育經費的地區差異也是如此。2000年,我國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投入地區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3。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投入最多的上海,達到3715元,而最少的是貴州,為418元,二者相差7.9倍。2000年,我國初中生均教育經費投入地區差異的基尼系數為0.29。初中生均教育經費投入最多的上海,達到4414元,而最少的貴州為648元,二者相差5.8倍。

四、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與宏觀經濟環境的關系

1.教育發展水平取決于經濟發展狀況

各省份的人均教育經費與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的相關系數為0•94,與人均GDP的相關系數為0.87,而且人均地方財政收入與人均GDP的相關系數為0.95。這說明各省份的教育發展水平取決于地方經濟和財政發展狀況。另外,從表2中可以看出,按照地區之間差異的基尼系數大小,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人均地方財政收入、人均GDP和人均財政支出,接下來的便是人均教育經費、小學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和初中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由此可見,經濟和財政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大于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教育體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國財政體制的分權化,使得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中的作用變得更大。特別是在義務教育方面,我國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義務教育事業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使得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直接引起了教育發展的不平衡。

2.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

對于公平的含義有不同的解釋。在經濟學里可以將迄今出現的公平理論分成四種:即古典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平均主義和羅爾斯主義。這四種公平的定義都不能直接用來解釋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在教育界,有關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性,至今沒有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定義。胡鞍鋼等認為,社會公平要把握三個基本原則:機會平等、社會救助和公共發展。[6]本文認同這一觀點,即機會平等是最基本的公平要求。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性應該放在國家資源配置的公平性的大框架中來研究。從生產要素角度講,經濟發展的好壞取決于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力。各地區經濟發展所處的地理環境和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資源。既然是國家資源,就應該對各地區一視同仁。由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地理條件方面處于優勢地位,因此東部地區的經濟水平不僅程度高,而且發展速度快。因為自然資源無法移動,所以這些條件對各地區的不公平性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那么,為了保證國家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可以采取以下兩種措施:讓資本流動或讓自由勞動力流動。從資本流動角度講,應該進行適當的省際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由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地理位置、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優惠政策等諸多方面都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經濟發展的地區差距還會持續甚至進一步擴大。經濟客觀條件的差異使得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機會不平等,因此,進行財政轉移支付是必須的。事實上,我國一直在進行省際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從表2中可以看出,人均財政支出的基尼系數為0.321,而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31,也就是說人均財政支出的差異明顯小于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的差異。另外,人均教育經費的基尼系數為0.3,這說明教育經費的地區差異仍比較大,需要進一步加大教育經費的轉移力度。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財政轉移支付過大有可能造成“鞭打快牛”的不良結果。正如姚洋所言,在一個尊重個人選擇的市場經濟中,對平等的追求導致社會財富的萎縮,最終將損害我們對平等的追求。[7]因此,在討論國家資源配置(包括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性時,我們不能接受平均主義,否則會導致無效性。從勞動力自由流動角度看,減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限制和取消城鎮與農村戶口的差別可以促進國家資源配置的公平。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法制的不斷完善,每個公民在選擇生活和工作的地點方面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勞動力由中西部地區流動到東部沿海地區,也應該平等地享受當地教育資源。有很多跡象表明,我國正逐步減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城市新增勞動力的子女的入學狀況也逐步改善。如果在這方面的力度再大一些,我國教育發展的不均衡狀況就會得到緩解和改變。

3.教育資源配置的效率

許多學者認為公平和效率是一對矛盾。比如,為了優化資源配置,我國近年來對中小學學校進行布局調整,取消了很多教學點,合并了一些學校。但是,盲目和超前地進行布局調整可能會對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性造成傷害,使得邊遠地區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成本增加甚至輟學。本文認為,在教育資源配置方面帕累托(Pareto)改進是可以實現的,即在不減少公平性的前提下提高效率。這就要求,學校的布局調整等教育改革措施應該與經濟發展狀況和城市化水平相協調。從宏觀角度看,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有以下兩方面措施:為了提高生產要素的市場效率,應該為勞動力的流動創造條件。勞動力資源由西部向東部遷移,既可以減少省際之間的經濟差異,也能提高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和規模效應帶來的效率。應該加快西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因為人口的集中有利于促進學校的布局調整,提高教育資源使用的效率。因此,加快城市化步伐,既有利于經濟發展,又有利于提高教育資源使用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