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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大學生對漢語的感受力

近年來，無論是中小學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人們談?wù)撟疃嗟木褪菍W生語言能力下降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漢語危機。一般來說，這種危機包含著兩個層面的意思:一個是語言的應用技術(shù)的層面，也就是能否精確地運用漢語表情達意，從語法和用詞上是否規(guī)范化。另一種則是更深層次的，就是語言感受的危機了，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的語言危機常常不是因為人們說的話太少，而是太多的話中缺乏真正具有直觀的、直感的、情感的、審美的底蘊”［2］。第一個層次的漢語危機屬于中小學教育的范疇，雖然，現(xiàn)在的大學生也常常深陷于這種危機當中，但相對來說，只要給予足夠的重視，解決起來并不困難。近年來，教育部逐步推行的漢語能力測試的考試，就是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此問題的措施。高等教育所面對的教育對象是已經(jīng)具備較強的語言能力和簡單的人生閱歷的人群。單純的技術(shù)化的語言要求對他們來說，只是細枝末節(jié)的問題。在傳授客觀知識的同時，如何引領(lǐng)他們將所學融入到漢語的語境中，使母語真正成為安身立命的“財富”，而非只備一時之需的“短視”交際手段，這應該是應對高等教育領(lǐng)域的漢語危機所思考的核心命題。因此，相比較而言，第二種層面的危機的解決要復雜而重要得多。約瑟夫•布羅茨基認為:“作為人類語言的最高級形式，詩不僅是表述人類經(jīng)驗的最簡潔的方式，而且它還為任何語言活動尤其是書面語言提供最高標準。”在這個層面上說，詩歌以其獨特的文本形式對于解決更深層次的語言危機來說，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來說，詩歌語言從本質(zhì)上說是一種發(fā)現(xiàn)的語言，一種超越日常用語的語言，“是借助一種能夠發(fā)現(xiàn)未露面者的手段來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的，它是一種認知語言，是一種推翻已得到確認的事物的認知語言。在詩歌的認知作用中，詩歌執(zhí)行著偉大的思想任務(wù)……為‘未露面事物’命名，就是破壞事物的現(xiàn)存名稱;進而言之，就是一種不同的事物秩序?qū)榷ㄊ挛镏刃虻臐B入，亦即是‘一個世界的開端’”［3］。從詩歌語言和日常語言的關(guān)系上來說，富有詩意性的、創(chuàng)造性的概念和語詞是首先從詩歌中萌生的，然后進入到日常生活領(lǐng)域。譬如說，成語“灞橋折柳”，寓意為“送別”。灞橋是古長安城郊區(qū)的一座橋，河邊多柳樹，有唐之時，在此設(shè)驛站，迎來送往成一盛景。“柳”同“留”諧音，在音義上就有了通假的可能，自從《詩經(jīng)•小雅•采薇》中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該詩將柳樹賦予依依惜別之意，隨后此意象在李白、溫庭筠等人的詩中頻頻出現(xiàn)。尤其是李白的《憶秦娥》，“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jié)，咸陽古道音塵絕。

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以詩意的形式將“灞橋折柳”的兩個意象系結(jié)起來。在詩歌中運用多了，影響日廣，逐步為大眾所接受，約定俗成，也就脫離詩歌單獨成詞，走入“尋常百姓家”，成為表征人們送別的常用語，這幾乎成為任何一種語言的基本生成模式。因此說，詩人和詩歌總是以個人化的新銳體驗來引領(lǐng)語言的發(fā)展和充盈語意的豐富，詩歌是任何一種語言發(fā)展和成熟都離不開的報春花。在日常語言的表述中看似尋常的主題，在不同的詩人的筆下則表現(xiàn)出各種鮮活的模樣。比如春天，有李白的“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的怨念(《春思》)，有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涼(《春望》)，有王維的“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的相思(《相思》)，有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的悠然(《春曉》)，等等。正是詩歌不走尋常路的敏銳感覺，在尋常中尋見不尋常的觸動，一步步豐富著語言的表達，以先鋒的姿態(tài)豐碩著人們對感覺的世界上的多樣和深刻。如果把詩歌語言的這種意趣盎然的語言處理過程貫穿到高等教育的語言教育中，勢必會激發(fā)學生的學習興趣，鍛煉他們對語詞細微的感受力，使其思維更加活躍，對語詞的把握和運用也就恰適得多、生動得多。

盡管有著關(guān)于語言功能的“道”與“器”的爭辯，也就是語言究竟是存在本體的還是表述工具的討論。但這并不妨礙傳統(tǒng)漢語文學對語言使用上的近乎苛刻的要求，無論是《易經(jīng)》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還是《文心雕龍》中的“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心”［4］，莫不如此。在詩歌領(lǐng)域，這種苛刻情狀則發(fā)展到極致。以“推敲”的典故家喻戶曉的唐朝詩人賈島在寫出“獨行潭底影，數(shù)息樹邊身”兩句后，于旁邊注釋說，“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同朝詩人盧延讓有詩《苦吟》，其中說“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個字，捻斷數(shù)莖須”。可見在追求詩意心象表述為語詞物象的過程中，詩人用力之深，其中彰顯的是語言的深厚造詣。宋人李清照的那首著名的《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最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該詩開頭的重疊的“十四個字”在看似隨意之中將這首詞的意境和格調(diào)鋪展開來，被譽為“造句新警，絕世奇文”，而且這首詞中的象征、譬喻也是無一不工整，無一不妙筆生花。據(jù)南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記載，宋朝詩人王安石的那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是從“到”、“過”、“入”等十數(shù)字里，經(jīng)過苦心琢磨后選定的。可以說，從對待語言的態(tài)度上說，漢語詩歌樹立了一個永難企及的榜樣。如以此態(tài)度來對待當今的漢語語境，那么，所謂的語言危機將是天方夜譚。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這么評價母語的重要:“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知那最優(yōu)秀的東西，那么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還將是野蠻的。”并且在談到學習德語與哲學之間的關(guān)系時說:“如果哲學一旦學會了說德語，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遠也難于在語言上貌似深奧了。”［5］長期以來，我們將英語的學習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時，相對忽視了母語的訓練，因此，現(xiàn)今的人們備受被標志為“翻譯體”漢語的折磨，漢語固有的架構(gòu)和語詞審美逐步被改造。語言的被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說，是文化被改造和被丟棄的象征。如何讓世界上優(yōu)秀的東西說漢語，而非漢語的被動適應，現(xiàn)在看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對外交流的日益增多，這必然是個重要的命題了。正是詩歌對語言的這種獨特貢獻和認知態(tài)度，決定了當前的高等教育在緩解漢語危機和實現(xiàn)漢語語境下的教育目標過程中，詩歌教育的不可或缺。

二、增益大學生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力

自從攝影、復印機等現(xiàn)代復制技術(shù)誕生以來，一個可以復制的世界在慢慢改變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關(guān)系的處理方式和價值判定。技術(shù)化、模式化和統(tǒng)一化、標準化的生活方式逐漸異化著當代人的生活。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被本質(zhì)主義的抽象化過程搞得枯竭無物，千篇一律，缺乏生命的律動。因為可以復制，而且隨著技術(shù)的發(fā)展，這種復制和粘貼越來越容易的時候，貴族化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原創(chuàng)性的藝術(shù)品就成為泛大眾化的欣賞品，在脫離了具體的時空欣賞場景之后，藝術(shù)品的“原創(chuàng)性”被最大限度地削弱，人人皆可為梵高，失去對高貴的、蘊含著巨大思想和審美力量的藝術(shù)的膜拜，也就意味著人的生命漸趨單調(diào)和淺薄，于是人們開始疏懶于創(chuàng)造性的構(gòu)圖，安逸于純粹接受的快感。讀圖時代的“單一性”思維和拍攝者的視角唯一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受眾的參與。受眾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單純接受者，而非參與者和重構(gòu)者。于是，包括大學生在內(nèi)的眾多接受者就成為閱讀的“奴隸”，一種只能接受無法創(chuàng)造的“奴隸”。當前高等教育的授課模式依然是填鴨式的訓導式知識講授，教師和教材被視為知識的權(quán)威，而學生在很大程度上處在被動接受的位置，這種教學機制很容易培養(yǎng)奴性的學生。學生接受的教育是否合格，取決于根據(jù)教師和教材的知識點來布置的考試，這種考查方法在某種程度上也決定了學生從思維方式到價值觀念上的奴性。德國教育家雅斯貝爾斯說:“偉大的詩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來倫理的預言家。聆聽偉大詩人教誨的人們不僅被他們的作品所打動，而且也將注意力轉(zhuǎn)向了自身，思考起存在的問題來。”［6］在偉大詩篇的照耀下，這種對存在的思考就演變成德國現(xiàn)代大哲海德格爾借荷爾德林的話說，“人要詩意的棲居”，那么，怎么才是詩意?現(xiàn)代詩人王小妮在一次大學課堂上說:“詩意常常待在最沒有詩意的地方，因為真正的詩意必須是新鮮的，是那些還沒有被賦予詩意的，只有偶然被賦予了新鮮的感受之后，它才忽然獲得了詩意。”［7］也就是說，無論是詩歌中的詩意還是生活中的詩意，如果要想獲得，首先需要具有的就是想落天外、不拘格套的非一般的想象力，于無聲處聽驚雷，然后由此而演發(fā)出來的個性的、創(chuàng)造的和獨一無二的行為能力，而不是當前高等教育所培養(yǎng)出的奴性性格，更不是千人一面的“標準化”，離開本土文化刻意和國際接軌的生活。

厚重而悠久的漢語詩歌所營造的生活體驗足以讓大學生在方寸課堂內(nèi)遨游天際了。詩人在處理宇宙經(jīng)驗、人生際遇上的獨具慧眼，讓頗具張力的詩歌在開啟大學生的自主想象力上游刃有余。比如寫戰(zhàn)爭的凄涼，唐人王翰在《涼州曲》里的“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講述的士兵面對殘酷戰(zhàn)爭的放浪形骸，王昌齡的《從軍行》“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顯示的則是豪氣干云，辛棄疾在《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fā)生”中體會的卻是光陰荏苒、功名如土。20世紀40年代中國遠征軍戰(zhàn)敗后逃離野人山，白骨遍于野，天地泣無聲。親歷者、現(xiàn)代詩人穆旦以哲學的深度和情感積郁寫下了如此動人的詩句:“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你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那刻骨的饑餓，那山洪的沖擊，/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如今卻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遺忘。/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nèi)，不再聽聞。/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干而滋生。”(《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從歷史主義的角度，運用時空的反差對比，具體的苦難場景，來描述士兵犧牲的偉然，詩意的想象力所開拓的意境和情感的充沛帶來的感染力，這是任何一種歷史的描述都無法企及的。大學生體會這些從各個角度、不同時空體驗所敘述出來的詩歌中的戰(zhàn)爭意蘊、場面和蕩滌的情感，盡管無法涉足真實的戰(zhàn)爭，但也能夠從具象的場景到抽象的意義，對戰(zhàn)爭有著深刻的觸摸，幻化出繽紛多姿的具象場面。

“詩特別要在觀念或思想中活動，而觀念或思想是精神性的，所以詩要顯出思想的普遍性，就不能達到感性觀照的那種明確性”［8］。對于靠感悟和冥思為追求的漢語詩歌來說，在詩人、詩歌和讀者等三者關(guān)系的處理上，并不追求精英式的知識訓導，而是共同完成。具體表現(xiàn)在漢語詩歌在詩意和語言的處理上對“留白”的運用，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就是評論家蘇汶在評價現(xiàn)代詩人戴望舒的詩時說的，“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象”，詩人的現(xiàn)實描摹和詩性想象同讀者的現(xiàn)實理解和想象力共同融入詩歌文本中，從而煥發(fā)出基于同一詩歌文本的兩種詩歌圖景:作者的詩和讀者的詩，這是漢語詩歌注重留白的意義所在。因為只有將無窮的詩意融匯到有限的詩歌語言架構(gòu)中，才能形成一個“召喚結(jié)構(gòu)”，召喚讀者進入到詩意的境界中，運用自我閱讀經(jīng)驗主動參與、富有創(chuàng)造性地實現(xiàn)對詩歌的理解，那么，每個讀者的心中自然形成一種對作品的想象。比如李商隱的《錦瑟》中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每個讀者讀到此處，都會因心境和人生閱歷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詩歌的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人生詩意表達，對于過于專注知識說明性傳授的高等教育來說，從思維方式上是一個改觀，尤其是對于非中文專業(yè)的理工科學生來說，這種思維程式的變遷將有助于他們想象世界的開拓，以豐富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

三、塑造大學生健康崇高的審美人格

文學家、哲學家王國維在20世紀初的《文學與教育》一文中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zhì)上之利益，而文學家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質(zhì)，二者孰重?且物質(zhì)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在那樣一個“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亂離社會里，經(jīng)歷過洋務(wù)運動洗禮的王國維依然沒有被時代的“唯物”潮流所遮蔽，要求在教育中貫穿文學精神，強調(diào)文學教育的重要。既然談及文學與精神，這里的文學顯然并不是指學科意義上的、狹義的文學，而是泛指文學作品或者文學行為所彰顯出來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應該說，在當今物質(zhì)豐盈至漸趨“唯物質(zhì)利益”為唯一指向的時代，重新體味這段話還是有警醒意義的。這也是蔡元培先生上任北京大學伊始，對北大學生求學宗旨的期望:“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9］求學問而非單一的知識技術(shù)，非物質(zhì)功利而求為精神上的“博雅”之士，這應該是當代高等教育的終極目標。當前的高等教育多為高度專業(yè)化的教育，以傳授知識為核心要義，這些都是服務(wù)于讓受教育者成為社會需要的專業(yè)化人才而設(shè)置的。但實際上，相對于這些單純的知識獲得，能否受教于生活的“智慧”，大學生能否成為一個完善的人，成為在人格修養(yǎng)、道德素質(zhì)、人生理想都較為完備的人，這才是最為重要的。在傳統(tǒng)漢語詩歌中，把詩歌對民眾的教化意義看得尤為重要。《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詩歌成為維護社會秩序，厘定人倫關(guān)系，蕩滌情感的最佳選擇。詩人要想做好詩，希冀能有彪炳千古的詩句流傳后世，則首先必須有崇高的品行、寬闊的胸襟、一般人的修為。清初詩論家葉燮說:“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也。有胸襟，然后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fā)生，隨生即盛。”并因之而評“詩史”杜甫說:“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fā)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吊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引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為基。”(《原詩》)當代詩人北島甚至將詩歌對時代的感召作用和宗教相比，他在一次接受訪談的時候說:“在這個充滿暴力的時代，詩歌可以傳遞另一種信息。帕斯說過，詩歌是除了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種聲音。宗教和革命都充滿暴力，它可以拆除種族文化之間的藩籬。”［11］這種對詩歌在人類精神生命中的看重，一點不亞于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朱光潛先生在寫于多災多難的1932年的《談美》中如此表述對那個糟糕社會的理解:“我堅信中國社會鬧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問題，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壞。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yǎng)性’做起，一定要于飽食暖衣、高官厚祿等等之外，別有較高尚、較純潔的企求。要求人心凈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2］這應該說是朱光潛先生后來著力于寫作《詩論》的重要動力之一。而要想人心凈化或人生美化，無論是贊美詩的宗教化感悟，還是“三吏三別”的悲憫情懷，詩歌的在人類精神塑造中的意義都是非同一般的。在高等教育中貫穿優(yōu)秀詩歌和詩人經(jīng)歷所營構(gòu)的崇高人格和深刻的人生理念，對于當代大學生的人格塑造來說，自然獲益良多。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由應試教育帶來的“高分低能”的缺憾。

當代詩人李琦曾以詩歌的形式表達過詩歌在凈化心靈上的意義。她在《致友人》中說:“要難過/你到秋天的林子里去吧/你會忽然有一種/找到親人的心境//我就是這樣去的/腳踏著落葉是一種閱讀/白樺樹懂事地望著我/每一棵都像愛人//后來我就躺進落葉中/人與自然奇妙的比例/讓我驟然明白/不該那樣難過//就覺得軀體像被吸盤裹住/就覺得漫天皆是音樂/血管愉悅地細縮成葉脈/胸膛里彌漫著山谷的氣息//當我重新出現(xiàn)在人群時/我已有了植物的聰穎和清新/沒有誰知道我已是葉子/人們已來不及關(guān)心別人//你到秋天的林子里去吧/最好在有月亮的晚上/你要聆聽秋天對你說的話/你要懂得感謝。”以詩意的感恩心靈來擺渡心靈的焦躁，在聆聽詩歌賦予的自然慧眼中，尋找豐富了知識卻丟掉了智慧的現(xiàn)代人的靈魂棲息之地。綜上所述，我們發(fā)現(xiàn)，在高等學校重視并開展詩歌教育，對貫徹通識教育的教學目的，遵循通識教育的教學規(guī)律，都有重要的意義。這對于連《大學語文》之類的常識性課程都沒有普及開來的中國高等教育來說，開設(shè)相對專業(yè)的文學教育課程，自然任重而道遠。

作者：陳愛中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