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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工作是來源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保護性社會制度安排，是其社會安全閥制度的組成部分。中國社會在現代化的進程也需要引入這種安全閥機制，但我們在引入其理論、方法的同時，必須注意到中西社會的差異，積極探索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道路。中國社工本土化的過程就是在立足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的基礎上，把來自國外的社工理論、方法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有機結合起來，使之能夠有效地服務中國的社會的過程。農村社會工作是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切入點和突破口，也是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化發展的主要路徑依賴。

[關鍵詞]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農民協會合作社

一、中國社會工作需要本土化的社工理論

社會工作就其本質來講，是歐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社會轉型初期，為應對一系列的社會新問題而構建的一種保護性的制度安排，是社會“安全閥”機制的組成部分。基督教社會中的慈善事業歷史悠久，社會工作就源于社會慈善工作。作為一種正式的社會制度安排，社會工作萌芽于18世紀后期，發展于19世紀，成熟于20世紀初期。這段時間正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從農村社會轉向城市社會、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的時期，在這一個多世紀中，社會工作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其工作內容從早期的以救濟（Saving）為主，轉變為以救濟、解困（Helping）和發展（Developing）為其工作內容的龐大體系，并逐步完成了其制度化、組織化、專業化的建設。

同歐美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是現代化的后來者，對中國來說“現代化”不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而是在政府主導下的一個人為社會變遷過程。現代化的先行者們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完成的社會變遷，后來者必須在短時間就要完成。短時期內的社會劇烈變遷，會帶來許多的社會問題，為應對這些問題，我們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引入社會工作的理念、教學和研究，并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中，中國開始嘗試著建構自己的社會工作制度。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復制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過程，而是一個既有現代化的普世性，又有自己特殊性的一個過程，在尊重現代化普世性原則的同時，必須把這些原則與中國本土資源有機的結合起來，中國的現代化才是可能的，對社會工作來說也是如此。發展于社會轉型時期、成熟于社會轉型完成時期的西方社會工作，因為其社會中已經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社區，其社會工作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引入西方社會工作比較早的中國港、臺地區，因其社會形態也以城市為主，因此，這些地區比較好地解決了由東西方社會差異而帶來的本土化問題。對中國大陸地區來說，問題要復雜的多，中國大陸既有高度現代化的地區，在這些地區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某些“后現代”的現象，也有初步現代化的地區，還有幾乎是完全被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的地區。在這種社會形態共時多元、遠未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社會中，我們的社會工作必定會與發達國家的社會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無論是在理論、方法、技術和組織上應該有自己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特色，這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工作在發展過程中，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實現中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的問題。

本土化的過程就是將源于國外的社會工作專業理論對引入中國社會需求的一個適應過程。引進外來的社會工作理論是中國社會工作專業專業化發展的道路之一，要想真正徹底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必須在引進外來社會工作理論的同時，發展出本土的自生理論。對于不同的國家來說，發展本土理論才是解決本國問題的根本所在。本土理論對于本國的社會有著天然的適應性，而且是深入社會問題核心的唯一途徑。本土理論的來源應包括幾個部分，一是歷史文化傳統，二是現實社會基礎。一個國家現實社會的發展結果是其歷史發展過程與橫向的全球性社會發展交合的結果。同樣的道理，其所面對的社會問題也是歷史與現實的結果。所以，社會工作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專業調節機制，就必須在吸收外國先進理論的同時，發展屬于本國的本土社會工作專業理論與方法。

所謂本土化就是在立足中國社會發展現實的基礎上，把來自國外的社工理論、方法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有機結合起來，使這種結合后的社工理論、方法能夠有效地服務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港、臺地區，因為開辦社會工作教育比較早，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社工理論、方法的本土化過程，無疑，中國大陸在其本土社會工作的專業服務發展、社工專業化、社工教育及培訓等都還需要相當長的歷程。

中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首先體現在社會工作服務對象的本土化——其服務對象應該是占我國人口大部分的農村人口,這是社會工作服務于社會弱勢群體這一性質所決定的。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第二個方面，是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的本土化，這是與第一方面緊密聯系的。有了工作對象的本土化，我們就要在借鑒西方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的前提下，發展出適應中國社會需要的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第三個方面是社會工作組織的本土化，西方國家在社會工作的發展過程中，因為有社會自我發展的空間和強大的物質支持，出現了既與“第一部門”（政府）、“第二部門”（企業）相聯系，又相對獨立的社會“第三部門”，這種第三部門（NGO）是社會工作的主要載體。中國在政治設置與經濟發展水平上與西方發達國家都有很大的差別，中國的社會工作組織也應該有自己不同與西方的特色。

二，中國農村發展需要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工作

我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所選擇的是“一國兩策、城鄉分治”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道路，這使得中國社會成為一個典型的二元社會。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村經濟有了較快的增長，基本上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并有部分地區的農民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改革沒有涉及到農業集體化時期所設置體制性障礙——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也沒有自己的組織。經濟上沒有市場中介組織合作社，分散的小農既無法對抗市場中的其他有組織的社會力量，政治上沒有充分實現農民的自治或沒有成立農民自己的利益集團，也無法抗拒來自政治權威的超經濟剝奪。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增加了農業技術性要素的供給，但同時弱化了社會性要素的供給，改造傳統農業所需要的普及初等教育、人人能夠享有的基本醫療保健等比改革前有所后退，同時，政府也沒有能夠提供一個公平的、秩序良好的市場環境，黃宗智所言的過密化的現象在廣大的中西部地區依然存在。近年來，農民的收入雖有緩慢增長，但統計表明，農民收入的增長主要來源于勞務收入的增長，務農收入的占農民收入的比重正逐步降低。由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和城市的產業結構的升級，城市的失業、下崗人數大量增加，農民進城務工、經商更加困難，許多城市出臺了對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的種種歧視性規定。進城的農民由于體制性原因而不能成為市民，婦女、老人、孩子要繼續留在農村，使得農村出現了“空殼化”趨勢。除此之外，農村干群矛盾激化、治安狀況惡化、土地拋荒嚴重、水土流失、生態惡化、基層政府負債過多等等，在全國范圍內都一定程度地存在著，正是面對這種狀況才有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吶喊。

在改革開放以后，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不僅要承擔自然的風險，還要承擔市場的風險，因為同市場上的那些有組織的力量相比，農民是分散的，市場的風險大多會被轉嫁到分散的農民頭上，即使是在最近一輪糧食價格上中，農民的受益也是有限的。到2001年，全國農村總人口為9.938億人，農村勞動力為4.823億人，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約為75.0%，毫無疑問，中國的社會工作無論是從自身專業發展的要求來看，還是從推進農村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都要高度關注農民這個最大弱勢群體。但實際情況是，在中國開展的社會工作教育中，對農村社會工作的研究和實際參與幾乎是一個空白，在2003年12月在天津召開的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第四屆年會上，在全部提交的一百多篇論文里，只有四篇是有關農村社會工作的。

中國農村作為一種巨大的社會存在，應該是社會工作的主要領域。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首要選擇，就是把社會工作理論研究、方法創新和組織形式創新面向中國的廣大農村。那么，中國社會工作該如何介入農村、農業、服務農民呢？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作者200年7、8月間，利用回鄉的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進行了一項簡單的農村調查，該調查意在了解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合作社或農民協會在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探討社會工作者介入農業合作社或農民協會的發育與成長的途徑。調查表涉及兩個主要問題，即“農民如何購買農業生產資料”和“農民如何銷售自己的農產品”。在購買農資和銷售農產品的方式上設計了“個體”和“集體”兩個指標，“集體”是指農業合作社、各種專業協會或村委會。調查的三省9縣19個村的34戶農民。樣本由當地的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隨機抽取，要求每個學生調查三-五戶。因學生大多來自江蘇省，故調查農戶也多是在江蘇。樣本農戶來自江蘇的邳州、贛榆、通州、邗江、啟東、太倉、淮安等七縣市，另有來自山東沂南縣、湖南洞口縣的樣本農戶各2戶。34個樣本農戶共有133人，擁有耕地100.4畝，戶均人口3.9人，戶均土地3.24畝，人均耕地0.83畝。在34個樣本戶中，共有47人兼業或外出打工，戶均1.5人，其中有7戶無人兼業或打工，這7戶農民是邳州的一戶、淮安的兩戶、湖南洞口縣的兩戶、山東沂南縣的兩戶，如果除出這7戶，其余的樣本農戶戶均1.95人兼業或外出打工。由于樣本農戶大多來自江蘇，而江蘇是一個人多地少、耕地嚴重不足的省份，所以樣本農戶的戶均耕地面積和人均耕地面積都小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調查表的第一個調查項目是“農民如何購買農業生產資料”，農業生產資料包括種子、化肥、農藥、農膜、大型農具、小型農具、技術服務、其他農資等8個指標，購買方式分為“個體”和“集體”兩種方式，購買的市場分為“自己制造（不用購買）、村里、鎮里、縣城、市里。調查表的第二個調查項目是“農民如何銷售自己的農產品”，農產品包括糧食（主要的三種）、畜禽產品（主要的三種）、果品、蔬菜、手工藝品或手工業品、其他農產品等，銷售方式也分“個體”和“集體”兩種，銷售市場分為“自己家里（上門收購）、村里、鎮里、縣城、市里。從對調查的統計可以看出，農民購買農用生產資料和銷售農產品主要是在鎮里、村里，分別占24.26%和23.53%,其次是在縣城和市里，兩個指標放在一起統計的是19.12%，不用購買，由自己制作的農用生產資料占9.55%，主要是“種子”和“技術服務”兩個指標。在農產品銷售方面，在自己家里，等人來收購的占33.48%，在集鎮上銷售的占20.53%，在縣城和市里銷售的占11.16%。由于人均耕地很少，農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農民生產的農產品除自己消費外，所剩無幾，多余的部分就等小販上門收購,這是耕地少的農戶銷售農產品的最主要形式，耕地多的農戶或專業農戶多是把農產品買到集鎮或城里。在銷售和購買方式上，34戶樣本中有8戶有“集體”購買或銷售的指標，共為23個指標，其中邗江縣的兩個被調查農戶，因為在城鎮有穩定的工作，農資的購買或農產品的銷售多是委托村委會代為辦理，這兩戶共有12個“集體”購買或銷售指標，其余的6戶農家共有11個“集體”購買或銷售指標。除此8戶外，其余的26個樣本農戶，無論是購買農資或是銷售農產品，都是個體行為。在問卷中還有“被訪者對訪談問題有什么樣的主觀感受？”這樣的開放式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不知道如何購買化肥、農藥，看別買什么，自己就買什么，或者問銷售者。

2，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偏高，質量差，擔心上當受騙。

3，基本上沒有“技術服務”，有也流于形式，耕地少的農戶就根據經驗選種。

4，農村現在沒有什么“集體”，凡事都靠農民自己。

5，蘇北地區人情消費是農民的一項重要負擔，教育和醫療費用也很高，無升大學希望的學生多輟學打工。

現代化的農業應該是市場化的農業，產品主要是為市場而生產，農用生產資料也應該從市場獲得。如果建立了與市場的廣泛的、經常性的聯系，分散的農戶通過組織起來的方式進入市場，這種農業生產方式就是社會化的大生產，這樣的農戶就是“大農”。反之，就是“小農”。從統計數據上看，對于現代化農業所要求的“技術服務”、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種子”生產，有相當部分農家卻是無處獲得“技術服務”和“自己制造”（憑經驗選種），對化肥、農藥等農資的使用，多數農家是靠經驗、隨大溜或是詢問銷售者該購買什么、如何使用等。這說明無論是從“技術”上來講，還是從“組織”上來講，被調查農戶的農業現代化的程度還比較低。

三、農村社會工作對推進農村現代化的作用：來自日、韓、臺三地的經驗

分散的農戶難以抗衡較大的自然災害，經不起市場風浪的沖擊，缺乏與市場廣泛聯系的中間環節，因此極需要各種社會化的中介服務——各種農業合作社或農民協會正好可以大顯身手。它在農產品的加工、運銷和農用生產資料的采購，推廣農業科技、開展農業教育及組織生產協作等諸多領域都可以有所作為。合作社作為農民自己的合作組織，可以在市場交易中代表農民進行談判。從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省的農村現代化的經驗來看，社會中介機構的介入是農村現代化必不可少的要素。農民合作社作為農民同政府及社會之間的互動中介，可以用組織化的手段改善農民在交易中的談判地位，減少各種力量過分剝奪農民的可能，增強了農民的自我保護能力。作為一種有組織的力量，農民合作社（或農民協會）在政治上可以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言人，改變農民總是由別人代言的這種狀況。從世界各地的經驗來看，對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農民合作社或農民協會能夠利用有組織的力量，在城鄉交換中增強農民的談判地位、讓農民參與分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成果。

日本“農協”就是比較成功的例子。日本戰后的農業協同組合(農協)是農民自愿結合的組織，分為基層農協、農協聯合會及農協中央會三大層次。按其業務對象和經營范圍不同又可分為綜合農協和專業農協。綜合農協以本地區的農家為服務對象，業務包括所有農業部類，且經營范圍很廣，不僅包括購銷，信貸，保險，農產品加工、存儲、農村工業、技術指導、農業信息，還包括生活服務，醫療衛生等。日本農戶的絕大部分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都是通過農協銷售和購買的，甚至農民的部分生活用品也是通過農協經營的商業渠道購買的。隨著日本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日本農民人數在下降的同時，兼業化程度不斷提高。20世紀末的統計表明，在日本農戶中，專業農戶只占總農戶的15%，兼業農戶占85%，其中以農業收入為主、以非農收入為輔的第一兼業農戶，占總農戶的18.8%，以非農業收入為主、以農業收入為輔的第二兼業農戶占總農戶的61.1%。日本農協提供的各種服務為以兼業為主的日本農民的現代化提供可能，日本農協的“營農指導員”不僅提供農業技術服務，還向農民傳播、傳授現代的文明生活方式，是現代文明的在農村的主要傳播者。在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后，農協適應農業專業化、機械化和市場化的需要，在組織機構、農產品流通形式、副業范圍等方面不斷調整，不失時機地發揮自身優勢，依循政府的農業政策，采取一系列相應的措施促進了日本農業的發展，為振興日本經濟、改善農民生活做出了重大貢獻。日本農協既改善了農民的交易地位，又減輕了市町(鄉)政府的行政負擔，承擔了農村主要的經濟功能。

國民黨政權在退守臺灣后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完成了，同時也對日本統治時期的農會進行了改造，使之成為農民自己的組織，也成為農民與市場聯系的中間橋梁，農業技術的改善、推廣、水利建設、農業教育、金融服務等都由農會負責。后臺灣的“農會是一個重要的機構，其重要性僅次于鄉公所”。在臺灣鄉村社會結構中，農會、鄉公所與國民黨的基層組織構成一個相互制約的三元權力結構。農會既是農民與技術之間的橋梁，也是農民與市場之間的橋梁。由于農民收入的提高，農村的教育和公共衛生事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基本上實現了梁漱溟把“科學技術”和“團體組織”引入農村，實現農村的現代化。

同日本和我國臺灣省一樣，韓國在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后也進行了成功的，使韓國農業得到了恢復，1950-1961年間，稻谷產量年遞增5.1%，韓國糧食自給率達到85%。20世紀60年代，韓國啟動了以“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韓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同一時期，政府忽視了農業的發展，糧食和供應加工業的農產原料嚴重不足，在60年代，政府收購農民的大米和小麥的價格只有市場價格的75%。同城市相比，韓國的農村在20世紀60年代，農民收入低，生活艱苦，居住簡陋。城鄉收入的巨大差距，吸引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面對城鄉之間巨大的發展差距，韓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初把農村開發列為國家發展戰略，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新村運動”。

為推進“新村運動”，韓國1972年成立了專門的研究院實施新村教育。通過培養新村運動的指導員，成立社區新村學校，對農民進行教育，以“勤勉、自助、合作”為“新村運動”的宗旨，以“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為“新村運動”的目標。研究院于1990年改名為“韓國新村運動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教育內容側重精神訓練，對象不分職業、年齡，從國會議員、內閣部長、到社會各界領袖與新村運動指導員、骨干農民一起，參加內容、形式都相同的培訓。全體學員都集體住宿，穿統一的制服，有統一的紀律和統一的行動。每天早上6點鐘起床，唱國歌，做操，跑步。收到了直觀、生動、互相教育、相互啟發、互相鼓勵的效果。“新村運動”的實質就是振奮國民精神，提高國民素質，培養國民的上進心，沖破貧窮與灰心喪氣的過去，積極投身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質量為目的的社會改革和經濟開發運動。“新村運動”的重點在于“精神啟發”，始終將“勤勉、自助、合作”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加以啟迪，喚醒國民，克服小農固有的懶散、易于滿足的陋習，培養勤儉節約、自主自助、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的良好社會風尚。韓國“新村運動”的組織者、指導員，甚至基層單位的工作骨干，在運動中身體力行，努力工作，不計報酬，團結合作，自信自強，對“新村運動”的開展及韓國農村現代化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在“新村運動”中，韓國的“農協”作為農民的自發組織，在組織合作社、推廣農業技術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韓國的農村現代化事業是以政府為主導、借助“新村運動”來實現的。政府在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村運動”不僅推進了韓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而且也基本實現了“新社會、新韓國”的戰略目標。

四、農村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經驗——來自鄉村建設運動的啟示

如何實現中國社會工作在服務對象、理論與方法、服務組織等方面的本土化建設呢？在借鑒、學習、交流的同時，我們還可以在中國尋求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精神資源。20世紀30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就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發。鄉村建設運動是一種內容廣泛、意義深遠的社會綜合發展實驗，內容雖然大致包括鄉村自治、鄉村自衛、鄉村教育、農業改良、農村金融、合作組織培育、鄉村衛生事業建設以及風俗改良等方面。實際上，鄉村建設運動也是一場本土化色彩濃厚的中國社會工作探索運動，它能為今天中國社會工作本土化建設提供極為寶貴的本土精神資源。

鄉村建設運動有兩大流派，其一是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山東鄒平的實驗，其二是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的實驗。

梁漱溟認為鄉村建設運動其既是一種是鄉村自救運動，也是一種民族復興運動。只有解決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才有希望，梁漱溟把復興農業，從農業引發工業作為鄉村建設實驗的行動起點。要復興農業，就要把來自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引進農村。“科學”、“民主”與農民之間的橋梁就是梁漱溟在借鑒中國傳統的“鄉約”基礎上，設計的一種農村社會的基層組織“鄉農學校”，“鄉農學校”由四部分人構成：校董會（日常行政管理），校長（監督、訓導），教員（外來者），學生（全體鄉民）。除教員外，鄉農學校的其他成員都是當地的居民。梁漱溟認為它與當時的“鄉村改進會”有些相似，并非是國民教育意義上的學校。這樣的鄉村組織就是“極力啟發鄉村自力為主，極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團體組織，極力讓眾人對團體生活為有力的參加”。梁漱溟認為鄉村問題的解決，主要靠鄉村人自己為主力。我們組織鄉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決問題的主力。但是，單靠鄉村人自己是解決不了鄉村問題的，因為鄉村人對于問題只能直覺的感覺到，而對于問題的來源他不能了解認識。因此“鄉村問題的解決，第一固然要靠鄉村人為主力；第二亦必須靠有知識、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術（這些都是鄉村人所沒有的）的人與他結合起來，方能解決問題。”鄉農學校的教員是一個新知識、新方法的體現者，當地農民通過他與外界建立聯系，來尋求解決當地問題的技術與方法。這個教員是社區外來力量的代表，他來自鄉村建設運動這個大系統，與外界有密切而廣泛的聯系。用今天的眼光來看，他所從事的就是社會工作。

在同一時期的鄉村建設領導人中，對鄉村建設運動寄于如此厚望的，還有“定縣實驗”的領導人晏陽初。晏陽初認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愚、弱、窮、私可以通過教育來克服，要實現“除文盲、做新民”的目標，單讓農民識字是不行的，因此主張實施四大教育：以文藝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陽初及其同仁在深入農村、向農民學習的基礎上提出了“四大教育，連環進行，相輔相成”的主張，“逐步發展的四大教育相輔相成過程，明白說明相互依存的功用，公共衛生協助農民健康而增加生產。農業生產計劃又協助教育的推行，農民親自體驗識字讀書才能有新知識新技術。教育又協助合作社的發展，如何記賬、經營運銷都需要知識技術能力。這充分表現四大教育互相環結、同時進行的重要性。”實際上，定縣實驗并非僅僅是平民教育實驗，而是一項綜合社會發展實驗。

為了把科學技術應用到農民的生產、生活方面，晏陽初提出了“科學簡單化，農民科學化”的主張。“定縣實驗”創造了研究、訓練、表證（示范）、推廣這種四步遞進的方法來普及科學技術，定縣實驗昭示：以訓練做準備，以表證為方法的實施制度，農業科學確實可以深入民間。1972年菲律賓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實施的“農民學人”計劃（TheFarmer-ScholarProgram）可被視為定縣經驗的發揚光大。這一計劃的方法是：每一鄉村選擇4-6人，接受某種技術培訓，受訓后即成為“農民學人”，由“農民學人”傳授5名“表證農民”，然后由“表證農民”訓練“推廣農民”。這種方法既考慮了農民的實際需要，又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把科學技術與農民的生產、生活緊密地結合起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要比我們目前的“科技下鄉”、“科普大蓬車”效果要好得多。

鄒平實驗和定縣實驗都是以農民為對象的，都主張把來自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嫁接到農村，要完成這種嫁接就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在農村社區推行民主自治，讓農民學會自我管理，在經濟上組織各種合作社，使它成為分散的農民同市場聯系的橋梁，同時也是科學技術應用于農業生產的有效載體，在教育方面，提出僅讓農民識字是不夠的，還要有內容更為廣泛的社會教育，要讓農民分享社會進步所帶來的精神成果。在鄉村建設運動中，他們在工作對象、指導理論與實際工作方法、工作組織上有諸多的創新，所涉及的許多內容在今天的農村發展也是仍然要認真面對的。

在新世紀，中國社會的“三農”問題已經處使現有的各項涉農政策，政府農村、農業政策的戰略調整給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在農民自治、農民的教育、農業合作組織的建立或農民協會的培育、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建設以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方面，社會工作的積極、主動的介入也是不可缺少的，這既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國社會工作本身成長的需要。

五，農村社會工作突破口選擇

鑒于中國農村發展和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現狀，中國的農村社會工作在目前可以把以下幾個方面作為突破口：

1，參與新的鄉村建設運動。20世紀上半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綜合發展實驗，鄉村建設運動的領導者、參與者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視為農村社會工作者。鄉村建設運動的很多目標目前尚未實現，在新世紀，新一輪鄉村建設運動正在到來，這一運動也呼喚更多人的參與，社會工作者的參與更為重要。

2，參與政府或社會中間組織對農民的培訓。政府開始注重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社會工作者可以承擔起培訓組織者的角色，同時在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的同時，增加對農民的“組織”培訓，因為現代的科學技術必須經過一定的載體，才能轉化為真正的生產力，這種載體就是“農業生產中各種合作組織或農民社區自治組織”。

3，參與社會中間組織的參與式扶貧開發。各種國內、國際的農村發展援助機構、一些外國政府的援助機構以及一些跨國公司在華開展的公益活動，多是用參與式方法進行各種扶貧開發，社會工作者可以參與其中，為這些扶貧開發提供各種服務，并總結、推廣其成功的經驗。

4，為各種農民協會或專業技術協會提供智力服務。各種農民協會或專業技術協會正在興起，社會工作者可以為這些組織提供培訓、信息、組織、管理等方面的服務，這些組織的成長也需要更多社會工作者的參與。各種農民協會和專業技術協會的成長必然增加對組織、管理人才的需求，這為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就業提供就業機會，也一定會推進中國社會工作的專業化建設。

5，進行廣泛的農村調查。對農村進行系統而科學的調查，既是認知農村不可缺少手段，也是開展農村社會工作的前提。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發展現狀差異很大，廣泛的調查、深入的研究不僅對農村社會工作來說是必須的，也就是國家制定正確的農村政策所不可缺少基本依據。

6，為進城務工的農民提供各種職業或非職業培訓，加快其溶入城市的步伐。進城務工的農民由于受城鄉隔離體制的限制，他們一時難以溶入城市，但對他們進行各種培訓、特別是非職業技術方面的培訓是必須的，這樣的培訓，是為使其成為現代城市社會中合格公民做準備的，也是其下一代脫離農村、成為市民所不可缺少的。就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城市化進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中國農村人口的減少、城市人口的增加將是一個漫長的進程。社會工作者可以在這一進程中發揮自己作用。

7，向社會、政府施加影響，促使政府推行更加有利農村發展的社會政策，呼吁更多的人關注農村的發展、籌集更多資金用于農村發展。社會工作者也是政府政策的影響者，社會工作者可以參與國家有關農村社會政策的制定、修改，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言人。“在價值和利益多元化的現代社會中，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多元利益主體博弈的結果，社會工作機構作為社會中介組織并不參與這種博弈，其對政府政策的影響主要是把現有政策在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反饋給政策的制定者，利用自身的專業優勢幫助政策的制定者或修改者完善政策的“技術”性細節，使之更具有操作性。”社會工作者的呼吁，能引起全社會對農村發展給予更多的廣泛關注，從而籌集更多的資金用于農村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