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呈現鮮明的不均衡特征。首先，國家高等教育布局重心“偏東”———高等教育規模“東大西小”，高等教育水平“東強西弱”。從我國“三類地區”高等學校分布情況看，東部地區普通本科院校數是西部地區本科院校數的2．4倍，高職院校數是西部地區高職院校數的2．3倍(見表1)。從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看，一般認為，“985”和“211”高校是我國整體水平較高的院校，而學位授權及人才培養能力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的綜合實力。在優質教育資源分布上，東部地區重點高校數超過西部地區的3倍，東部地區本科以上高等教育能力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其中博士培養能力分別是中、西部地區的3倍和6倍，碩士培養能力是中、西部地區的2倍和3倍(見表2)。其次，省際高等教育發展差距懸殊。以高等教育較為發達的京、滬、蘇、魯、鄂與高等教育較為薄弱的西部5省(區)藏、青、寧、新、黔為例。在公立普通高等教育體系中，從高等教育整體規模來看，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其中，普通本科學校數是后者的5．7倍，高職學校數是后者的4．4倍;從教育能力看，前者博士培養能力是后者的189倍，碩士培養能力是后者的20倍，學士培養能力是后者的11倍。單以北京市與西部地區10省(市、區)的高等教育總量相比，雖然北京市在學校數量上大大小于西部地區，但在本科以上層次人才培養能力上，卻超過西部10省(市、區)的總和。其中，北京市博士培養能力是西部地區總量的2．7倍(見表3)。第三，省域高等教育布局整體“向中”。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隨著高教管理體制改革與高等教育布局調整，全國范圍內非省會城市積極興辦普通本科教育，大多數地市州都擁有了至少一所本科院校，此前非省會城市幾乎沒有普通本科教育的格局得到根本性轉變。即便如此，各省(區)省域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向省會中心城市匯聚的態勢、省會城市高等教育“一家獨大”的格局仍未改變(見表4)。大量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資源的多寡，對區域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一般而言，區域高等教育資源越豐富、水平越高，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情況會越好;反之亦然。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格局，客觀上導致了我國區域之間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的不平衡。特別是優質高教資源分布的嚴重不平衡，必然會制約弱勢地區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的動力和能力。
二、地方政府對高等教育預期的功利化影響高等教育與區域的互動發展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社會存在，自產生之日起，就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隨著社會的發展及其對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強，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影響也越來越深刻。這種影響源于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要以及由此引起的大學職能的演進與發展。考察大學的發展歷史，大學職能的演進經歷了從單一的教學職能到教學、科研并立，再到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的一體化。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確立，使高等教育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凸顯。“隨著大學趨于成熟，大學主要表現為育人價值、學術價值和社會服務價值，這似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大學社會服務價值的顯現，使人們對高等教育服務社會、服務區域發展充滿更多的期待。但是，在現實的高等教育實踐中，“大學一直具有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以維持其學術研究和教學自由的歷史傳統，……這種傳統在高等教育領域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勢力，阻礙著大學社會服務職能的發揮。”大學往往會以追求“高深學問”、保持大學學術獨立、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為由，忽視社會服務的職能，以致于在有的大學里會出現任何追求學術之外東西的行為都會受到非議的現象，甚至會受到諸如“功利化”、“世俗化”的批判。可見，高等教育并非在任何時候都能自覺地主動服務社會，它們往往會在育人、學術和服務三者之間猶豫不決。“因此，在高等教育與區域良性互動中，首先需要政府從外部提供推動的力量，幫助大學走出‘象牙塔’。”從地方政府方面看，經濟的增長是地方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標，能夠直接貢獻GDP的項目更容易成為地方政府關注的重點。盡管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經認識到高等教育對區域發展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但現實社會的功利化傾向，使得他們更多關注的是高等教育的現實產出能力，即高等教育能夠現實地為區域發展做什么，更具體地說，是高等教育能夠為區域的經濟發展貢獻什么。在這樣的邏輯下，往往只有少數辦學水平高、科技研發能力強、能夠為區域發展帶來現實和直接貢獻的高校才能得到政府的重視和支持;而那些辦學水平不高、科技研發能力弱、對區域發展貢獻相對較小的高校，則往往被政府所忽視。可是，高等教育發展畢竟有其自身的規律，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不可能像經濟項目投入那樣可以立竿見影。如果地方政府僅僅著眼于短期的經濟效益，不能從長遠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來統籌高等教育與區域的協調發展，忽視對區域高等教育的培育和扶持，必然會制約高等教育服務社會能力的快速提升。在現實中常常可以看到，一方面，政府不斷加大經濟建設投入，而高等教育投入卻嚴重不足，致使高等教育的辦學水平和服務區域發展的能力難以提升;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服務區域發展的能力不強，政府也就更不重視和支持高等教育的發展。如此惡性循環，也就不可能有高等教育與區域發展的良性互動。
三、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高等教育與區域的互動發展
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是高等教育體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一般又分為高校外部管理體制和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兩個層次。前者主要反映政府與高等學校、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教育部與中央各業務部委之間的關系，后者則包括高等學校內部的領導體制、機構設置、崗位職責、內部分配、教師職務評聘以及校部與院系之間的關系等內容。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經過一系列的改革調整，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外部層面看，中央和省級政府兩級管理、以省統籌管理為主的新的管理體制已基本確立;教育部與中央各業務部委管理高等教育的職責已得到明確的劃分;政府正在從對高等學校的直接管理轉變為運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宏觀管理，高等學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也在逐步得到落實。從高等學校內部層面看，各高等學校在繼續堅持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領導體制下，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辦學效益為主要目的機構設置改革，以實現管理重心下移，擴大院、系的管理權限的校、院兩級或校、院、系三級管理體制改革，以及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正在逐步全面實施。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改革促進了高等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但是，應當看到，由于改革還不夠深入，現行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不完善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高等教育與區域的互動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由于政府對高等學校管的過多、統得過死的局面未能從根本上得到扭轉，政府仍然控制著諸如招生計劃、專業設置、重點學科與科研平臺的評選、學位授權、高層次人才崗位的設置與人員遴選、教師高級職務評審等涉及高等學校發展命脈的關鍵要素，而在提供政策指導、信息服務、規劃指導、增加撥款等方面卻作為不力，甚至缺位。這就導致了高等學校獨立法人地位和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的主體地位得不到真正落實，高等學校不能面向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自主、靈活地設置專業和調整招生計劃，也不能與地方實現人才資源的自由流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校自主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二是在現行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下，同一區域內“兩級管理、三級辦學”高等教育格局，為地方政府整合區域高等教育資源、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增加了難度。三是高等教育固有的學術組織與科層組織的雙重屬性，導致了高校內部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對立與矛盾。在已經形成的“校長———副校長———院、系領導(處室領導)———教師(職工)”的管理鏈條中，教師處于這一鏈條的底層，科層化的行政權力在很多方面控制著教師的學術活動。行政權力過大，往往造成教師和學術人員的無奈。這種現象在我國高校，特別是在學術力量相對薄弱的地方高校表現更為突出。然而，教師和學術人員才是真正推動高校與區域互動發展的主力軍，調動教師和學術人員服務區域發展的積極性，必須從根本上提高教師和學術人員的地位和權力。
四、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機制的不健全導致雙方互動乏力
系統論告訴我們，系統的狀態取決于系統內部構成要素的狀態及其相互關系。其中，維持系統各要素之間相互關系的機制對于保障系統有效運轉和維持系統動態平衡具有重要意義。區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其發展狀況同樣取決于系統內部構成要素的狀態及其相互關系。根據美國社會學家亨利•埃茨科威茲和羅伊特•雷德斯多夫提出的“三螺旋理論”，在知識經濟時代，政府、企業和大學是知識經濟社會內部創新制度環境的三大要素，它們以市場需求為紐帶而聯結起來，通過組織的結構性設計、制度性安排等機制，三種力量交互影響，最終形成相互交織螺旋上升的三螺旋關系，以此達到三者資源的共享與信息的充分溝通，進而實現各自效益的最大化。可見，以市場需求為紐帶，建立政府、企業和大學三大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互動合作機制，應當成為推動高等教育與區域發展的重要抓手。但從現實看，由于政府、企業和大學各自的認識不同、職能不同、利益訴求不同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很多區域內政府、企業和大學之間的這種互動合作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具體表現在:一是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合作的平臺和機制沒有建立，導致合作和溝通的渠道不暢。從宏觀方面看，區域內高等教育與地方互動合作的領導體制和相應的協調機構沒有完全建立，指導、管理和服務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的政策、制度比較匱乏。從微觀方面看，高校與地方政府、企業之間的溝通和交流沒有經常化、制度化。他們彼此之間的溝通交流大多是低級別、即時性、淺層次的，少有高校領導與地方政府和企業領導之間的高級別、定期的、深層次的溝通交流，溝通和交流的成果僅具戰術性，缺乏戰略性。因而這種溝通和交流很難使雙方對彼此的需求、發展的愿望形成共識，并得到切實的合作與支持。二是需求的差異以及不能有效滿足導致合作動力不足。在區域發展中，由于主體的職能不同，角色定位不同，政府、企業和高校在區域互動發展中利益訴求也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希望高校為其提供高素質的人才、政策咨詢和科技服務，以促進區域發展;企業則希望高校為其培養創新型人才和提供科技創新成果，以便為其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而高校則希望政府和企業幫助其解決諸如辦學資金、發展空間、產學研合作、師生實習實踐等現實困難，以增強其發展能力。應當說這種不同的利益訴求，是可以通過彼此之間的有效合作、優勢互補得到較好的解決。但是，由于上述互動合作平臺和機制的缺乏，致使彼此之間的利益訴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溝通和滿足，進而導致彼此合作的動力不足。三是現行的高等教育政策導向影響了高等教育服務區域發展的積極性。如在經費撥付上，我國高等教育一直實行的是“基數+專項”的撥款方式，其中“基數”主要是學生規模，“專項”則主要是扶持重點建設的項目，高校社會服務并沒有成為政府對高校撥款的依據。再如，高校的教師本應是高校服務區域發展的主力軍，但事關教師切身利益的職稱評審政策，主要考核的是教師教學和科研成果。教師往往為了自身的利益，去從事那些投入少、見效快的理論研究，而不愿去從事相對費時費力的科技開發和科技服務工作。類似上述這種事關高校和教師“命脈”的高教政策，必然會抑制高校及其教師服務區域發展的積極性。
五、高等教育和區域自身發展的水平決定著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的水平
根據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的理論，高等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事實上，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高等教育與區域之間相互支持、相互促進、互惠雙贏的過程。雙方互動的成效與水平，從根本上說取決于雙方自身發展的能力、水平和相互支持的程度。一方面，區域的發展需要高等教育提供支撐和服務，包括為其提供人才、科技、智力、文化支撐與服務。當然，這種服務必須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適應。也就是說，高等教育提供人才的規模、層次、學科專業結構應當與區域發展的人才需求規模、層次和產業結構相契合;高等教育的科學研究應當緊密結合區域產業發展的需求，能夠推動區域的科技創新、科技進步、成果轉化，進而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等等。如果區域內高等教育發展水平高，服務區域發展的能力強，就能適應并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反之，如果區域內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不高，服務區域發展的能力有限，為區域發展提供的有效供給不足，就會延緩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發展需要區域提供有力支持，包括為其提供教育政策、辦學資金、發展空間、實習實踐場所、產學研合作平臺、人才就業市場等方面的支持。如果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高，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同時也有能力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就會促進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同時也有利于調動高等教育服務區域發展的積極性;反之，如果區域發展水平不高，區域對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同時又缺乏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支持的能力，就會延緩高等教育發展，也不利于調動高等教育服務區域發展的積極性。綜上所述，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是推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要促進高等教育與區域發展的良性互動，就需要消除影響和制約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的障礙因素，調整高等教育布局，更新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理念，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健全高等教育與區域互動發展機制，不斷提高高等教育和區域發展水平。
作者：劉倫釗單位：湖北文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