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學科重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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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交流成為教育學科重建路徑的可能性
羅素曾經指出:“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2]作為文明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交流通過對異域教育資源多種形式的利用,能夠對國內教育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由于教育交流的形式多樣,限于篇幅,本文重點考察以對國外教育學科發展成果的譯介為目的的隱蔽式教育交流的影響。回顧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教育學科的發展歷程,隱蔽式的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夠成為教育學科重建的重要路徑,其可能性取決于如下三個條件:1.國內教育學科的發展陷入困境從1949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國教育學科的發展逐步陷入困境。“”前,受前蘇聯教育理論的影響,我們對近代以來形成的各門教育學科進行改造,只留下了教育學、教育史、教育心理學、各科教學法等少數領域,其他如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比較教育學等被取消。“”爆發后,教育研究更遭滅頂之災,教育學成了“語錄匯編”,外國教育史被視為“毒草”,中國教育史被斥為封建主義的“黑貨”,教育心理學、各科教學法也被取消,“教育學科瀕臨絕境”[3],形同廢墟。但隨著改革開放逐步展開,教育事業得到恢復和發展,教育實踐的變革呼喚理論指導,教育學科的重建勢在必行。2.國外教育學科的蓬勃發展與國內教育學科面臨困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教育學科在國外得到了蓬勃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夸美紐斯、赫爾巴特為代表的傳統“單數”形式的教育學逐步解體,教育哲學、教育史學、教育統計學以及教學論等分支學科產生,教育學“復數化”。二戰以后,社會變革加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出現高度分化與綜合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教育學科繼續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一方面,新的教育理論如結構主義教育理論、終身教育思想、全民教育思想等不斷涌現;另一方面,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教育人類學、教育生態學、教育未來學等邊緣學科、交叉學科等紛紛產生;在教育自身領域,高等教育學、職業教育學、課程論、德育論等相繼獨立。這樣,教育學科“形成為有別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一門獨特的、有50門之多的科學學科群”[4]。3.對外教育交流的大門打開由于政治的原因,1949年后的相當長時間內,我國在對外教育交流領域執行的是“一邊倒”的政策,主要同前蘇聯以及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展交流,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封閉政策。因此,前蘇聯的教育理論對我國教育學科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中蘇交惡以及的爆發,對外教育交流的大門幾乎完全關閉,研究和介紹國外教育學科已不可能,這使得我們對世界教育學科的發展隔膜甚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塵封多年的國門打開,出國留學迅速擴大,多邊及雙邊教育交流頻繁,全方位對外教育交流局面逐步形成,國外教育實踐經驗和教育理論成果得以大量引進國內。在此背景下,研究、介紹國外教育學科的研究成果成為可能。上述三個條件決定了隱蔽式的教育交流能夠成為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我國教育學科重建的重要路徑。
(二)教育交流為教育學科的重建蓄積了豐富的外部思想資源
教育交流成為教育學科重建的路徑,主要是經由譯介國外教育學科的研究成果、提供外部思想資源實現的。要在廢墟上重建教育學科,吸收和借鑒國外的教育學科發展經驗是學者們的共識。20世紀80年代初,在《教育研究》編輯部舉行的“進一步解放思想,繁榮教育科學”的座談會上,學者們紛紛提出:繁榮教育科學首先就要放眼世界,了解國外教育科學研究的成果,“現在世界上有許多新的教育科學體系,發展了許多新的教育學科,如教育經濟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工藝學、教育環境學、學校管理學”,但“我們缺乏對七八十年代世界教育科學理論方面研究成果和發展趨勢的了解”[5],一些新興的教育學科“幾乎還是空白,不要說系統的科學著作,就是有分量的論文也不多見”,因此,“對一些新興教育學科的研究,則要解放思想,敢于引進,善于結合我國的實際加以創造性的研究和應用”[6]。為此,當時主要的教育刊物以及一些教育專著紛紛介紹國外教育學科的發展資料,為國內教育學科的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域外思想資源。此處擬簡略考察20世紀80年代初期———即我國教育學科重建的重要時期———《教育研究》等主要教育刊物研究介紹國外教育學科發展資料的情況,展示教育交流為國內教育學科重建蓄積外部思想資源的狀況。
1.《教育研究》對國外教育學科的研究介紹
《教育研究》是我國教育領域的權威性刊物,由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主辦,創刊于1979年,正當我國當代教育學科重建的關鍵時期。創刊伊始就將開展教育交流、研究國外教育作為宗旨之一。在創刊號的《編者的話》中,編者明確提出:“我們要推動教育科學前進,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并使教育研究本身現代化,就必須打開關閉多年的門窗,流通流通空氣,讓外邊的風吹進來。”在這一宗旨的指導下,該刊發表了不少介紹國外教育學科發展的資料。據初步統計,1979年至1985年,《教育研究》共發表了13篇有關國外教育學科發展的論文,分別介紹了國外教育心理學、教育經濟學、比較教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統計學等學科的研究情況。如1979年第3期,發表了張人杰的《教育科學中的幾個新領域》,文章指出:“國外的教育科學,也已經突破了教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史、各科教材教法以及比較教育這一傳統框架。就我們視野所及,近年來還有教育經濟學、教育工藝學、教育人類學、教育未來學等。即便有些領域,如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由來已久,但近年來已有新的發展,國內除了偶有幾本譯著外,對此幾乎不聞不問。”[7]作者在文中還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國外教育工藝學、教育未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的發展狀況。有學者統計,從1979年到1987年,在《教育研究》所刊發的論文中,涉及到眾多新的教育分支學科,包括: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教育工藝學、教育工程學、教育法學、教育評價學、教育衛生學、教育未來學、比較教育學、學科教育學、教育文化學、教育人類學、教育生態學、教育語言學等[8]。這表明《教育研究》在研究、介紹新的教育學科方面,視野開闊,蓄積了大量的思想資源。
2.其他刊物對國外教育學科的譯介
除了《教育研究》以外,其他的教育刊物尤其是以研究介紹國外教育為宗旨的刊物,也刊發了大量介紹國外教育學科的文章。據筆者對當時的《外國教育》、《外國教育資料》、《外國教育動態》等三種主要研究國外教育的刊物所作的統計,1978年到1985年間,三種刊物共發表了39篇有關國外教育學科發展情況的文章,涉及多個教育學科領域,包括:(1)介紹國外教育社會學的10篇。如:新堀通也著、鐘啟泉譯的《教育社會學的發展》(《外國教育資料》1979年第3期);吳小平的《西方教育社會學的發展概述》(《外國教育動態》1985年第6期)。(2)介紹國外教育經濟學的9篇。如:梁忠義的《西方教育經濟學述評》(《外國教育》1981年第5期)。(3)介紹國外教育哲學的5篇。如:R.D.范斯科特等著、蔡振生譯的《當代西方教育哲學流派》(《外國教育動態》1980年第6期)。(4)介紹國外比較教育學的6篇。如:朱勃的《比較教育學的發展》(《外國教育動態》1981年第4期);吳文侃的《比較教育學和它的研究方法》(《外國教育》1981年第1期)。(5)介紹國外教育工藝學的2篇。如:高列夫譯的《教育工藝學的課題與實踐》(《外國教育》1980年第1期)。(6)介紹國外教育史、教育心理學、教育未來學的各1篇。如:吳小平的《西方教育史學的形成與發展》(《外國教育動態》1984年第2期);劉范等的《國外教育心理學研究的一些問題》(《外國教育》1981年第2期);周南照的《西方“教育未來學”述評》(《外國教育》1983年第4期)。(7)其他介紹國外教育學科的文章4篇。如:托斯頓•胡森著、求實譯的《最近二十五年教育理論概觀》(《外國教育》1980年第4期)。可見,以《教育研究》等教育刊物為陣地,通過研究介紹國外教育學科的研究成果,隱蔽式的教育交流為我國教育學科的重建積蓄了大量的域外思想資源。這些資源在我們缺少對國外教育學科發展的了解而又急需重建我們的教育學科的關鍵時刻,起到了重要作用。這種作用我們可以通過對教育哲學、教育經濟學的文本考察窺見一斑。
二、教育哲學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徑
(一)我國教育哲學的重建
教育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始于西方。1886年,美國教育家布萊克特(A.C.Brackett)將德國教育家羅森克蘭茲(J.K.F.Rosenkcranz)的《教育學的體系》(1848年)譯成英文,易名為《教育哲學》,標志教育哲學誕生。在我國,杜威1919年來華講演后,“教育哲學”一時成為“顯學”,高校普遍開設教育哲學課程;20世紀20年代開始,我國學者編撰自己的教育哲學著作,教育哲學得到初步發展。1949年后,由于全面學習蘇聯教育經驗,我國高校教育哲學課遂告取消。當然,有關教育哲學的探討并未完全放棄,比如,196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學者白恩斯(H.W.Burns)和白勞納(C.J.Branuer)合編、瞿菊農譯的《當代資產階級教育哲學》一書,作為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內部發行”資料。不過,總的來看,在“”結束以前,我國的教育哲學實際上處于停廢狀態。我國當代教育哲學的重建始于70年代末。1978年,教育部修訂高師教育系課程計劃,選修課中列入了教育哲學課程。1979年,在教育部召開的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上,學者們提出了重新開設“教育哲學”的建議。從1980年開始,我國高等師范院校教育系陸續重開教育哲學課。在教材建設方面,1982年,黃濟編著出版的《教育哲學初稿》,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教育哲學著作。此后,更多專著不斷面世,我國教育哲學得到恢復和發展。
(二)教育哲學重建的教育交流路徑透視
1.教育交流對國外教育哲學發展資源的蓄積
由于1949年以后的30年間,我國教育哲學學科基本被取消,對國外教育哲學的發展又缺乏了解,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吸收和借鑒國外教育哲學的研究成果,是恢復和發展教育哲學的有效途徑。為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報刊雜志刊發介紹國外教育哲學的論文,有關國外教育哲學的論著也陸續出版。論文已如上面所介紹,在著作出版方面,如:張煥庭主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杭州大學教育系編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思想流派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陳友松主編《當代西方教育哲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羅伯特•梅遜著、陸有銓譯《當代西方教育理論》(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等。通過論文和專著,隱蔽式的教育交流為教育哲學的重建提供了外部資源,奠定了影響教育哲學重建的堅實基礎。這一點,可以通過對我國教育哲學的文本分析加以證明。
2.國外教育哲學的資料成為我國教育哲學文本寫作的重要內容
檢視我國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教育哲學著作,國外教育哲學的發展歷史無一例外地成為文本寫作的重要內容。(1)黃濟編著的《教育哲學初稿》(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一章“緒論”對教育哲學在國外的產生以及“現代資產階級教育哲學流派”進行了簡介,作者還將喬治•奈勒(GeorgeF.Kneller)的《教育哲學導論》(《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Education》,1967)中的部分內容以《現代西方教育哲學流派簡介》為題收為附錄,介紹了現代西方主要的教育哲學流派。(2)傅統先、張文郁著的《教育哲學》(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導論”對教育哲學在西方產生、發展的歷史作了簡單介紹,第三編以“當代西方教育哲學的新發展”為題,介紹了20世紀50年代后西方教育哲學發展的新趨勢,評介了分析哲學、存在主義等教育哲學流派的基本觀點。
3.國外教育資源為我國教育哲學研究提供了思考的路徑
這一點可以從教育哲學著作注釋中的國外文獻引用情況進行分析:(1)黃濟著《教育哲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全書213處注釋,國外文獻有60處,占28%。外國文獻比例雖然不太高,但作者在文本中對教育職能、人的發展、教育目的、知識與教學、道德與德育、美學和美育等教育哲學基本問題的分析,都立足于評介國外的相關主張之上。(2)傅統先、張文郁著《教育哲學》,全書共有278處注釋,國外資料123處,占44%。另外,在每章后面所列參考書中也包含大量國外教育文獻,如:伯克(CliveBeck)的《教育哲學與理論》,杜威的《價值論》、《教育中的道德原理》,柯爾伯格和梅耶的《發展是教育的目的》,贊科夫的《和教師談話》、《教學與發展》,皮亞杰的《教育科學與兒童心理學》,奧蘇伯爾的《教育心理學》,加涅的《學習的條件》,布魯納的《教育過程》等。注釋或參考文獻大量引用國外教育資料,這表明國外教育資源成為作者思考教育哲學問題的路徑之一。
4.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研究體例受到國外教育哲學研究的啟發
以黃濟編著的《教育哲學初稿》(1982年版)為例,作者通過考察國外教育哲學研究的對象和體系后,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張。
(1)教育哲學研究對象的確立
為了明確教育哲學的研究對象,作者首先考察了國外的四種觀點:第一,德國的泡耳生(Paulsen)、克里克(Krieck)以及美國的巴格萊等認為教育哲學是綜合教育科學的知識而成為一個整體的系統學問;第二,德國的梅瑟耳(Messer)、波德(B.H.Bode)等認為教育哲學是根據價值論來討論教育價值的學問;第三,德賀夫(DeHover)等認為教育哲學是從哲學的觀點論教育,更從教育的觀點論哲學的學問;第四,奈勒認為教育哲學是尋求從總體上去了解教育,并協調各個教育學科的研究成果。作者認為,上述四種觀點分歧很大,共同點是把教育中的根本理論問題當作教育哲學研究的對象。在分析國外教育哲學研究對象的各種觀點后,作者提出,馬克思主義教育哲學,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對教育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從哲學的高度作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討,從中找出一般的規律,作為教育理論和實際的指導[9]。作者的這一結論,當然不是對國外觀點的照搬,但字里行間透露出對域外觀點的不同程度的吸納與借鑒。
(2)教育哲學研究體例的確立
作者首先對國外教育哲學研究的兩種體例進行分析:第一類,以講教育哲學流派為主,講流派時兼講教育中的主要問題;第二類,以講教育中的根本問題為主,講問題時兼述各個教育哲學流派的主張。第二類又分為兩種:一是從哲學的基本問題出發而論及教育;二是從教育的基本問題出發上升到哲學,將教育的本質、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價值、課程與教材、教學法等根本問題,提到哲學高度加以分析,如杜威的《民本主義與教育》就系此類體系。在進行上述考察后,作者明確提出:“我們也主張采用第二種體系,就是從教育的基本問題出發,提到哲學的高度,從方法論上去做一些根本的探討。”[9]為此,作者提出《教育哲學初稿》要討論教育的社會職能、人的發展與教育、教育目的論、知識論和教學、道德論和道德教育、美和美育等基本問題。在此,作者有關教育哲學研究體例的確立無疑受到了國外教育哲學的啟發。對教育哲學的簡單文本分析可以肯定:隱蔽式的教育交流通過引進國外教育哲學的相關資料,在我國當代教育哲學的重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實上,在教育哲學研究領域,國外教育因素的影響是如此強烈,以致有學者批評我國的教育哲學“引進介紹國外的東西多,體現中國特色的研究少”,因此,更“應該立足于我們今天的時代,從現代化建設對人的發展需求出發,以進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為目標,去進行理論的創新和探索”[10]。
三、教育經濟學建立的教育交流路徑
(一)我國教育經濟學的建立
教育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教育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出現。在我國,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國內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教育如何適應并促進經濟建設的要求為教育經濟學的生長準備了適宜的土壤。在此背景下,通過對國外教育經濟學研究成果的譯介,我國的教育經濟學科逐步建立起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國內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共同體逐步形成庫恩(ThomasSammalKuhn)認為: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community)“是由一些學有專長的實際工作者所組成。他們由他們所受教育和訓練中的共同因素結合在一起,他們自認為,也被人認為專門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標,也培養自己的接班人”[11]。共同體是科學知識增長和科學革命的基礎。在我國教育經濟研究領域,20世紀70年代末,全國教育經濟研究會籌備組成立;1980年9月,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召開教育經濟學研究交流會;1984年10月,中國教育學會教育經濟學研究會宣告正式成立,初步搭建了庫恩意義上的共同體,成為教育經濟學建立的重要標志。2.教育經濟學研究專著出版教育經濟學研究專著出版是該學科建立的又一重要標志。1982年,全國教育經濟學研究會籌備組出版我國當代第一本《教育經濟學論文集》。1983年,楊葆火昆等編寫的《教育經濟學概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是我國當代第一本教育經濟學專著。據統計,1980年到1992年,我國學者編撰寫作的教育經濟學專著達30余部[3]。1992年后,又有一批教育經濟學著作陸續出版。主要有:厲以寧著《教育經濟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邱淵著《教育經濟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王善邁主編《教育經濟學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靳希斌編著《教育經濟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范先佐著《教育經濟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等等。共同體形成、專著出版,表明教育經濟學在我國初步建立。回顧我國教育經濟學科的建設之路,教育交流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教育交流對國外教育經濟學資源的蓄積
由于教育經濟學是在國外首先發展起來的,因此,譯介國外教育經濟學成果是建設我國教育經濟學的重要途徑。1978年7月28日,《光明日報》發表《教育經濟學》,率先介紹西方教育經濟學。此后,報刊雜志相繼刊發有關國外教育經濟學的文章,影響較大的如:厲以寧的《技術教育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4期),邱淵的《教育經濟學的形成、發展與現狀》(《教育研究(叢刊)》,1979年12月)。前者所提供的西方教育經濟學研究成果,成為當時國內學者論證教育與經濟關系的重要依據;后者則首次系統地介紹了國外教育經濟學科的發展歷史,提出了我國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體系的初步意見,明確主張“引進國外有關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資料,通過分析,設法掌握其中的基本經驗,并嘗試提出改進研究方法的意見,作為我國教育實踐問題的參考———可能是大有裨益的”[12]。除了論文介紹,翻譯出版西方教育經濟學著作,是譯介國外教育經濟學的又一途徑。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翻譯出版了大量國外教育經濟學著作。重要的如:日本文部省調查局編、梁忠義譯的《日本的經濟發展與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希恩著、鄭伊雍譯的《教育經濟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舒爾茨著、曹延亭譯的《教育的經濟價值》(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E.科恩著、王玉昆等譯的《教育經濟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舒爾茨著、蔣斌等譯的《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和經濟研究的作用》(商務印書館,1990);MartinCarnoy著、閔維方等譯的《教育經濟學國際百科全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等等。通過刊物介紹、譯著出版等方式,隱蔽式的教育交流將國外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引進國內,為教育經濟學的建立蓄積了豐富的外部思想資源,提供了影響教育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可能性。
(三)教育交流對我國教育經濟學建設影響力的文本考察
為分析隱蔽式的教育交流對我國教育經濟學建設的影響,本文以邱淵著《教育經濟學導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為個案進行文本分析。邱淵是國內較早譯介國外教育經濟學的學者,他于1979年發表的《教育經濟學的形成、發展與現狀》,是國內第一篇系統介紹國外教育經濟學的論文。因此,教育交流通過譯介國外教育經濟學研究成果,從而一定程度地影響到他所著的《教育經濟學導論》是可以理解的。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注釋大量引用國外教育經濟學文獻從該書的注釋來看,隱蔽式教育交流的作用明顯。全書共有注釋174處,其中,引用國外教育經濟學的資料96處,其他國外資料30處,國內文獻資料48處,國外教育經濟學的資料占注釋的55%。另外,作者在該書每一章后都列有閱讀參考文獻,這既可以看作是作者向讀者推薦的延伸閱讀書目,也可以看成是影響作者寫作的思考路徑。從所列閱讀參考文獻來看,國內的著作或論文25種,國外的文獻資料56種。可見,國外教育經濟學研究成果對作者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國內文獻。2.國外教育經濟學資料成為著作的重要內容有關國外教育經濟學發展的資料成為該書文本寫作的內容。如:第一章“緒論”,對國外教育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以及主要教育經濟學著作進行述介;作者還將《國外本學科綜述性著作內容大綱選錄》、《教育經濟學的形成、發展及近況》作為該書的“附錄”。3.文本結構受到國外教育經濟學研究的啟發該書共12章,除“緒論”外,分別是:“教育的人力資源和實物資源”、“教育資源的財力條件”、“教育結構的經濟效能(上、下)”、“教育的經濟效力”、“教育的經濟效用”、“教育成效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教育成效的分配和影響”、“教育成效與教育投資的比較”、“教育發展計劃及其編制”。上述主題,主要圍繞教育的資源、教育的效能、教育的效用、教育計劃等展開。這種結構作者是怎樣構思出來的呢?首先應該肯定,作者結合我國社會和教育發展的實際所作的獨立思考,是上述研究結構提出的主要路徑。同時,國外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也起到了重要的啟發作用。證據有二:(1)作者在該書的“附錄”中,列舉了8種國外教育經濟學著作的體例結構,以資比較。這種以附錄形式出現的對國外教育經濟學著作體例的不厭其煩的介紹,除了為讀者提供廣闊的域外視野外,也在不經意間為該書體例的合理性進行無言的辯護。(2)該書的上述結構,在作者1979年發表的《教育經濟學的形成、發展及現狀》一文中已基本確立。此文是國內最早系統介紹國外教育經濟學的文章,作者當時就對國外教育經濟學的研究結構十分關注。他仔細介紹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教育與經濟》的結構、韋錐(J.E.Vaizey)為泛英大百科全書所寫的“教育經濟學”詞條的結構、蘇聯教育界對教育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意見。通過對上述資料的分析,他主張“在目前的研究過程上,不妨就以上的代表性材料,從求大同存小異中,看出目前比較公認的教育經濟學的大致內容”。為此,他提出教育經濟學的研究結構應該包括:教育的經濟條件、教育的經濟效能、教育的經濟成就以及教育計劃[12]。可以清楚地看到,邱淵在《教育經濟學導論》中所采用的結構,同他在論文中的主張如出一轍,其思想淵源不證自明。注釋中大量引用國外教育經濟學資料、文本寫作中嵌入介紹國外教育經濟學的內容、文本的研究結構受啟于國外教育經濟學的體例,這表明,隱蔽式的教育交流對邱淵著《教育經濟學導論》產生了實際的影響。
四、結語
盡管教育學科是一個龐大的學科群,教育交流又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窮盡教育交流影響我國當代教育學科重建的每個環節。但是,通過對隱蔽式的教育交流對我國當代教育哲學、教育經濟學重建的個案考察,依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隱蔽式的教育交流是我國當代教育學科重建的一條重要路徑,沒有對國外教育學科發展成果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介紹,我國的教育學科就不可能在廢墟上得到迅速重建。從這個意義上說,進一步拓展對外教育交流的深度和廣度,全面、及時地跟蹤國外教育學科研究的最新進展,仍將是促進我國教育學科在未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的重要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